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完全一致”。 ［7］（p.191） 在党内意见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陈云以高度负责的精神积极推动和引导全党认清形势、采取有效的办法克服困难，同时强调从思想方法和党内政治生活方面总结教训，教育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实现生动活泼、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在华东、东北小组会上发言说:“我们必须下去调查研究，同时也要注意在干部中间进行调查研究。在干部中间多注意听反面的意见，这是调查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凡是提出一种意见的人，他总是看到了一点东西。即使是错误的意见也不要怕。有错误的意见，可能使正确的意见更加正确。” ［9］ 1962年七千人大会召开期间，毛泽东曾请陈云在大会上讲话，他说没有调查清楚不讲话，成为唯一没有在大会上讲话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此，陈云后来解释说:“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 ［1］（p.1292） 表现出他在党内高层意见分歧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情况下既顾全大局、维护核心，又坚持原则、遵守党纪的无产阶级政治家风范。在他看来，克服经济困难，首先需要端正思想路线，敢于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因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上下通气的必要条件。只有通气，才能团结;只有民主，才能集中”。他说不要把党内高层在七千人大会上认真开展自我批评这件事的作用估计低了，“只要有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一条，坚持真理，改正错误，我们共产党就将无敌于天下。”进而，他又提出:“光靠少数领导干部发现我们工作中的问题、缺点和错误，那是很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扬民主，发动广大群众和干部对我们的工作提意见。只有根据大家的意见，切实改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才能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真正把工作做好。”他还要求把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我们党的老传统，尽快恢复起来。指出:“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人说话有时免不了说错，一点错话不说那是不可能的。在党内不怕有人说错话，就怕大家不说话。有些‘聪明人'，见面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看到了缺点、错误也不提。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的革命事业就不能成功，肯定是要失败的。” ［7］（pp.187～188） 三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内在思想政治原则上出现了长期的分歧和对立，集中表现在党的主要领导人严重背离了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政策。一些阴谋家、野心家有恃无恐，煽动闹派性，组织秘密集团，阴谋篡党夺权，给党的各项事业造成了沉重损失，使党的许多干部、党员和非党人士受到了严重伤害。面对这样一场特殊的党内斗争，身处逆境的陈云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自觉、巧妙地抵制“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
以1962年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为标志，陈云在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原因是他在探索恢复农业问题的道路方法上，大胆建议调整生产关系，发挥农民个体生产的积极性。意见刚一提出，就被扣上“分田单干”的政治大帽子，遭到批评。随后，毛泽东又批给他阅看《波兰农业社会化》和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在不能说服毛泽东接受自己建议的情况下，陈云表示完全同意中央的决定，同时向中央请假养病。毛泽东在否定了陈云的建议后，又从组织原则上肯定了他提出意见的方式方法。指出:“陈云的意见是错误的，但他有组织观念，守纪律，是向中央常委陈述的，没有对外宣传，因此在会上没有点名批判。” ［1］（p.1325） 以后，毛泽东对陈云在“大跃进”中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和才能总是给予肯定。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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