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周加华结识于颛桥小镇的报道,我尊称他为老师,一是因为他的年纪足以堪当我的父辈,二是近距离的观察、接触,他的言传与身教让我受益良多。
我究竟学到了什么?对城市肌理的体察与反思,从大文化的角度追本溯源的思维方式,艺术家对作品的坚守与执着,君子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我渐渐懂得他的画蕴藏着怎样巨大的文化能量。日本《读卖新闻》称他“中国的夏加尔”,当你知道夏加尔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便不难明白这是何等高度的褒扬。周加华坚持自己的绘画符号,甘心做个孤独者,似乎也确可与夏加尔类比。
只是我知道,周加华未必认同这样的指称。骨子里深具中国传统士大夫精神的他,甘心又不甘心做个孤独者,他还有着积极投身社会的那一个面向。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以及深层次中国文化的病症,他敢于直言不讳;不仅敢言,更有行动,试图通过民间力量为失范的当下,建立一种艺术标准。用“孤独的入世者”来形容周加华,是不是更准确一些?
从艺历程
高亮亮:您是科班出身,大学学的是版画专业,可在您的作品集里看不到版画作品。反过来,您的油画对主题的开掘与坚持有种内在的匠人精神,似修行,算不算版画的一种内化与延续?
周加华:我读大学的时候恰逢改革开放,所有的禁区都打开了,大量文学名著出现在书店里。我们那辈人真可以用“如饥似渴”这四个字来形容。
绘画是自己从小喜欢的,1977年比较幸运地考进上海戏剧学院美术系,读的是版画专业,但我一辈子没搞过版画。我嫌版画像作坊一样,要正刻反印,繁琐的过程影响表达的流畅。最终我选择了油画的表现形式。不过在我的作品里,确也有很多木刻版画的痕迹,我自己想来,版画其实培育了我——黑白,非黑即白,非常肯定。
大学的时候,我喜欢画水粉画。水粉画的特点是携带方便,写生中干的快。去永乐宫写生是读书四年最值得回味的,我总共画了26件作品,最多一天可以画4张,可以想见我当时对壁画的关注。永乐宫壁画在整个中国壁画发展史上是最辉煌的,那种壮观我在文章里专门描述过。
绘画无非是点线面和色彩。永乐宫那些画有意思在于它不是全新的,而是经过了时代的洗刷呈现出历史斑驳的痕迹。画最美的是如何塑造肌理,肌理会让视觉产生感动。
高亮亮:您大学毕业后,正遇上中国当代艺术的兴起。提到这段历程,“八五美术新潮”是最常被提及的一个坐标,很巧,我在资料里查到您是上海这边最早的参与者。
周加华:1983年因为几位朋友的建议,带一些探索意味的,取名《83阶段实验绘画展》,在复旦大学教工俱乐部做了这个展览。没想到,社会反映非常热烈,也许是太热闹了,引起宣传部门的关注,结果展览第二天就给官方查封了。我们这十个画家也不知所以然,心里不免发慌,有过各种各样的假设,把事态想得非常严重。
可我觉得无非大家出来办展览,今天把你关掉了,明天再展嘛,我们又没什么政治错误。在若干年后,对这一事件有各种评价,很受到美术界的关注与追捧。
高亮亮:我注意到您的敦煌画集中于留日时期,应该也是和日本推崇中国文化的氛围有关吧?
周加华:到日本纯属运气好,也感谢日本人对中国敦煌艺术的尊重,在日游学一年,我办了7个个展,我的敦煌画在日本很受欢迎。这不仅解决生存问题,更让我过上了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日本的经历给我很多养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京,我与平山郁夫的访谈交流。
平山郁夫对整个日本文化发展如数家珍,从绳文时代一路谈到今天。他说自己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你们有两块‘金牌’,一是汉文化,另一是唐文化”。这让我反思,我们可能一直都没弄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真实的身份在哪里。身边有不少中国人,他们所有的语言、文化、思维好像都与中国的传统是两回事,根本就不像中国人。
高亮亮:是这样,日本文化的精致以及他们对文化的保护力度,值得我们反思和学习。
周加华:平山郁夫经历过二战,所以他一辈子都崇尚和平,他说通过二战,日本也在反省。80年代末日本有钱,在全世界买好东西,包括梵高的《向日葵》都给他们买走了。平山郁夫有个理论:“我把世界的宝贝都买回来,炸弹就不会掉下来”。这就是从军事扩张而转向文化护国,听得我很感动。
平山郁夫自己对艺术的取向也对我影响很大。他的作品有一种宗教情怀和审美相融合的风格,有追求禅的意境,这些恰恰是我们中国文化里很重要的部分。
通过日本一年的游学,我更明确了自己的文化走向,就是以非常坚定的一些理念、来描绘我所感受到的当下中国文化的现象。也就是在文化断层中,我隐隐感觉到一种东方命运的苦涩感,要把这种感觉画出来。
高亮亮:90年以后,您进入上海油雕院,是不是意味着“回归体制”?
周加华:回国的第二年我就被调到油雕院,一直走到今天,变成了一个体制内的专业画家。
但不管在不在体制内,我都是比较独立的。说起来,上海那些文化团体我都沾过边,但是转个身就走掉了,因为我觉得很无聊。大家都在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没有人来为社会发出点声音,都在找新鲜的、能吸引眼球的东西,我想不凑这个热闹了,你们忙活吧。
外面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喧哗,我更要保持一种宁静,成为一个孤独者,一个人当失去了对物质的诱惑,会很孤独,这时,他才会发现原来还有个你自己。
自说自画
高亮亮:到了油雕院之后,您的绘画风格、元素看似都沉淀了下来,老树、老屋、地平线开始大量出现。如今算来已坚持20多年,未来的走向呢?
周加华:到油雕院就稳定了,再没有朝三暮四。80年代我的画看起来有勃勃生机,那时候是我东张西望的年代。到了1992年之后,我的绘画状态归于平静、趋于稳定。 2011年油雕院帮我办个人画展,拿出120多件作品,比较全面。有朋友、媒体来问我,未来怎么走?我说未来继续这样走,只是画法里更会体现微妙的东西。
我一步步走来的指向和脉络非常清晰。第一张画《小树林》,那时还不知道水粉写生应该怎么画,就跟着大家去天目山体验生活,这是我进大学后第一幅的写生作品。
后来我从日本回来选择“树”来作为图画的符号。于是一开始的“小树林”就慢慢萌发了,人生就是这么有意思。
高亮亮:如何诠释这些符号?
周加华:我选择了大自然最原始的符号,树,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树有千年的古树。我所有的树都是被截断的,所有背景的房子只为展示人文环境,是东方的,但不去对建筑细节仔细描绘,它们只是符号。所以,这些树也好,房子也好,包括天上那么个圆的像太阳又像月亮的东西、水的波动等等,还经常有山、有地平线,就是自然的一种生存空间,或者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时空环境,我通过这些符号组合来表现自己的一种情绪。我可能画100幅都是这几件元素构成的图画,但是所表现出来的温度、情感却不一样,它的指向是不一样的。
高亮亮:当下的中国艺术界使用个人符号是一种流行,但您的这种绘画符号很不同,是内敛的、不张扬,不会一下子夺人眼球。
周加华:作画时的我和生活中的我不一样。生活中我很感性,什么事都不太在乎。但绘画上我十分理性。每天坐下来对着一件作品,我就会进入状态,非常能静下心来,可以在画面中找到我要的东西。而且是非常明确的,比如我要塑造一片叶子,我脑子不会想太多,只是考虑到画面如何协调共生,能把我这种感觉透过绘画意象来传递出来,让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原来我讲的东西在画面里呈现了。
高亮亮:这种准确度是不是您特别追求的?
周加华:那当然,就是要让图画的创制来符合自己的心愿。所以我的画,有些甚至好几年才完成。经常是画完后放在边上,不时重新审视,觉得不舒服便稍事修改,再过若干年回来,又不对了,再改。
最典型的是这幅《倚寒•翠》,画了多年。最早画的是我小孩,那时候我太太怀孕,孩子还没生下来,这里画是一条路,光屁股的小孩从天上走下来到人间。后来从日本回来,觉得不舒服,我涂掉,画了一堆和平鸽。再到油雕院,又折腾,我又改画了一堆小房子上去。当这些小房子画好,我觉得这幅画对了,就是我要追求的东西。从这个点开始,我的指向越来越明确。一种斑驳的沧桑感、人文的东西,在这幅画上都有了。
高亮亮:我听说您不卖画,出于怎样的考量?您作画完全不考虑市场吗?
周加华:我回国之后也陆陆续续卖过画,但是2000年之后就不卖了。因为艺术市场的纷乱,我看着很不舒服,也不希望自己搅在里面。买卖作品炒来炒去,像一个小孩四处流浪,我觉得是在糟蹋艺术。当然这也因为我现实的基础还可以,如果没有基础,要吃饭,照样也得卖画。
我觉得人生很有限,不想虚耗在没有价值的事情上。绘画只是我的一个自留地,干干净净地去思考。至于外界接受不接受,与我无关,但是我相信还是会感动一些人。
高亮亮:确实,您的画有一种文化的内在张力,我相信每个观者都有自己的解读。
周加华:图画会讲话,会在人的视觉里产生激荡。每个人经历不同,解读也是不一样的。我的绘画正是如此,是有解读空间的,懂的人会觉得我的画有一种文化的能量在里面,苦涩、期待、天人合一、禅的意境……也有些朋友可能觉得就是风景画,这也对。曾经有个美国朋友对我小孩认真地说:“毕加索也好,马蒂斯也好,他们发现问题,但没有解决问题,你爸爸了不起,你爸爸解决了问题。”他说的问题就是中国文化里的“天人合一”的理念。
我画里的那些文化能量,其实都是我们的传统文脉中所固有的。可惜中国从南宋之后,文脉就弱了。元、清有外族入侵,而明朝的统治者也有很多问题。原有的审美的东西,被政治削弱了。
当代艺术批判
高亮亮:您一直在强调艺术中的文化之根,您眼中的中国文化是怎样的?
周加华:中国文化天生是艺术性的,讲究精神的内敛。西方人“见山画山”,但中国人不是,常常画心中的山,在画里寄托了很多东西,就像我们听音乐,作者把自己的情感、理念寄托其中,绘画也同样如此。
中国文化最精彩的是春秋战国时期。有诸子百家:儒、墨、法家、兵家、农家、纵横家……那才是百花齐放、思想最为丰满的一个时代。这样的汉文化自然最精彩。其中蕴含的“天人合一、尊重自然”的理念,是中华文明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最大特点。
我们从清末开始,走的就是向西方学习之路。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是出路。但如今已到了反思的时刻,特别是这近代三十多年,无论文化还是艺术,我们又走入另一个怪圈。
高亮亮:这三十年的划分点在哪里?改革开放?
周加华:不,是文革结束。1976年之前的27年学习苏联,技法也好,现实主义的题材表现也好。那时候为什么我们的画没有得到一种所谓国际的认可,道理很简单,因为没有自己的民族魂魄在里头,只是图解政治需求。
1976年文革结束,很快改革开放,从非常左到了非常右,没有中间过渡,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以说改革开放后这三十多年,是把欧美文化整个抄袭了一遍,从古典一直到现在最时尚的;也可以说是“山寨”,根本找不到我们的文化立足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