1940年3月，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处理过这样一件违反党纪的案例。有一次，两名知识分子新党员在学校毕业即将出外工作前来找陈云谈话。第一个党员说：“有三件事过去没有向党报告过，今天临走时必须向你说一下。”接着他说了三件事，都不是严重的政治问题，但过去都未填在入党志愿书上。第二个党员也报告了一件他在党内从未说过的事情：某年在某地为了“饭碗”问题加入过国民党，但是既未开过会，也未领过党证。陈云问他为什么入党时和入党后不说，他答复是，说了怕党不接收为党员，怕不准在党的学校读书。他们在讲完过去的隐瞒后，都表示：现在一切话都对党讲了，对党没有一点亏心的事了，痛快了。

    陈云听后，认为他们临走时能把隐瞒的事讲出来，总算向党讲了老实话，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就原谅了他们的幼稚，但同时也批评说，党员对党隐瞒应该向党报告的事情是极端错误的，共产党不允许党员有这样的行为。为使他们认识这个错误，陈云要求他们每人写一份对党的声明。

    这种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方式，既维护了党纪的权威和尊严，又体现了组织的温暖和宽容，使这两名新党员放下了包袱，接受了教训。陈云一贯认为，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1942年10月7日，陈云在延安军事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指出：“共产党是做事业的党，共产党员是做事业的人，做事就不可能没有错误。无论何人，哪怕他再高明，哪怕他很有本领，但还是有犯错误的可能。”1950年6月18日，陈云在全国税务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指出：“只有死了的人和未生出来的人不犯错误，要做事就不会不犯错误。”因此，陈云主张对犯错误的同志要正面、坦诚地批评，不能进行打击。用他形象的话说，就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要减少戴大帽子（多穿衣服）”。

    从以上所举事例可以看出，陈云对犯错误的同志，主要采取严肃认真的批评的方式，目的是使其认识和改正错误，“而不是打落水狗的办法”。陈云正是以这样的博大胸怀关心和爱护干部，珍惜和保护他们的政治生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