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乡党”说起

    陕西人称同乡为“乡党”，起源于西周的封建宗法制度。乡党与“乡友”、“老乡”是同意词，但比“乡友”、“老乡”涵义更为深刻。陕西人出门也互称 “乡党友”，“老乡党”。“乡友”、“老乡”可能是从“乡党友”、“老乡党”滑音而来。这里所说的“老”，并不是年龄大，而表示感情深或交情深。

    大家都知道陕西地上的每一片瓦渣都可能是文物，却忽略了陕西方言的文物价值。其实陕西人讲的每一句方言也可能是文物。西周政权在陕西邰地（杨凌）方言基础上制定雅语，向天下推广，孔子带众弟子前来学习。大雅、小雅就在陕西咸阳周边，当时说不好陕西话就是不雅，或者说“不登大雅之堂”。雅语影响着汉语的八大方言，直到明清以后才以北京方言为官话标准音，新文化运动时期形成了现代汉语普通话。所以说陕西是中国古代汉语“普通话”的故乡。

    从“乡党”一词足见陕西乃至中国家族自治制度是多么的严密，西北人民是多么的团结。1935年10月，极左路线的执行者郭洪涛、朱理智、戴季英逮捕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领袖，乡党（政治成份复杂）起事，怒火从赤安燃及三边，形势十分危急，毛泽东马上下达指示：立即停止任何逮捕，所逮捕的干部全部交给中央处理，并派王首道等同志去瓦窑堡办理此事。

    我回乡、下乡期间，常有乡亲们问到统一战线工作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做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工作的，还有民族、宗教等，他们并不十分明白。一位农民长老补充道：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乡党”，习仲勋当年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乡党”打日本鬼子，大家恍然大悟。多么朴实无华的语言，可见，习仲勋和老百姓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呀！毛泽东说：“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其实，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集体领导的政治精英并不比陕西乡党高明。思想上的教条主义，必然导致组织上的宗派主义和作风上的命令主义。伤痕是惨痛的，代价是沉重的，教训是深刻的。

    我们党统一战线理论最先并不是从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来的，而是从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抗日战争摧熟了我们党，使全党清醒的认识到：一个政权要想持续发展，就必须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队伍越团结，政权就越强大；统一战线的对象越优秀，政权就越先进；统一战线的气氛越活跃，政权就越民主。原来，以“三三制”为代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刘志丹、习仲勋领导的陕甘苏区民主政治的继续，就是习仲勋“乡党理论”的推广和提高。

    二．西安城墙史话

    西安古称长安，为华夏故都，列中国六大古都之首，是闻名世界的四大文化古都之一，与意大利的罗马，希腊的雅典、埃及的开罗齐名。西安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中心，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王朝建都西安，累计时间长达1200年左右。

    西安城市中心及城墙大概经历了6次变迁：西周时周文王建都沣镐，在西安西南；秦始皇称帝，以咸阳为都，在西安西北；西汉刘邦即帝位，在咸阳南部的“长安村”上修筑未央宫，改“咸阳”为“长安”，取“长治久安”之美意，建长安城；隋朝建大兴城；唐朝在隋大兴城基础上再建长安城；明朝在唐皇城和宫城基础上建西安城，完全围绕“防御”战略体系。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便是昔日大唐都城长安繁华兴旺、通达广宇的写照。唐长安城墙周长约36公里，墙基厚9-12米，至城门处达20米，全城108坊，呈棋盘方正形。当我们拨开覆盖在历史上的烟尘，依然清晰可见唐长安城宏大的轮廓。

    岁月和战火无情的吞食着古老的建筑，只有明代西安城墙留存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这是中世纪后期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城垣建筑之一，也是中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

    西安城墙呈长方形，墙高12米，底宽18米，顶宽15米，东墙长2590米，西墙长2631.2米，南墙长3441.6米，北墙长 3241米，总周长11.9公里，护城河外围周长13.74公里。原有城门四座：东长乐门，西安定门，南永宁门，北安远门。城墙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墙顶可以跑车和操练。

    西安城墙成为西安的一大风景。1998年6月25日晚8时40分，美国总统克林顿来到西安城墙南门外广场。在8名身穿黄色古裙“宫女”的引导下，克林顿踏上铺着大红地毯的御道。御道两旁，五步一个古装武士，荷戟肃立。这时，古乐齐鸣。他从西安市市长冯旭初手中接过西安市的“金钥匙”。南门吊桥缓缓落下。克林顿在隆重的仿古迎宾入城仪式中，走进老城门，登上蕴涵着1400年前大唐魂魄的古城墙。全球数亿观众在电视里看到了这一壮观的情景。西安城墙成为西安人的荣耀。

    三．西安城墙的废立之争

    1958年6月，全国拆墙运动热火朝天，中国各地的古城墙和牌坊摧毁殆尽。小城还保存了几个，如山西的平遥，湖北的荆州。大城只有西安巍然独存，基本完好。北京在拆、南京在拆，西安也刮起了拆城墙风。据《中国青年报》驻陕西记者黄博考证：

    西安市档案馆《市人民委员会党组与市委、省人委等单位关于拆除西安城墙工作的来往文书》，翔实记录了当时决定拆除城墙的过程。

    1958年6月17日，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有关方面(市委文教部、市政协、历史博物馆、西北工业设计院、市文史馆、参事室、文化局、建设局、公安局、教育局、房地局等)负责同志对西安城墙是否拆除问题进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出现了两类意见，一类主张拆除，一类主张保留。

    “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当时主要是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冲刷，很多地方发生危险，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全部主修约需四五千万元)。反之，如果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只需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

    “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古建筑之一，有六百年历史，而中央曾规定有三百年历史的古迹应该保留。其次是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建设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赏玩。

    1958年下半年，陕西省文化局主管文物的副局长武伯纶忧心如焚。他是“保留派”，尽管力排众议，但在当时明显处于劣势。西安市人民委员会还是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

    1958年9月24日，西安市委向省委报送请示报告：经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党组研究，并经市委常委会议讨论，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民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

    1958年10月25日，省委复函：“原则同意”。1958年12月25日，西安市建设局报送了拆除城墙工作计划意见书。

    四．习仲勋保护西安城墙

    黄博采访了当时健在的知情者。据王翰章回忆说：眼看西安城墙势如垒卵，毁于旦夕，城内几个老文物工作者坐不住了，“以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为首，我，还有其他几个人，跑去向当时的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保留城墙。”西安市领导不听，反问他们：“封建城堡留下来有啥用？”

    几个老文物工作者碰壁后商量，斗胆越过陕西省政府，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向国务院打电报，请国务院干预。同样，关于北京城墙拆与不拆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两年，当时存废之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很快，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办公室发来电报，坚决制止拆除城墙。

    1959年夏秋之交的一天夜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打电话给文化部，说北京城墙保不住了，要赶快把西安城墙保下来。文化部连夜赶出了一份关于西安城墙的资料递到国务院。同年9月29日，西安市收到了《国务院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通知附上了文化部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报告。这份标明日期为1959年7月1日的建议报告说：“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按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

    国务院通知中说：“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当年12月28日，西安市市长刘庚签署了一份文件，“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的行为”。这份文件，挽救了命悬一线的城墙，西安城墙逃过一劫。1961年3月4日，西安城墙终于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关于习仲勋电报在前，还是国务院通知在前，人们有争议。王翰章老人非常肯定地说：“习仲勋的指示在前，国务院的转发通知在后，起决定作用的是习仲勋”。“如果没有习仲勋的阻止，西安城墙就毁了”。原西安市文管会主任范绍武也很肯定地说：“我见到过有习字号关于停止拆除西安城墙的文件。”

    习仲勋一贯重视文物保护，早在1948年3月26日，习仲勋就和贺龙、林伯渠联合署名发布关于保护各地文物古迹的布告。当然，陕西乡党习仲勋对西安城墙的感情肯定是最深的。胡耀邦的助手林牧以“罪行”反证的方法再次证明了习仲勋保护西安城墙的功绩：

    1962年9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批判习仲勋。我以中共陕西省委副秘书长的身份随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兼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参加了那次会议。张德生口授提纲，让我代他起草了一个揭发批判习仲勋的发言。这个发言揭发习仲勋的八个“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习仲勋不许拆西安城墙。当时我不理解，为什么不许拆西安城墙，也成为政治问题了？后来我知道了拆西安古城墙是毛泽东的决策。——我才理解张德生不得不揭发这个问题的心态，我才懂得习仲勋在“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情况下抵制上级的错误决策、保护西安城墙的难能和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