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徐特立与著名戏剧家、诗人、国歌歌词作者田汉，两人既有着深厚的师生情，又有着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同志谊。他们都是湖南长沙人，虽然年龄相差20余岁，但都是出生、成长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为了实现救国救民的理想，他们在不同的道路上奋斗，也在历史的机缘下一起努力。他们之间有着一生的交往和情谊。

    同生危难时，共饮湘江水

    19世纪末，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内部清政府统治腐败，外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一步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苦苦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徐特立与田汉正是出生于这样一个时代。徐特立生于1877年2月，田汉生于1898年3月。伴随他们成长的是接连不断的战争，苦难的中国一步步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此时的徐特立和田汉，或者年轻，或者年幼，而且都身居乡下，战争的风暴或许并没有直接影响到他们，然而，这却注定了他们这一生当中相当部分时间都必须为苦难深重的祖国的独立与富强而奋争。

    徐特立与田汉都生长于湖湘这块热土。徐特立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五美乡荷叶塅，田汉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果园镇田家塅，两地相隔仅30余公里。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湖湘文化中蕴含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和斗争传统，以及“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孕育出了一大批既有渊博学识、又有经邦济世之志向的湖湘名人，也深深地陶冶着年少的徐特立与田汉。

    两人都出身于贫寒的农民家庭，年少即饱尝生活的艰辛：徐特立4岁丧母，靠父亲和哥哥从事农活为生，12岁时过继给伯祖母做孙子，15岁即独自操持家业；田汉9岁丧父，一家全赖母亲和哥哥的艰辛劳动。然而，幸运的是，为了能培养出知识分子，两人的父亲或母亲都东拼西凑筹措学费，于兄弟姊妹中选择了他们俩去读书：徐特立9岁进蒙馆，读了6年私塾；田汉6岁入塾发蒙，9岁时因父亲病故而辍学，11岁时入新学堂，先后就读于清源庵高小、选升学校、长沙师范，后去日本留学。年少时的读书经历，使他们多少得以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从而走上知识分子的道路，以后在各自的刻苦努力之下最终走出了一条成功之路。

    辛亥革命尽己力，长师成就师生缘

    1905年，徐特立从宁乡速成师范结业后，开始走教育救国道路，创办了梨江高小等学校，并在长沙城内的多所学校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徐特立积极联络进步教员，到处宣传演讲，号召大家支持革命。湖南光复后，徐特立当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一心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然而，官场政治的腐败很快使他失去信心，仅一个余月后就愤然辞职，后来又当了一个月的省教育司科长，很快也辞职了。因为他看出这些不过是一个做官的捷径。他决心回到教育界，“用教育来改革人心”。应长沙县首任知事姜济寰之邀，徐特立在艰苦的条件下，于1912年3月创办了长沙县立师范，一心“使我古潭追邹鲁”。

    辛亥革命这一年，13岁的田汉正在长沙选升学校读书，他亲历并目睹了当时的许多场景，深受鼓舞，抱着救国的热忱和必死的决心参加了支援武汉起义的学生军，准备开赴湖北去打仗。不久，南北议和，宣统退位，这支学生军被解散，当了两个月学生兵的田汉于同年底回到长沙老家，并于次年2月考入刚刚创办的长沙县立师范本科第一班。对于学校的徐校长，田汉早就听说过他许多忧国忧民的动人传闻，对他充满仰慕与敬重：十年破产读书，自学成才；断指血书，激励青年反帝爱国；起草传单，发动长沙最早的学生罢课；推动长沙起义，当过省议会副议长；倾资兴学，创办了梨江高小、五美初小以及长沙师范，并在多所学校代课，赚钱扶教，等等。而徐特立对田汉这位学生，也早就赏识有加：两年前，徐特立到长沙县东乡视察田汉就读的清源庵学堂，偶尔看到了田汉作的诗文，赞赏不已。如今收之为徒，当然很高兴，而且自然对他格外关注了。

    由于父亲早已去世，田汉家里经济困难。他回忆：“我母也进城，起先在北门外摆了个小茶摊，后来在彭家井替人洗衣，帮助我的零用和抚养两个弟弟。”他喜爱读书但买不起书，只好假日去长沙图书馆看书，为了省钱常常买一个烧饼带去充饥，留一个铜板买门票，一看就是一整天。徐特立知道了，便把自己的购书折交给田汉，任田汉到书店选自己喜爱的书，年底结账时由他付款。夏天，为了避蚊，徐特立又帮田汉买了一床蚊账。

    田汉聪颖活泼，他与同样爱好写作诗文的同学黄芝冈、曹伯韩、周竹安、张怀等人一起，做了一些打油诗贴在自修室的玻璃窗上，其中“特立狂涛骇浪中，宝刀血溅首元龙”、“黄竹村中鸡犬喧”等诗句，将校长徐特立以及首元龙、黄竹村两位老先生的名字嵌于其中。那两位老先生认为这是“侮辱师长”，要求校长严加训斥。徐特立一面对田汉等人进行尊师的教育，一面鼓励他们把聪明才智用到正道上去，写出有意义的诗文来。在他的教导下，田汉等人认真地办起了“窗户报”。田汉取《晋书·刘琨传》中“吾枕戈待旦，志枭逆虏，常恐祖生先吾着鞭”之意，办了“祖鞭报”，在上面大胆议论市政，抒发救国爱民之情，甚为引人注目。徐特立是“窗户报”的热心读者，常常在夜晚提着马灯到处阅读，遇到切中时弊、短小精悍的诗文就抄录下来，刊登在他主办的《教育周刊》上。这对田汉等人是极大的鼓舞。

    田汉对戏曲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回忆：“我是如此地热爱戏剧，从幼小就感到离不开它”，经常为皮影、木偶、湘剧、花鼓戏中的人物情节和表演所倾倒。当学生军时，他曾利用军人看戏不要钱之便，在训练之余废寝忘餐地看戏，成了名符其实的戏迷。对此，徐特立热情加以鼓励。1913年，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回长沙组织文社，演出《热血》、《不如归》、《猛回头》等新剧，影响很大，“给湖南播下了新剧的种子”。徐特立曾对田汉专门介绍这种新剧，激发他对革命戏剧的兴趣。

    就这样，在长沙师范这所学风好、思想活跃的学校里，在徐特立的悉心关照下，田汉的文才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发挥，他对戏剧的爱好不断加深。正是在这里，他尝试着将“那种幼稚的心中思想、感伤的新感情放在旧形式里”，开始了最初的戏剧创作，于1912年写成了他的戏剧文学处女作《新教子》，讲述一个汉阳之役阵亡军人的妻子教育儿子继承父志为国家为民族效力的故事，发表在《长沙日报》上。1914年，他与黄芝冈等同学一起编《青年》杂志，并在上面发表过两篇剧本。1915年5月，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袁世凯卖国求荣，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引起国人公愤。田汉仿照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构思上模仿梁启超的《新罗马传奇》，写作了戏曲剧本《新桃花扇》，连载于上海《时报》副刊。该剧剧情是：明末大文人侯朝宗的魂魄，几百年后来游金陵，邀当年复社的几位故友听艺人柳敬亭演唱宣传爱国情感的鼓书，以此抨击袁世凯的卖国行径。其中有这样的句子：“爱国志士几多不惜杀身来相劝？又有的为写血书斫脱指头尖”，这分明指的是1909年12月他的老师徐特立在修业学校断指血书的事件，由此可以看出徐特立为民请命、断指请愿精神对田汉的深刻影响。1916年夏，田汉以优异的成绩从长沙师范毕业，结束了这段难忘的读书生活。

    先后确立革命志，齐为抗战鼓与呼

    一心探求救国救民道路的徐特立，1919年7月赴法勤工俭学，学习西方自然科学，并考察其政治制度和教育情况；1924年7月回国，创办了长沙女子师范，并同时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长沙县立师范以及长沙女子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继续实践他的教育救国宏愿；1926年，受革命高潮的影响，他积极投身农民运动，担任湖南农民协会教育科科长，主持湖南省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的工作，为发展湖南的工农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1927年4月，国民党右派叛变革命，徐特立在最危急的时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走上革命道路，认定共产主义为最美好的理想，并坚定地为此奋斗终身。而田汉自长沙师范毕业后，到日本留学，并逐步确立了“做中国未来的易卜生”、献身戏剧事业的理想，同时，他也密切地关注时势、紧跟时势，“从1927年下半年起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转向革命”（陈白尘《青年时代的田汉》），于1932年春在上海入党，成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指导左翼戏剧运动，在一条不同的战线上开展革命活动。

    著名作家、田汉在长沙师范时的师弟廖沫沙回忆：“记得创办长沙师范的老师徐特立先生在八一南昌起义后，经上海往苏联时，也曾抽空来（金神父路日晖里）看望他在长沙师范的高才生田汉。可见他老人家对田汉是十分器重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1月，刚过花甲、时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厅长的徐特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于12月9日回到长沙，领导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开展了大量的宣传统战工作：主办党员培训班，培养抗日领导骨干；创办报刊杂志，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组织群众团体，开展救亡活动；写文章、做演讲，接待来访，深入群众中做调查研究等等，推动湖南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十几天前，田汉也已回到长沙，积极开展抗日戏剧活动。师生俩怀着同一样火热的激情，以不同的身份、通过不同的方式，密切联系，互相帮助，共同为抗战奉献着自己的光与热：1938年1月16日，田汉发起召开欢迎茅盾和其他来湘文化人的茶话会，主持会议并致辞，徐特立参加会议并讲话；1月25日，徐特立应田汉、张以藩之邀请，参加文化界人士对推进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茶话会；1月28日，正是在徐特立的支持和指导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积极筹备，田汉创办了《抗战日报》，积极宣传抗日，徐特立后来还多次为该报撰写文章；2月5日，徐特立、田汉、矛盾等43人一同被湖南省抗敌总会聘为宣传委员会委员……

    自1937年11月至1940年7月，师生俩以长沙为中心，为了抗日宣传奔忙于各地：徐特立1937年12月到长沙，1938年9月赴延安参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1939年初回到长沙，随后去邵阳、衡阳等地；1940年上半年回长沙，7月底离开长沙到衡阳，8月中旬回到延安，结束了在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工作。田汉1937年11月底到长沙，12月5日赴武汉组织大规模的戏剧公演；1月初回到长沙，2月28日应周恩来之邀，到武汉参加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任第六处处长，在文化界组织和发动抗日宣传活动；10月22日，撤离武汉回长沙；1938年11月13日，国民党当局制造“文夕大火”，使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在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率领下，田汉与郭沫若、洪深等人于11月17日从衡阳赶到长沙组成“长沙大火善后突击工作队”，日夜辛勤，会同有关部门发放政府救济款，开展宣传活动，安定人心；1938年12月后，田汉一边带着抗敌宣传队在长沙、桂林一带进行抗日宣传，一边开展戏剧创作和旧剧改革；1940年5月应召赴重庆，继续参加三厅的工作，从而离开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