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料记载：“中央红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进入通道境内行军七天七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全部离境”。湘江战役后，红军长征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多人锐减到三万五千多人。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翻越了老山界，从广西龙胜龙坪、广南平等地来到了湖南通道过境侗乡，并从通道侗乡转兵西进贵州黎平。

    侗寨也曾住过中央。1934年12月10至17日，中央红军背负中共中央机关（总书记博古，书记周恩来、张闻天（洛甫））、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机关（执行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及国家保卫局局长邓发等各部部长）、中革军委机关（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红军总部机关（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在最高三人团（共产国际顾问李德、博古、周恩来）指挥下，战湘江，过龙胜，进通道，转黎平。从广西龙胜龙坪、广南寨北进湖南通道作了短暂休整，期间“中革军委在这里临时开会”（史称‘通道会议’）。毛主席受时任‘三人团’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邀请列席了会议，并在会上为红军转兵西进贵州取到了关键的作用。会后，中革军委机关朱德主席，曾在牙屯堡的茶林山上，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了民族政策的报告。周恩来副主席还来到宿营在牙屯堡（周家祠堂）红一军团一师住地肖锋部，亲自交待抢占黎平城的光荣任务。红军在当时的绥宁县蓉江乡卢溪村散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四十余份，并在牙屯堡至播阳所沿途书写大量宣传标语。牙屯堡这个地名成了热名词。

    从广西龙胜龙坪，到湖南通道，再到贵州洪州黎平一路走来，中央红军继龙坪“民族政策试验田”之后，开展了民族团结、民族平等、民族进步、民族区域自治教育，号召红军干部战士践行民族团结政策，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几十年来每当亲眼目睹红军长征的老人，讲述红军长征的这段历史故事的时侯，总是深深打动着这里的人们。特别是流传在牙屯堡一带故事更丰富更动人。尽管一些老人相继逝去，但代代口口相传的真实故事，无不让后人肃然起敬！

    1、寨门对面红军桥 外寨村对门约300米处有条小河，是渠水河上游的一个小小支流，河边有一座飞山庙，河上有一座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普通木桥，虽说桥的结构较为简单，但在未通公路以前，曾是邻近村寨群众生产生活的必经之道。当年中央红军从绥宁县的芋头村翻太平山下山到通道外寨时，就是经过此桥进入牙屯堡、外寨宿营的（包括属贵州黎平飞地的牙屯堡村及团寨外田边地头开阔地带都有红军驻扎）。红军队伍一路接着一路走了七天七夜，他们身披蓑衣、头戴斗笠、脚穿蹬草鞋、举着战旗、抬着担架，肩杠弹药…来到了这个湘、桂、黔三省交界，这个“公鸡啼叫，三个省的人都能听到”、“一脚踏三省”的地方，从此，该桥留下了红军长征的足迹。遗憾的是该桥在1954年5月的一次特大洪灾中无情地被洪水冲走了。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红军，特向政府申请改建这座小桥，并起名叫“红军桥”。

    此桥于2004年冬红军长征过境侗乡70周年时由政府拨款修建。因为当时政府的拨款和村民集资所得资金到位有限，这座水泥桥建了一半就停下来了，至今尚未建好。

    2、会‘说话’的四方碑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西进贵州前，来到了湖南通道县牙屯堡外寨村。外寨村有一座两进寨门的杆栏式侗族古建筑物，分别建于乾隆和光绪年间，寨门前的左边立有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距今260年）和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距今146年）两块石碑（其中一块为四方碑），碑文均与当时湘桂黔两省三县（湖南绥宁、通道；贵州黎平）民事纠纷断案有关。碑上刻有“雄关三省”及“绥宁、通道、黎平”三县断案县令名字；四方碑上刻有“通道县正堂曾太爷审案”的醒目字迹。

    1934年12月10日，中央红军翻过广西越城岭，由‘广南寨西北进’，来到‘两河口’（原绥宁县蓉江乡的双江）再从芋头古侗寨翻‘牛皮山’（当地叫太平山）‘由此下山’来到‘地处桂湘交界’，‘西通湘之通道，北通绥宁，南通三江’的侗乡山寨。在进入外寨宿营时，红军侦察兵问：“老乡，请问你们这是那里呀？”侗民不懂汉话，更不知道如何用汉话回答牙屯堡和外寨的地名属于什么行政管辖，便用手比划并指了指寨门外的那块石碑和四方碑。红军战士走向前去仔细看了看岁月侵蚀、斑驳陆离的四方碑上有“通道縣”3字清晰可见，又看了看另一块乾隆二十五年的断案碑，也写有 “称名雄关三省” “湘黔两族”及“通道、绥宁、黎平”县名、县令姓氏等字样时，就明白红军已经从广西龙胜来到了湘、桂、黔三省交界的湖南通道县了。这时红军战士笑了笑对侗族老乡风趣地说“你们真会开玩笑，原来四方石碑会说话呀！谢谢你了，我们知道到了你们通道县了…”。

    从那时起“会说话的四方碑”，就成一个美好的故事在侗乡山寨流传开来。

    3、寨门柱上挂猪头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一日，当红军队伍来到这里时，侗民害怕军队，很多人都跑进山躲藏了起来，没有来得急躲藏的村民，在红军耐心开导下留了下来。当村民知道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时，村民吴文宗把村道和街上打扫得干干净净，还喊村民将自家的一头大猪杀来迎接红军.吴文宗回忆“红军进寨时间尽管很短，却与寨民结下很好的感情，我送给红军一头猪，红军给我钱，我不敢要，13日红军走后，寨民才发现红军回送我一个猪头，那个猪头是用稻草包着挂在寨门柱子上，猪嘴里还塞有一包铜钱”。 这个‘寨门柱上挂猪头’的事情传开后，就成了一个美好的故事。当时本团寨及周边团寨老人都目睹当年红军那么多人，那么大的队伍进出团寨，但红军从不惊扰民众，他们从牙屯堡过一小木桥上义冲，再上十二盘西去播阳贵州黎平…”。

    这座乾隆四十一年修建的寨门，和建在的老人吴学善、吴元代等目睹了当时的经过，见证了‘寨门柱上挂猪头’的真实历史。这个故事在红军离开团寨后几十年里，被这一带侗族传为佳话。如今，每当一些史学专家、报社记者、游人来到团寨调查了解红军长征的真实历史时，团寨的老人就讲述这个故事时，吴文宗的儿子吴秀坤及孙子吴保贵还感到无比的自豪。为了纪念红军铁的纪律，纪念红军爱民如子团结民众长征精神，传颂红军长征的故事，80多年来这里的群众一直将寨门改称为“敬红楼”。

    4、 马灯照亮西征路 原来外寨吴文信家里一直珍藏着一盏用红布包好的马灯，平常家也没钱买“洋油”也舍不得用上一两回。吴文信在他的两个儿子出生后，为了记念红军长征送马灯的这一历史事件，将大儿子起名叫吴亲远，二儿子起名叫吴仁远，并告诉俩个孩子“要好好保存好这盏马灯。这盏马灯是红军长征驻宿外寨时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在吴文用家吃了结婚喜酒，还住在他家里;据说还在堂层里开了个军事紧急会。因为那时我们侗家人穷，晚上照明只用松篙，但红军用松篙照明看不清军事地图，也怕烧了珍贵的地图，所以，就要他们自带的马灯看地图，查找西去贵州黎平的路线,晚上就住在他家里，第二天就留下的这盏马灯作为住宿费用的…”。吴文信还说：“给你们俩起的名字有‘亲’、‘仁’二字，尾字都有‘远’字，就是想希望你们俩能看得远点，红军是我们穷人队伍，红军是仁义之师…”因此，他们家将这盏马灯作为传家宝来珍藏。到了上世纪七十年，县里派人来收集红军文物，当时原牙屯堡公社武装部长龙宪华来到吴文信家里，要求将这盏马灯上交县里文物局保存，吴文信也同意后（注：2004年的某月当我们找到时任牙屯堡公社武装部长龙宪华时，他亲自对我们说“是我从吴文信家拿走的盏马灯”，为了证明确有此事，他还亲自用一张纸向我们打一份证明书，现在这张证明书还保存在原村主任吴河平手中），这盏马灯被龙宪华同志拿走交到县文物局了，如今这盏马灯又被县里作为珍贵文物，存放到了“通道转兵”纪念馆中。

    这盏马灯是照亮红军西征前进路线的物证。吴洁清是随红军长征亲历见证人，也是这盏马灯的见证人，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到：“长征时，我是毛主席的警卫班战士，过了湘江后，走了一段，在一个什么地方住下了，一天晚上，在一个寨子，又不象庙的屋子里，主席、总理、总司令、刘总参谋长、还有几个人我不认识，在一起开会，提了一个马灯看地图，我正在屋子前面守卫，会议时间不长，我没有看见外国人参加。从此以后部队向黎平进发了，只有一、二天就到了黎平。…”

    5、水口桥上写标语 中央红军宿营牙屯堡外寨村的时间虽然只有两天两夜，但因为中央首脑机关住扎和经过这里，“红星纵队”的“红政部”干部战士写了很多很多标语（遗憾的是标语均被1977年的一场火灾烧毁了），保留下来几呼没有了，但老人都还清楚记得写在吴太仁家房子木墙上的标语的落款都写有“红政宣”“红政部”的字样。中央红军一、二纵队长征进到外寨宿营时，红军政治部还在原通道团头乡老寨水口桥墙上写了宣传标语，遗憾的是 1968年该桥被拆。现在还保存了那条标语珍贵的照片，照片中的宣传标语这样写到：“白军兄弟不打抗日红军！——红政部”在标语旁边的小字不知是那位热心人所写，内容是：“一九三四年红军长征写在通道县团头乡老寨村水口桥墙上的标语。一九四一年七月”（照片作者是本照片的拍摄者，遗憾的是贵人留言未留名）。

    6、总司令报告立石碑 外寨村对门坡是牙屯堡的茶油山，1934年12月13日很多红军在茶油山和田段野外宿营。“朱总司令在此山上，向中央警卫团的干部战士作了民族政策的报告。红军在牙屯堡的泸溪散发了四十余张《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民众书》的宣传传单”。为了纪念朱总司令在此山上的所作报告，1986年通道县委为了纪念红军长征过侗乡50周年，由团县委和县林业局牵头，联合牙屯堡、团头、大高坪三个乡镇，在红军长征经过的主要地带（也是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搞“大串联”，“重走红军长征路”来到牙屯堡公社万丈冲造“红军纪念林”基础上）造“万亩红军长征纪念林”（实有面积4000多亩）以示纪念。当时，时任怀化行暑副专员李拔群为碑题了字；时任县委书记，后任中共怀化市纪委书记张进成同志，为纪念碑题了‘红军长政纪念林’的词经作眧示。

    7、坛里取糟留红帽 红军当年进到外寨团寨中时，红军队伍近两万人，因为饥饿就到处寻找能冲饥的食品。当红军进到吴志文家里时，由于侗民经常听到国民党的反面宣传，说红军是“红毛”都很害怕。12月11日侗民一看那么多兵马来到团寨中，就都逃进山里躲了起来。当红军进到吴志文（当时只有两岁左右）家里时，看到坛子里有能冲饥的甜酒糟吃，红军从坛里取走了甜酒糟，放了一顶红军帽在坛子上，还用红纸包了一吊铜钱放进了坛子里。当时，吴志文的弟弟吴志能才出生七天。

    那顶红军留下的红军帽和一吊铜钱，一直保留到了一九七七年。

    8、干人思念毛泽东

    在桂湘黔三省交界的广西龙胜龙坪、湖南通道外寨、贵州黎平洪州等侗乡山寨，自1934年12月红军长征经过这里后，几十年来在这一带一直流传着这么一首诗：“长征文化一条龙，侗乡三省龙黎通。伟人足迹过侗寨，干人思念毛泽东！”

    其实这首诗讲述的是，流传在桂湘黔交界侗族地区的一个红色故事。说的是当年红军长征过侗乡，侗族同胞见红军不同于其他旧军队，红军爱民如子，视百姓为亲人。这一带的侗族同胞深受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大汉族势力的压迫和欺虏，长期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干人（红军长征时过侗乡苗寨，把当地穷苦老百姓称为干人，也就是穷人）翻身求解放，盼望过上好日子，他们拉着红军首长的手，纷纷发问红军亲人什么时候再回来。一位打着绑腿、留着长胡子的首长说：三五年抗日就回来。亲人等啊等，三年不见，五年不回，莫不是八年？八年抗战胜利了也没有回来。喔，原来那是三五十五年哟。果然，十五年后侗族人民再次迎来了毛主席共产党派来的红军化身解放军， 红军果真回来了。一九四九年十月至十一月，包括湖南、广西、贵州三省交界的侗族地区的龙胜、三江、通道、黎平、绥宁等侗乡山寨几十万侗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建地方民族武装和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一起，内外联合解放了整个三省侗族地区。

    9、寒夜明灯，杨再能两送红军到黄门

    一九三四年冬的一天，一支红军队伍来到了双江芋头村。这天，村子里大多数人都上山了，只有杨再能等几人在家。红军要杨再能带路。因为在这以前通道曾路过了两路红军，他早听说红军是好人，便一口答应了。

    芋头界是海拔一千多米的大山，山高路陡，荆刺丛生，行走十分艰难。杨再能看到挑担的红军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便主动要了一副最重的担子挑上，同战士们一道艰难地爬涉。草尖划伤了他的手，乱石磨烂了他的脚，他一声不吭地走着。一直把红军送到了二十里外的黄门冲（注：已属湖南通道县境内了）。这时夜降临了，红军十分感谢他，留他吃了晚饭，开了工钱，还送两块毛皮给他包脚。红军的热情款待，使他心里热呼呼的，他第一次享受到人间的温暖。当他正准备返程回家时，一位红军首长特意送来一盏明亮的马灯，给他照路。这是一件多么珍贵的礼物啊。山沟里从来没见过的灯，人们常用的只是松膏和茶油灯。他第一次用上马灯，感觉到特别明亮。他提着马灯依依不舍的辞别了红军。明亮的马灯指引着杨再能爬山涉水穿云破雾，战胜了茫茫寨夜回到了家里。

    当晚他用热水烫了脚，一觉睡到大天光。这天他本想好好地休息一下，可是早饭后又有一批新来的红军队伍进村，也要翻芋头到牙屯堡方向去。谁去带路呢？眼下村里只剩下一批妇女和老人在家，他毫不犹豫地再次答应带路。

    这次带路他又为红军挑了一担沉重的东西。一头是锅碗瓢，一头是子弹。尽管行路艰难，他仍然按时把红军带到了黄门冲。返程时天黑得不见五指，他点亮了随身带去的马灯，把山路照得通明。他走着走着，突然发现路上有一个蒸笼盖、一口大塘锅，还有一个粉盘。一看就知道是红军丢落的，他顿时觉得十分亲切，就象又见到红军一样。他如获至宝地一一捡起，带回家中收藏起来。

    经过两次带路，杨再能与红军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也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他深信红军一定会回来的，这茫茫的黑暗社会一定会过去，洒满春光的明天一定会到来。他为了不忘红军的恩情，十分珍惜红军遗物。特别珍惜寻盏明亮的马灯。在经常告诫他的爱人和儿子要保护好红军的遗物。在他的教育下，他们一家人把红军遗物视为珍宝，每当处境艰难的时侯，看一看红军的遗物就象见到了当年的红军，激起了生活的希望和勇气。一九七三年，县里征集红军文物，这时杨再能老人已离开人世，他爱人杨长已把珍藏了三十多年的马灯、蒸笼盖、粉盘等红军遗物完好地献给了国家。

    口述：杨再山（杨再能之弟）、杨进益（杨再能之子）整理：李华柱

    （本故事摘自《红军长征过通道》一书第240至241页）标题由原“寒夜明灯”改成“寒夜明灯，两送红军到黄门”

    10、侗家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故事主人翁是红军幸存者——牙屯堡镇老寨村已故中央红军一军团战士吴光明

    父母生育我，共产党教育我，侗乡人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对于侗乡人民给我的恩情，我将牢牢地铭刻在心中。

    我是江西瑞金人，一九三二年参加革命，一九三四年十月参加长征，是一军团(注：一军团军团长是林彪)战士。一九三四年冬，我们长征进入通道前，与敌人打了一丈。我的脚在这次战斗中被打伤了。是靠同志们时抬时扶来到通道的。我们在马龙停了一晚。通过一晚的的休息，我的脚稍好一些，第二天拄着拐棍继续行军。

    由于队伍拥挤，行军速度缓慢，我们从马龙到双江就花了半天时间。当时双江没有桥，是前锋部队临时架了一座浮桥，所以部队到了双江后，都只好停下来排队等待过河。我们就在现在的三叉路口那里休息待命。下午传来了上级命令，要我们迅速过河，过河后不要在双江停留，续继往牙屯堡前进。这样，我们过河后一步不停地向牙屯堡赶去。当我们行军到芋头界时，天就黑了下来。芋头界山高林密，白天在山中行军都感到光线不足，在这漆黑的夜晚就更不知路在哪里了。我们只好摸索前进，这对我这个拄着拐棍走路的人来说，困难就更大了，但不走又不行，万一掉了队就更危险了，所以，咬着牙往前走。谁知屋漏偏遭连夜雨，船小更遇打头风。没走多远，我的拐棍拄在一块松动的石头上，刚一用劲松动的石块就滚下山去了，我手中的拐棍跟着往下滑，我的身体失去平衡，一头栽倒在路坎下。把我这条原来就受伤的左腿摔断了。连长见我摔断了腿，他要文书把我扶到他背上背起我走。此时此刻连长的深厚情谊，使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但是，我感到这样背着行军不是长久之计，既拖累了连长，又影响了部队的行军。于是我对连长说：“连长，我不行了，你放下我吧，不要连累你了。”连长说“怎么行呢？这深山沟里没有人家，把你丢在这里不是等死吗？”连长说着，两只手把我箍得更紧了，生怕我从他背上逃走似的。连长背着我又走了一段路，累得他上气不接下气。我再也不忍心要连长背我了，于是我又向连长恳求说“连长您的阶级情意我领了，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你把我放下来吧，这样背着我是不行的。”连长拗不过我，只好把我放下来，让我躺在路边的一条干沟里，当时，我又痛又饿，没多久我就昏过去了。

    我模糊记得到了第三天，仍昏昏沉沉地躺在那里。突然隐约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老表，老表，你还在这里呀，你们的部队都走了几天啦。”我睁开眼睛一看，一张慈祥的侗族大伯的笑脸映入我的眼帘。这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因为三天来，我不仅挨饿受冻，而且腿痛难忍。饥饿与伤痛的折磨，使我几次昏了过去。每次从昏迷中醒来，总是不免想到死。眼下不但没有死，反而遇到了这么一位满脸善意的侗族大伯，心里能不激动和高兴吗？我一时忘了饥饿和伤痛，挣扎着坐起来，对这位侗族大伯说：“大伯，您背我回去吧。我的腿断了，走不动了。”这时他才知道我是一个伤兵，他毫不犹豫地就把我背下山去。当背到龙寨（属通道县管辖地域）的坟山时，龙寨的一些胆小的人不准大伯背我进寨。他们说：“万一被反动派知道了，整个龙寨就会遭秧的”。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红军到来之前反动派就进行了反动宣传，红军过后反动派又进行威胁恫吓，叫老百姓不怕是不可能的。大伯听了这话就把我放在一座坟堆边上，他就在我身旁坐下低头不语，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环视一下周围的千家百墓（老寨、外寨等吴姓老祖坟山所在地），块块墓碑好象是一扇扇房门在为我打开。一种凄楚之感油然而生，不禁潜然汨下。阻拦大伯的人见到此情此景，心都被感化了，因为都是些穷苦人民，他们又亲眼看到红军是一支好军队，在大批红军过龙寨时没有任何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所以他们对我这个红军伤员，没有抱半点敌意，而且很快消除了顾虑，协助大伯把我安置在寨子里一间堆满稻草的牛栏上。从此以后，大伯每天来为我送水送饭，换药治伤，后来大伯和乡亲们轮流给我送吃送喝。在大伯和乡亲们的热情关怀下，我的伤痛慢慢地好了起来了。我从乡亲们的口里得知，救我的大伯叫吴昌明，他家里只有他和一个六十多岁的老母亲。母子二人常常揭不开锅，但他从少得可怜的口粮中挤出一部分米给我，而他们自已却以稀饭糊口，野菜充饥。知道这一情况后，一天我对大伯说：“吴大伯你救了我的命，又为我找药治伤，已是恩重如山了，今后你就不用给我送饭了，我知道你的生活够苦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几乎是向他哀求，眼泪扑簌簌地流，吴大伯见我说得那么恳切，便默默地点头答应我。可是后来有时仍给我送饭，每当端起他送来的饭碗，我的眼泪就往外冒……

    几个月过去了，我的脚仍然行走不得，有时还隐隐作痛，吴大伯心里清楚，这是骨头没有接好。有一天，他又来看我，脸色阴沉沉地坐在我的身边，我见他那不高兴的样子猜他肯定有什么事。我便冒昧地问他：“大伯，您是不是有什么困难，您讲出来，看我能不能帮助您？。”当时我为什么讲这话，真不理解，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好笑。自已都是个只能饭来张口的人，能帮吴大伯的什么忙呢？吴大伯抬头看我，眼里闪着泪花，伸出结满厚茧的手扶摸着我的头说：“孩子，大伯对不起你，没有医好你的脚，这样下去，你这一辈就毁了。”听到大伯这么一说，我心里慌起来了。忙问：“大伯，那怎么办？”，我毕竟是个十多岁的人，不懂事故，连安慰大伯的话都不会说，光知道为自已着急。吴大伯见我急成这个样子，忙安慰我说：“孩子，不要紧，我去同乡亲们商量一下，想想办法。”

    过了几天，吴大伯带来一位老中医，把我断了腿的骨头重新接了一次，这次把断骨接上了，果然好得很快，一个月后就能下地行走了。后来，我才知道，这次是整个龙寨的乡亲们凑钱帮我请了最好的草医。多么不易啊！乡亲们自已都是穷得叮当响，为了给我治腿，硬是省吃俭用为我凑钱。这钱疑聚着侗族同胞的阶级情，人民爱啊。所以，我的这双好腿是吴大伯和龙寨的乡亲们给的。我靠这双腿重新走上了新的生活道路。今年，我已七十一岁了，几十年来我每向前走一步，我都想到龙寨的乡亲们，想到慈祥的吴大伯，是他们给了第二次生命！

怀化日报记者陈甘乐于2020年1月10日采访吴光明次子吴才生（中间男子）时所照照片。

    作者加注：吴光明，原名范立权，江西瑞金人。1934年12月10日夜晚，随中央红军二纵队经双江到芋头村，在翻越太平山到通道外寨和牙屯堡（贵州黎平洪州司飞地管理）时，因在夜间急行军过“黄门山”的横梁山处，因原来在参加湘江战役时左腿部骨受伤不便，而跌落山谷再次骨折，并在通道县的老寨村被吴昌明等乡亲们收养治疗…

    （本故事是由吴光明本人口述，1986县长调办原县委党史办主任姚奉彪代收集整理编写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