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张被无情岁月摧残的破烂不堪的红军临时借谷证100斤券，使用单位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线电第二十三分队”。

    看到这沧桑浓郁的历史遗留，让我很快联想当年红军部队建设的一个故事。

    1929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南下至寻乌县吉潭吉潭镇圳下村时，遭赣军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的袭击，整个队伍由原来的3600多人，减少至2000人左右。遭受惨重损失之后，来到闽粤赣三省交界的罗福嶂，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研究部队建设与部队去向问题。

    部队应该到哪里去？罗福嶂虽然闽粤赣三省交界，是建立革命根据地非常好的地方，但却无法找到当地红军。有历史学家猜测：毛泽东本来可能想找闽西邓子恢、张鼎丞创建的红军部队，可是，那时候由于通讯不发达，消息闭塞，无法如愿。于是，部队在福建最西边拐了一个湾，从武平县的民主乡到东留镇，再折回江西的会昌县，一路朝东北方向到吉安地区去找李文林的红军去了。

    那时候，红军没有通讯用的电台，有多无奈！

    1931年春，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毛泽东在宁都黄陂村挥笔作词《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毛主席《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词的广为传诵，红军活捉张辉瓒的故事也因此而家喻户晓。

    据说1930年12月30日凌晨，毛泽东和朱德从君埠街步行10华里，登上海拔425米高的黄竹岭指挥所，当时霾雾弥漫，能见度不足20米，毛泽东高兴地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来看，真是天助我也！想当年诸葛亮借东风大破曹兵，而今天我们要借大雾全歼张敌啊！”朱德说：“是的，这就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今日老天爷也来助阵，看来我军歼灭张辉瓒师稳操胜券啊！”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起来。接着，毛泽东又转身对警卫员陈昌奉说：“张辉瓒越是深入龙冈，我们就越有把握消灭他，叫他有来无回。昨夜我没有睡觉，你去把马背上的铺盖拿下来，让我美美地睡一下。你听着，前方枪声激烈，不要叫我；枪声停息了，赶快叫醒我，我们一同下山去。”

    下午四时半，战斗基本结束，红军清点俘虏兵，未见张辉瓒，红十二军100团团长寻淮洲，立即带领战士到万功山打扫战场，像扫地雷般地向前搜索。几个战士穿过一片茶林，见地上有件狐皮大衣，拿起一看，印有“张辉瓒”三字。有个战士拨开茅草，突然惊叫起来：“土坑里面有人。”其他战士赶紧过来，几支步枪对准坑口，厉声喝道：“快出来，举手投降！”问他是什么人，张辉瓒谎称“我是书记官”，一个战士把大衣的名字给他看，他才低下头承认“我是张辉瓒”。战士们把他捆绑起来，押往龙冈街。

    活捉张辉瓒的故事家喻户晓，但很少有人知道在活捉张辉瓒的同时，还活捉到一个对于红军来说比张辉瓒更重要的人物——王诤。

    王诤，原名吴人鉴，1909年7月3日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一个普通农家。17岁那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苏州工业专科学校，接着，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通讯学科。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王诤被分配到了国民党第九军第十八师张辉瓒，负责无线电和话务通报工作。1930年冬，王诤所在的部队就被调往江西“围剿”红军。

    战斗开始后，面对士气高涨的红军，王诤所在的18师节节败退，不久后全线崩溃，王诤和他的领导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

    在被红军俘虏之后，王诤接触到了红军战士和共产主义思想，明白只有这支队伍才能救中国，结果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阵营。

（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时无线电作为战场上的新鲜事物，这种先进的通讯技术红军中根本没有。听说俘虏了敌人一个无线电报务员和一部电台，就连毛主席和朱老总都很重视，亲自接见了王诤，对他加入红军表示欢迎，并表示要他主持，开始组建红军的通讯部队。由此可见，王诤虽然也是俘虏，待遇比张辉瓒高多了。

    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王诤在红军部队积极工作。当时红军中只有他带过来的一部电台，可这部电台在战斗中受损，只能听，不能发报，所以叫“半部电台”。红军的通讯队伍建设便是从这“半部电台”开始的。好在当时红军并不需要发报，王诤就利用这“半部电台”，开始收听和破解敌人的情报，从此红军开便有了“顺风耳”。

    在后来的战斗中，红军又缴获了一部电台，这让王诤大喜过望，他立刻组织了红军无线电培训班，开始招收有文化的红军战士，进行无线电培训。在王诤的悉心教导下，红军第一批无线电人员很快毕业，为接下来的反围剿胜利奠定了基础。

    1931年5月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蒋介石调集18个师，约20万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坐镇南昌，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向江西中央苏区发动进攻。恰在此时，王诤亲自操作电台收发情报，截获并破译了王金钰致“剿匪”总司令何应钦的急电。电文称：第五路军水土不服，官兵生病的达千余人，且不时有士兵开小差，已就地正法三人。电文还称：为免遭红军突袭，请示向富川公秉藩部靠拢，成犄角之势，请急调工兵部队修桥铺路，以利于军队移动……我红军根据这一情报制定相应战斗部署，很快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后来第三次反“围剿”中，王诤又屡建大功。他带领红军通讯队的战士们因陋就简，在各个师都设法配置了改装过的电台，还积极培训无线电报务员，手把手地教收发报技术，传授电讯专业知识。王诤利用手头积攒的一点材料，画图放样，自制电台损坏的零配件，还修好了红军缴获来的十几台小型发电机。

    1931年，红军总部成立了无线电总队，王诤被任命为总队长。红军的信任，让王诤备受感动，暗下决心，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党和红军取得胜利。

    刚刚成立不久的无线电总队，在王诤的带领下，立刻加入到了战斗中，开始侦听敌人的一举一动。在战争最关键的时刻，王诤都是亲自上阵，窃听敌方无线电信息，然后根据经验破译出有用的情报。一次王诤监听到敌军一个师发报称：“现驻扎富田，明早出发。”而南昌吉安留守部队反问对方去哪，敌人回答说“东固”。

    王诤把这一情报立刻被送到毛主席和朱老总面前，根据这条重要情报，红军在路上设伏，一举歼灭了这支部队。在庆功会上，毛主席高兴的说：“红军这次胜利，多亏了王诤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从此之后，王诤带领的部队就成了红军的“千里眼，顺风耳”，成了红军反围剿的一件秘密武器。

（图片来源于网络）

    在长征过程中，毛泽东身边有一个军委二局的译电科，科长是曹祥仁。毛泽东让这部电台不离他身边，依靠这部电台截获国民党之间的往来电报。因为国民党军是多路围剿，所以他们要互相协调，比如中央军打电报问川军，红军到你们那儿没有？川军打电报问黔军，红军到了什么地方了？黔军再打电报问滇军。

    如此等等，他们每天要互相发电报。红军当时就把这些电报都截获了，当时的密码不是太难，是按诗韵排列的。所以当时红军的译电科起了很大重要，有时候周恩来他们也上来帮助破译，大伙儿一边破译一边猜，基本上把国民党军的往来电报都破译了。

    当年译电科的一个工作人员叫邹毕兆，他写回忆录说：在长征四渡赤水到过草地期间，他们一共破译了国民党军680份电报。通过这些被破译的电报，红军就知道哪儿有敌人哪儿没有敌人，所以毛泽东就知道如何在夹缝里求生存。这也许就是鲜为人知红军为什么四渡赤水之秘密吧！

    王诤后来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部队到达延安后，出任军委通讯科科长，第三局局长。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作为总参部第三局局长的王诤，开始负责全军的通讯联络工作，为各位首长和前线作战部队提供通讯服务。1940年，在他的主持下，延安开办了解放区第一个广播电台。

    新中国成立后，王诤先后出任电信总局局长、通信部部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开国中将军衔。

    作为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事业的开创者，奠基人，在通讯领域拥有超高的地位。直到今天，国家信息产业部、广播电视总局以及三大运营商等通信领域部门，都将王诤尊为行业的奠基人。

    这张借谷证使用单位的菱形印章非常特别，除了单位名称之外，还多了“收发”两个字，这在众多红军部队印章中是极其罕见的。一般借谷单位都是供给部、供给处、供给科、管理科等后勤部门印章，没有收发专用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