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酷社会现实，徐特立积极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他的政治思想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一步步发生变化，由早期自发的民主思想与意识到支持民主改良，后来转向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积极动员湖南教育界人士响应起义，起义成功后担任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一心实行西方的民主政治。但由于革命极不彻底，官场仍然充满腐败，他愤而辞职去寻找新的道路。作为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徐特立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中写下了自己的一笔。

    关键词：徐特立；辛亥革命；民主思想；民主改良；民主革命

    徐特立（1877-1968），湖南长沙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他出生于满清末期，自年少时就有着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关心社会的情怀，以及强烈的爱国热情。为此，他一心以天下事为己任，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支持过维新变法，参加过保路运动，后来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形成，1911年参加了辛亥革命，“成了现代的人物”。[1]P603作为一位先进的知识分子，徐特立在伟大的辛亥革命中写下了自己的一笔。

    一、早期的民主思想与意识

    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平时辛勤耕种几亩薄田为生，农闲时帮人挑脚或烧窑赚点收入以弥补家用；母亲由于劳动繁重，身体一向虚弱，在徐特立4岁时就去世了。母亲去世不久，祖父接着去世。家里连遭两次丧事后，家境濒于破产，一家人生活日趋窘迫，年幼的徐特立过早地尝到世事的艰辛。12岁时，徐特立过继给伯祖母为孙，15岁时独自支撑家业。随着年龄渐长，他开始知晓帝国主义列强肆意欺凌中国、清政府却腐败无能的事实。面对这种严酷的社会现实，徐特立忧心如焚，渴望找到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1.自发的民主、平等意识

    由于出身农民家庭，徐特立有着农民阶级自发的、朴素的民主、平等意识。15岁那年，他去南岳还愿。当时正是秋初季节，骄阳高照，气候炎热，船夫虽奋力摇桨，汗流浃背，无奈逆水行舟，行进仍极缓慢。船舱里坐的几个阔少爷，怨恨不迭，恶言恶语斥骂不停。徐特立虽然同样希望早一点到南岳，但心里充满对船户的同情。他暗想：“我如果是一船夫，我决不运人，只运猪；我读书如果取得科甲，就只做教官”，[2]P6-7表示了对社会不平现象的愤恨。徐特立后来回忆说：“我素来忿恨社会的不平，我赞成历史上的游侠，我喜欢《史》、《汉》的《酷吏传》，因为酷吏是锄豪强的”。[1]P109

    2.关心社会的情怀

    青年徐特立一直有着关心社会的情怀，即使早年在五美乡下为解决生计问题而破产读书之时，他仍未完全沉迷于故纸堆，而是在博览经史子集的同时，也阅读当时流传的一些传播西方文明的新书刊，以便了解那个遥远而陌生的世界。1905年，徐特立年满28岁，这时他已经在乡下教书十年，所得收入除了维持家庭基本开支外，还略有余裕。但他并不安心当一个农村塾师，更不迷恋于家庭过温饱生活，而是觉得自己该为国家、民族的兴旺盛衰分忧。他决心离开狭小的五美山，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进行新的学习，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于是，他与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姜济寰和何雨农，一同考入了设在长沙城里的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学习新知识。他曾经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同两位好朋友讨论：“我们现在都算有知识的人了，但是我们的知识是用到为社会服务呢？还是为家庭服务呢？”他认为“能力只够养家者，养了自己的家，也是解决社会问题之一；除养家而外还有余力的人，其余力之来源，必然是得到社会的帮助，应该还之于社会。”[2]P15他非常赞同韩愈《争臣论》中的一段话：“夫天授人以圣贤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他长期把家属留居乡下，让他们种菜喂猪，维持生活，每年只给少许补助；自己只身在外，决心像墨翟那样摩顶放踵，集中精力从事为社会服务的事业。

    3.强烈的爱国热情

    身处乱世，国力贫穷，国家饱受帝国主义欺凌，这激起了徐特立强烈的爱国热情，其中有两个事件突出地反映了这一点：其一是积极参加湖南的保路运动。1898－1900年，美国与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和《续约》，攫取了修筑自汉口纵贯湖南至广州的铁路的权利，激起了鄂、湘、粤三省人民的愤慨。自1904年5月起，三省人民发动了收回粤汉铁路利权的运动。徐特立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1911年4月，湖南绅、商、学界组成“湘路协赞会”，选举李达璋为会长，粟戡时、周广询为副会长。徐特立等40人被选为干事，[3]P13他与协赞会其他人员一起，积极地“推广集股，研究进行之法”，以推动拒债，促成路工。5月9日，清政府不顾民意，悍然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强夺商办的川汉、粤汉铁路，并同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订了湘广铁路的借款合同，把筑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起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震惊中外的保路运动迅速兴起。湘路协赞会马上组织集会，散发传单，抨击清政府出卖路权的行为。5月14日，湖南各界万余人在省教育总会召开大会，敦促清政府“收回成命”；16日，参加粤汉铁路株洲长沙段筑路的万余工人停工进城，声援示威。徐特立与朱剑凡等进步教员，利用在教育界的关系和影响，秘密筹划发动长沙全城学校大罢课。在他们的鼓动与组织下，长沙城内官立、民立各学堂师生于6月14日全体罢课，共同发表宣言，抗议“铁路国有”政策。[4]P339这是长沙最早的一次罢课运动，为蓬勃开展的湖南保路运动增添了战斗火力。其二是断指血书事件。徐特立说：“我是反对帝国主义最有激烈情绪的一人。”[1]P2471909年12月8日，身为长沙修业学校校董兼教师的徐特立在学校演讲，历数“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无所不至，清朝政府事事屈从洋人的要求。湖南辰州发生了一件教案，当局竟停止科举五年，杀了十余个无辜的老百姓……1906年在江西也发生了一件教案，革掉了一个知县，吃亏的还是中国人” [1]P601等国家遭受屈辱的惨痛历史，“沉痛地告诉学生，要他们这一代把救国的担子挑起来。义之所在，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要向帝国主义报仇雪耻。”[1]P608“为表示对帝国主义的愤恨和雪耻的决心，遂走进厨房拿出一把刀，断下自己左手的一个指头，顿时流了一盖碗的血……写了血书……借以激励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1]P601他的这一热血之举，极大地激发了青年学子的反帝爱国热情。毛泽东后来回忆此事时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二、民主革命思想逐渐形成

    出于对国家的热爱、对社会的关心，徐特立密切关注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他的政治思想也随之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由民主改良逐渐转向民主革命。

    1. 支持维新变法

    早在1897年，徐特立20岁时，就曾读过《湘学报》，受到维新思想影响。《湘学报》不仅宣传维新派的思想主张，而且用不少篇幅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自然科学知识，这些对他都有启蒙作用。1898年，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维新党人以“开风气、拓风闻”为主旨，在湖南又创办了《湘报》，宣传“爱国之理”、“救亡之法”。对于维新派宣传的君主立宪政体，徐特立拥赞不已，并欣见八股之废和湘省实业之兴，以为从此中华有救、民族有望。他特别喜爱梁启超、谭嗣同写的那些文笔泼辣、议论纵横、富有鼓动性的文章，反复阅读，深受影响。他一度崇拜康梁，自命为康梁的信徒。但是，由于封建顽固势力的阻挠，戊戌变法很快失败，维新志士谭嗣同等遭难，继之而来的是为国捐躯的义和团成员遭屠杀并被诬为“拳匪”，清政府丧权辱国，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这一切使徐特立深感改良主义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他彷徨、悲愤，苦于找不到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的道路，同时也对帝国主义列强及西太后之流卖国奸贼有着切齿之恨。他写了一首《书愤》诗：“为恶既无恶报，为善又无善报；何必安分守己，不做土匪强盗!”，[2] P14充满对社会不平现象的愤慨。在强烈的愤慨与迷茫之中，他朦胧地感觉到：只有人民一齐起来反抗，中国才有出路。这种反抗意识，为他日后走上民主革命道路埋下了伏笔。

    2.转向民主革命

    1905年，28岁的徐特立怀着为国分忧的理想，离开五美乡下，考入宁乡驻省中学师范速成班学习。该校由同盟会会员周震鳞创办，校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氛围浓厚。徐特立在这里学习了四个月，除了学习资产阶级教育学和自然科学外，同时开始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向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化。正如他日后所说：“在四个月中一切科学知识却有新的发展，尤其是在革命学说方面，走上了反康梁而相信孙文的道路”，[1]P107“由立宪思想转到民主共和。”[1]P602师范速成班结业时，周校长发表演讲，鼓励学生加入民主革命行列：“我们办这个学校，不是培养你们当一个好教员，得到社会上的名誉地位；更重要的是希望你们创造事业，创造有利于国家民族的事业。”[2]P15这对徐特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他开始把教育当作实现自己救国救民理想的事业：1905年7月，他和同学姜济寰、何雨农等一起在长沙县榔梨镇创办梨江高等小学堂，专门招收贫困子弟入学；1906年春应朱剑凡之邀，到周氏女塾（后改名周南女子中学）任教，支持女子教育；1910年，为了实行教育改革，他到上海参加江苏教育会举办的单级小学教师训练班，并到上海各地的小学进行考察，随后又到日本考察一个多月；回长沙后，仍回周南女校任教，不久后担任校长，创办《周南教育》周刊，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另一方面，在致力进步教育事业的同时，徐特立的民主革命思想日趋坚定。他经常阅读民主革命先驱黄兴、陈天华、秋瑾等人的文章，广泛涉猎了《民报》、《猛回头》、《浙江潮》、《新湖南潮》和《中国魂》等革命书报，思想上进一步发生变化，彻底抛弃立宪维新的思想，竭诚拥护民主共和，认为只有实行民主革命，推翻反动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出路。他利用周南女校作为与志同道合者鼓吹革命的一个活动基地，常与朋友们究讨时局，启发广大师生投入爱国救亡运动。

    三、参加辛亥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湖南革命党人因交通不便的原因，到第三天即10月13日才得知这个消息，而湖南官方当局在当天就从电报中得知了。巡抚余诚格深恐湖北的革命火焰蔓及湖南，立即采取防范措施，加紧对军队的控制，并准备将受党人影响的新军调离长沙。在这种情况下，湖南革命党人加紧行动起来，准备响应武昌的首义壮举。

    早已期盼革命风暴来临的徐特立，立即约集长沙中小学校部分爱国的教职员，在长沙县教育会馆聚会，商量教育界如何投入战斗，以促成举义大计之成功。会上，徐特立带头痛斥了以劝业学堂堂长为代表的部分不坚定分子的谬论与怯言，坚决主张立即响应武昌起义。随.后，他约集一些学校的进步教员如何雨农、凌振嘉、刘鸣翳、李洞天等人，力排险阻，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又发动进步师生，串联新军士兵，参加长沙起义的筹备、组织工作。

    10月22日长沙起义，宣告湖南独立，成立中华民国湖南军政府。湖南成为全国最先响应武昌起义的省份。策动新军起义有功的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举为正副都督，湖南政局出现了一些新的气象，比如：“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博采民意，广纳人才；且力除苛税，实具为民众谋幸福之血心。”[2]P32徐特立欣喜若狂，对新政权抱着热切的期望，亲自跑到长沙城外买牛，慰劳起义队伍。为了民主共和理想的实现，他“到处发表自己的政见，运动当议员，结果当选为临时省会议员，并选为副议长”。[1]P108然而，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对通过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充满恐惧和憎恨。他们施展种种阴谋，力图将新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23日夜，原藩司署的少数卫队，在立宪派的煽动下，突然进攻官钱局，杀害了同盟会会员夏季佑等人，制造混乱，以便立宪派乱中夺权。面对这一突发事变，当时正在教育会开会的人，无不惊慌失措，莫之所从；唯独徐特立当机立断，挺身而出，前往军政府报告事变经过，促使军政府及时派出军队予以镇压，稳定了革命局势。[2]P32不久，立宪派又阴谋制造了和丰火柴公司纸币挤兑的风潮，并买通了混进新军中的一个叫梅馨的营长，预伏在北门外的铁佛寺附近，乘机砍杀了闻讯前来调解的副都督陈作新；然后派兵直扑都督府，将正在开会的都督焦达峰也惨加杀害。至此，立宪派的篡权阴谋得逞，谭延闿粉墨登场，坐上了都督的宝座。

    谭延闿上任后，提出了“维持治安，保全秩序”的施政方针，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革命的发展。徐特立对谭延闿鼓吹的这种所谓的“和平革命”论极为反感。30年后，他在延安撰写了《辛亥革命之始末》一文，沉痛地回顾了这段历史：“咨议局局长谭延闿以为不应杀人，某氏说：‘革命只杀三人，不算什么？’谭氏说：‘不戮一人而天下治，岂不更好吗？’这是谭氏和平革命的理论……当革命开始而高谈和平，其实质是和缓革命，在有利条件下必然会使反革命进攻，所以九月初九首创的正副二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即被反革命屠杀，竟置凶手不问，也以和平了事。……不知道革命不是为治安而是为改造，不是与反革命妥协，而是与反革命斗争。”[1]P282

    政治形势急剧变化，以及“和平革命论”竟至“无人驳斥”，这使得徐特立很是失望，他对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信心开始动摇。而且，他很快发现，他所参加的这个看似民主的临时省议会，实际上完全掌握在立宪派谭延闿手中，因此革命党人强烈反对，并猛烈抨击它“垄断国会议员”，“蹂躏世界法权”，“剥夺湘人公权”[5]P53。后来，徐特立在省议会提出县知事民选的提案，引起了议会内部激烈的争议。最后，提案通过了，但议长熊兆周坚决反对，并和省都督府相勾结，把此案无理搁置，拒不交付执行。这对徐特立是一个极大的打击：“我希望的民主共和就成了泡影。尤其是昨日我同他参加革命，要求共和，今日转为专政的人，给我一个大的刺激。”[1]P108他痛心地看到，这些新的执政者，大多是营私肥己之徒，只求个人升官发财，根本不想为民众造福。徐特立愤而辞去副议长之职，决心“还是回到教育界去，用教育来改革人心罢！”[1]P108作为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徐特立对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深感失望，他决心在救国救民的征途上探寻新的道路，开展新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