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徐特立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悉心关心、教育儿媳刘萃英，在儿子不幸去世后，将刘萃英收为干女，改名徐乾，鼓励徐乾去寻找新的生活，引导徐乾走上革命道路，指导徐乾学习政治理论和文化知识，使徐乾从一个仅有初小文化的农村妇女成长为革命干部。徐乾的成长历程，不仅是徐特立教育成功的一个典范，同时也充分显现出徐特立的高贵品质和感人风范。

    关键词：徐特立；徐乾；关心；教导

    徐特立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他为新中国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革命和建设人才，被称为“当今一圣人”（朱德语）。他对儿媳、干女徐乾的悉心关心和教导，同样感人至深。

    徐乾，原名刘翠英，湖南省长沙县人，“九岁离初小，识字刚满千”（徐特立《徐乾三十初度》诗），1933年与徐特立的小儿子徐厚本结婚，协助婆婆熊立诚和小姨徐陌青一起操持家务，丈夫徐厚本则在长沙大车修理厂当学徒。徐乾回忆：“当时老爹爹在江西苏区，我们没有见过面。”[1]31936年，刘翠英生下女儿徐禹强（小名玉儿）。一年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年底，徐特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总部高级参议、驻湘代表，由延安回到湖南主持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当时徐特立非常忙，根本无暇回家。刘翠英带着1岁多的女儿，跟着熊老夫人一起去看望他，这才认识了老人家。由于办事处刚成立不久，缺少服务人员，办事处主任王凌波将刘翠英留在办事处做勤务工作。1938年春，在徐特立的支持、鼓励下，刘翠英将女儿交给婆婆，和丈夫一起赶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三个月后毕业，又一起被组织上派回湖南工作。不幸的是，徐厚本途中染病，回到长沙后医治无效去世，留下她们一对孤儿寡母；刘翠英自己在医院因一时伤心过度，不慎摔伤，从此落下头疼症。这使年仅23岁的刘翠英“精神上遭受到极大的打击，陷入了无限哀思之中”[1]5。她在家里整日以泪洗面。失夫之痛加上时时发作的头疼症，折磨得她痛不欲生。她甚至想到了死，试图以死寻求解脱，有一天狠心上了吊，幸被人发现及时救下。面对这种情况，承受着老年丧子之痛的徐特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以他伟大的气魄和感人的意志，悉心关心、指导儿媳刘翠英的成长，使她从一个仅有初小文化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心胸豁达、作风朴实、对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干部。

    一、鼓励儿媳建立新的生活

    徐特立的大儿子早在1927年大革命时期就牺牲了，当时还没来得及成家；1938年，小儿子徐厚本又不幸去世。可以想象，这对年已61岁的徐特立是一个多大的打击。

    徐特立把这一巨大的痛苦全部担在自己一人身上：一方面，他担心夫人承受不起再失儿子的巨大伤痛，与儿媳一起瞒住厚本的死讯，强颜欢笑告诉老伴，说厚本已去苏联学习；另一方面，他又要安慰儿媳，一心帮助她早点从痛苦中解脱出来。他多次给儿媳写信，安慰她，鼓励她建立新的生活，信中贯穿着对儿媳终身大事的关怀和毫不考虑自己年迈无人照料的思想，饱含着革命家庭的骨肉感情和理想情怀。在1938年夏的一封信中，他说：“你是我们家里的人，你的孩子也是我们家的骨血，但你还年轻，应该有自己的生活。你结婚以后，我们便不以翁媳相称，你做我的女儿也可以，作为同志也可以，后一种更有政治意义。在你结婚之前，你的生活我还是要负责的。”[2]3189月，在即将离长沙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前，徐特立又一次给刘翠英写信：“我快离湖南，你的问题望你最后决定，决定后我好准备怎样帮助你……你的年纪还轻，结婚是应该的。”[1]11并在信中指出择偶的原则：“主要的不是择财产、不是择地位，是择前进的分子、有希望的人，年龄相差不远、性情相当的厚道、不致轻于弃妻，这就是足够的条件。”[1]P11

    11月，长沙大火，刘翠英与婆婆、女儿孤寡老幼三人，随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经衡阳、邵阳，一起转移至广西桂林。在桂林，先后有廖姓、严姓男子追求刘翠英，要和她结婚，这使刘翠英“一个年轻的弱女子，思前想后，无力摆脱婚姻纠缠的环境”[1]5，颇感心烦意乱、孤立无援。正在这时，徐特立有针对性地先后给刘翠英写来三封信，“像对亲生女儿般的关心和教导”[1]5，为刘翠英指出解决婚姻问题的原则，指明革命的前途和具体的努力方向。这使刘翠英很快从痛苦与烦恼中解脱出来，下决心再去延安学习，以不负老人家的期望和教诲。对此，徐乾在《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中做了详细的回忆：

    长沙大火之后，八路军办事处辗转迁到桂林。我和徐老太太带着孩子也跟徐老来到桂林。在这里，徐老虽然工作很繁忙，可是对于我的个人生活和政治生命，却是经常关心的。当时，有一位男同志追求我，徐老知道这事之后表示同意，他还对我说起青年人选择伴侣的条件：首要的是为了厚道、品行端正、不轻于弃妻、年岁相当。老人家还对我说：“他是党员，政治上很进步。共产党是人类最先进的集团。同他结合，不会有夫权统治你。在革命队伍里，选择配偶，不是为了钱财和地位，而是要选择先进的人。同时，你在他帮助下，可以更前进，还有入党的希望。老人家对我这样真诚的关怀，使我感动。但我怎忍心离开这样慈祥可亲、德隆望重的老人呢？……我拒绝了这桩婚事，并且请求再去延安学习和工作。老人家理解我，信任我，他同意了我的请求。”[3]110

    二、引导儿媳走上革命道路

    作为公公、更作为革命老前辈的徐特立，真心实意地为儿媳前途着想，鼓励、支持甚至盼望儿媳再婚，去创造新的生活，更鼓励、支持儿媳走上革命道路。

    早在1938年4月，当徐厚本夫妇看到许多爱国青年，在父亲徐特立的影响和介绍下奔赴延安参加革命斗争时，也向父亲提出了去延安参加革命的愿望。对此，徐特立自然极力支持，但是，夫人熊立诚有些舍不得儿子，更不希望儿媳也随儿子一道去延安，执意要把儿媳留在家里。徐特立风趣地劝说夫人：“儿子和媳妇是去学习，去干革命，应该让他们一起去，我们怎能将他们拆散呢？儿子媳妇，让他们总是蹲在自己身边，就会耽误他们的远大前程。父母痛爱子女，就要让他们到应该去的地方去，为社会做一番事业。只有这样，才算真正的痛儿痛女。再说，他们到了延安，党会把他们教育得更好，我们完全可以放心。”[4]132经徐特立这么一说，深明大义的熊立诚同意了。

    1938年底，经历丧夫之痛的刘翠英不愿急着再结婚，为了摆脱心中的痛苦，她决心再去延安学习和工作。对此，徐特立又表示了同意、理解和支持，并为此费了一番苦心——想办法瞒住夫人熊立诚。徐特立要夫人和小孙女暂时回湖南，并特意带着他们在头一天回了长沙，而把刘翠英留在桂林。就这样，1940年1月，刘翠英再次踏上了去延安的路途，进入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毕业后被安排到延安杨家岭生产合作社，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徐乾入党后，徐特立非常高兴，写信鼓励、教育她在各方面对自己的要求要更加严格。信中说：“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在革命的复杂艰难困苦中，这种无条件的工作态度、无条件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革命的另一相反方面是严格的选择，毫不妥协和动摇，把握原则。如果没有自己的终身志愿，忘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意识上无中心思想，在学习上无最后的目的，在工作上无专门技能，广交无基本群众，无得力干部，无崇拜的革命导师，肯干而无策略路线，无工作方法，只凭主观经验而无原则，而不了解情况，那么前面的一切都成为无效了。”[5]343

    三、将刘萃英收为干女并改名徐乾

    为了进一步解除刘翠英的后顾之忧，徐特立决定把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加以关心、照顾。早在1938年夏写给刘翠英的信中，徐特立就明确说过：“你是我们家里的人，你的孩子也是我们家的骨血……你结婚以后，我们便不以翁媳相称，你做我的女儿也可以……”[2]318；刘翠英第二次去延安的前夕，徐特立更以为她更名“徐乾”的举动，表明了这一态度。徐乾后来回忆：“1940年1月2日，我第二次去延安的前一天，老爹爹到我的工作住地看我，亲切地对我说：‘你要走了，我将你的名字改改吧！说着即拿出一纸条，我接着一看，上面写着‘徐乾’二字。接着他又补充一句：这象一个男性的名字。当时我并不了解其中的深意，却能体会老人家的深情。我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老人家倾诉，但是，刚要启齿竟泣不成声了。”[1]19

    同年秋，徐特立回到延安后，特地写了一篇短文，向徐乾详细解释了“乾”的意义，并明确称她为“乾儿”。他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健也。终日乾乾，即终日健进不已；惕，警觉也。终日乾乾，至晚还加警惕，目若有凶厉可怕。注意如此集中，精神如此振奋，前途一定远大。右录周易语以示乾儿。乾儿原名萃英，系华而不实的女性名。她却外柔内刚，颇有独立性，我以他有其祖父之倔强性，希望她发扬这一倔强性，因而字之为乾。”[3]111

    由此可以看出，徐特立为儿媳改名，不仅满含着老人家的一番情谊，而且寄予了父辈对儿女的厚望。正如徐乾所说：“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并不含有重大的意义，名字的雅俗，更不能决定一个人思想境界的高下，但通过老爹爹为我改名这件事，使我体会到老人家对下一代成长的无微不至的关怀。”[3]112

    四、关心徐乾的身体和生活

    1938年徐厚本在医院病逝后，年轻的徐乾又气又急，不幸从楼梯上摔下来，当埸晕倒，不省人事，经抢救，虽然生命得救了，但身体很虚弱，长期头痛。徐特立极为关心她的身体和健康，信中常嘱咐她注意身体、注意休息：“你的身体是我必须关心的，你的脑病不能过分用脑，学习还是第二位的，不能过分兴奋，不能有过多的学习”[6]325；“做到一个健康的身体是你一生起码的幸福，没有这一点一切都完了”；[1]33“你的身体可望转到健康实是我们全家之福。”[1]86甚至还严厉地指出：“养病第一是休息和饮食，你于这两项一点也没有注意，你自己反省一次看是否应该改正。”[1]27“休息和工作是同样重要的，妨碍休息和一定的睡眠是直接自杀。”[7]殷殷父爱，溢于言表。

    1941年夏，徐乾患急性肾炎和扁桃腺炎，住院手术治疗后，身体非常虚弱。徐特立特写信问候，并将组织上分给自己的牛奶分一半给徐乾，

    “乾儿：
    病靠药来医治，还靠体力来抵抗，我一生是主张抵抗卫生的，我能吃，能做，能用脑，更促进我的身体的健康。我主张粗食和杂食，因食品种类越多更能供给身体中的复杂需要，粗的食品，还保存了原来的完全的成分，而精制品则去掉了许多可宝贵的东西。
    食料配合最适当的莫如奶，奶易消化可以多喝，最适于病人和小儿。你的身体己衰弱，对于抗病之力太差，在两三星期内多吃营养品，一面充实身体加强抵抗力，一面服药以治标，因此在两三星期内将牛乳给一半与你，你不可拒绝。你的病如果能早愈，我也少挂心。热季很快过去，牛奶仍然会减到半磅，现在分一半给你也不算损失。我可多买蛋吃，以当牛奶，你多吃蛋恐怕不易消化，我无病，胃更强，可以把蛋代牛奶。
    特立
    九．一八”[1]22

    徐乾后来回忆：“老爹爹来看我，见我太瘦弱，他老人家年迈，公家照顾给一磅牛奶，分一半给我。我不忍心喝（延安生活苦，老人和大家一样，惟一与众不同仅多了一磅奶，冬天产奶少只半磅），故写此信给我，其实老家也不会买蛋吃，他从不注意自己的生活，乐与大家共甘苦，常将奶分给小孩子喝。实感人至深。”[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