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来西安旅游，当你走出西安火车站的那一刻，首先映入你眼帘的，就是西安城墙。尽管这一段城墙实际上是后来整修时重建的，而且为了站前交通的方便，很长一段城墙的下部被掏空，已和原始城墙的模样相去甚远，但其视觉上的冲击力，依然会让人为之一振。西安古城墙建于明代，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是我国古代城垣建筑中保留至今最完整的一处，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城墙。如今，它被视做十三朝古都西安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和钟楼、大雁塔等齐名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每当我来到西安，看到恢宏、壮观的西安古城墙，都会感到格外的骄傲和自豪。因为，在今天被我们视作瑰宝、引以为傲的西安古城墙，却曾经命运多舛，几次险些被拆除。为了保住它不被拆除毁弃，不知多少人为之付出心血，这其中就有我的外公赵伯平。

    那是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全国各地猛烈地刮起一股“拆墙”之风。首先从北京开始。北京外城城墙从1952年起就被陆续拆除。这时，为修建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中轴线上的标志性建筑中华门也要被拆除。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为保住中华门而据理力争，甚至失声痛哭，结果依然被拆，梁思成还被说成是“老保守”。不止北京，苏州、南京等许多地方也都开始拆！拆！拆！拆墙之风很快也吹到西安。

    对西安城墙的拆墙之议，早在民国时期就有。辛亥革命之后，全国各地兴起了一股拆城热，天津、上海、广州、泉州、九江、杭州等地的城墙，先后被拆除。1927年，民国陕西当局也制定了《市政建设计划》，认为城墙阻碍城市发展和阻滞交通，打算将西安城墙拆除，拆下城砖可供修筑东南西北四条大街道路之需。后因工程浩大、当局财力不济而做罢。

    1953年，中国进入大规模建设的第一年，西安也制定了第一个城市规划。当时担任西安城规划绘制工作的是梁思成的学生周干峙，同他的老师一样主张保护古建筑和城墙。在他的规划中，把西安城墙和护城河作为公园绿地保留下来，期望能在未来形成一条美丽的绿色项链。然而，在当时有着很大话语权的苏联专家却不以为然。他们打算把大量北京、东北、四川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工人迁入西安，给西安带来一次飞跃性的发展。而城墙把老城围了这么一圈，地盘不够大，工业的布局也不好搞，最好是“拆掉城墙，发展更多的道路，解决当时的交通问题”。

    保护派和拆除派争论起来，互不相让，很长时间都没有结果，城市规划也迟迟不能实施。最终还是几个老干部站出来化解了这场危机。他们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有点可笑的理由：城墙可以防原子弹，防冲击波，所以不能拆。但在那时，这个理由极具说服力。因此，规划方案勉强被敲定。

    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仅仅1年后，北京外城的城墙已经被拆得面目前非，全国都开始跟风“拆城”。西安市民也坐不住了，纷纷上城墙扒砖拿去盖房子。这让当时的陕西省省长赵寿山心急如焚。眼见市民扒砖越来越狂热，赶紧将此事上报中央，受到上级领导重视后，扒城的势头才得到抑制。

    然而，风波只是暂时得到平息，更大的危机还在后面。1958年，大跃进的狂热席卷全国，拆墙之风再次刮起。西安城墙面临着最严重的一次被拆的命运。

    当时的西安城墙，业已破败不堪。敌台、箭楼多已沦为废墟，城上满是荒草，垛墙处处倒塌。时值盛夏，常有大雨，有的墙体经雨水浸泡后，城垣垮塌下来成了山坡；天气闷热，护城河中浸泡着垃圾与污水，臭气熏天。以前的防空洞里有的办起了工厂，有的干脆被安装门户成了窑洞式的民居。

    1958年6月中旬，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由市委文教部、文史馆、文化局等多部委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城墙拆除问题。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一种主张拆除，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果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打破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只需要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而“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规定有300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建设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观赏。两派中，拆除的意见占多数。

    限于当时人们对文物古迹的认识，西安民众也大多支持拆掉城墙。建国伊始，人民第一次当家作主，在经历了百年的深重苦难之后，群众心中最大的愿望就是快马加鞭，摆脱落后、贫困的窘境。谁要是在轰轰烈烈的城市建设中，在热火朝天的劳动中去谈古怀旧、登高赏景，不仅不合时宜，几乎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精神奢侈。在这里，我们没有资格、也不应该去苛求和责备当时的人，在一个连温饱都没有解决的国度里，国计民生的现实考虑和文物古迹的长远保护，平衡点在哪里，绝非像现在不愁吃不愁穿的我们想得那么简单。

    1958年9月，西安市委向省委报送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经研究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子。10月，陕西省委开会研究，对西安市委拆除城墙的意见表示“原则同意”。

    当时，我外公赵伯平是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参加会议当天下班后回到家中，他即找来秘书，口述一封信给习仲勋。信中外公力排众议，建议保留西安古城墙。他和习仲勋是老相识，两个人都曾长期在西北工作，关系一向很好。1933年，外公担任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时，习仲勋也在渭北根据地工作的。他们一同参与了策划和领导杨虎城的骑兵团长王泰吉部耀县起义。20多年来，彼此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建立了很深的友谊。习仲勋时任国务院秘书长，从工作关系上说，通过习仲勋向国务院上书反映情况，也理所应当。习仲勋一直是主张保留西安城墙的。1950年，刚刚获得新生的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修理水路，曾经一度打算拆除古城墙。在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集体办公会议讨论时，习仲勋听取了大家的意见，认为仅仅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不但不拆除，还要予以保护。随后，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所以，外公知道，这次他的建议也会得到习仲勋的支持。

    12月25日，西安市人委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之后，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城墙西段外包砖全部被拆走。拆除西安古城墙，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文物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不满。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吴伯纶联合5位同道，联名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后又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我外公也在写信之后又和习仲勋通过电话，交流意见和看法。

    1959年春夏之交，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看到了来自西安的电报，认为赵伯平和五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保留保护西安古城墙意义重大。他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并敦促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相关报告。在习仲勋的支持下，国家正式下发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将西安城墙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举对保留西安古城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西安古城墙安然渡过了最大的一次被拆除的危机。80年代初，马文瑞同志主持省委工作期间，经过全面整修和综合治理，西安城墙面目一新，现在已成为全国唯一保存完整的古城堡旅游景点。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来自国家层面的保护意见，西安城墙的命运，也将像中国三大古城墙中的另外两座——北京和南京的古城墙那样，要不了几年，就不复存在了。外公当时是陕西省委第二书记、陕西省常务副省长，在西安古城墙面临存废的历史时刻，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说话，对历史负责。在这个敏感而又关键的时间点上，外公的建议、吴伯纶等五位专家的电报及习仲勋的大力支持，对西安古城墙最终得到保留，共同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当时日益左倾的政治空气下，在大多数省、市领导都同意拆除的情况下，为什么外公能够力排众议，上书国务院提出与众相反的意见呢。这不是偶然的。除了敢于逆水行舟的政治勇气，更与他的出身和学养，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