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的投降、分裂、倒退活动日益严重。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公开降日，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虽然继续抗日，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各地连续制造反共活动。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在决定继续抗日的同时，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的方针，对内政策严重倒退，掀起了反共逆流。11月，国民党当局在青州地区县政人员训练班上宣称：你们当县长，尽管捉共产党，先斩后奏，宁肯错杀1000，不可走漏1个”。这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在抗战时期，中共青州各地党组织虽然都处于秘密状态，但在抗敌支前后援的群众运动中，始终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是坚持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他们根据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逆流进行了顽强斗争。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让党员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勿忘历史，爱国团结奋进。笔者现根据掌握的资料，仅以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例，并加以考证，撰写了《抗战时期青州党组织与反共顽固派的斗争》一文，力图能比较完整、准确地反映青州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军民，为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为保卫抗日根据地，与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些“摩擦”故事。现发表在中红网上，以此宣传抗日战争胜利的重大意义，弘扬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表现出的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英勇战斗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时，对广大党员、群众、尤其是中小学生进行重温历史、勿忘国耻、矢志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民族精神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群众、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断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增强广大党员、群众、青少年忧患意识及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一、反共顽固派兴风作浪

    1939年冬至1940 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的反共活动迅速扩大，由制造小规模的军事摩擦，发展到在几个地区向根据地军民发动较大规模的武装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１９３９年，国民党在青州地区成立军统局山东省站青州组，并分设为市区潜伏小组和益北潜伏小组，有通讯员五至七人，专事收集情报，监视进步党团组织和进步人士，发现“不轨”行为，则密令益都警备司令部和宪兵队处理；与此同时，中统局青州区亦相应建立，执行国民党省党部和山东省政府的联合指示，推行防共反共政策，在各个机关、学校、团体成立防奸小组，各防奸小组五至七人，任务为对“嫌疑分子”、“危险分子”、“活动分子”进行跟踪侦察，并列入黑名单。青州地区的10区、44镇、４８个乡中，其区、镇、乡长大都由军统、中统特务担任。青州地区还成立了特种会报室，设有专任秘书，均由中统特务担任。 中国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也在青州占有地盘。１９３８年９月，三青团青州支团成立。11月，三青团益都分团成立，内设组训、宣社，总务三股，主要任务为协助国民党贯彻防区战略，迫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查封进步书刊。

    在此期间，青州的反共顽固势力乘机兴风作浪，采取各种手段，肆意制造摩擦事件。派出耳目，暗探进步人士活动，积极向青州军统、中统、日军特务机关密报“共案”； 派遣和纵容土匪抢劫骚扰；乱捕乱杀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勾结日伪军，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军事进攻，捕杀党政军工作人员，摧残群众抗日运动；阻扰我军在募补区募兵征粮；大肆进行反共宣传，欺骗群众，蛊惑人心。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些罪恶行径，对我抗日根据地造成了严重的危害。

    二、青州党组织与反共顽固派的斗争

    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中共青州地方组织面临的形势极为严峻。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猖狂进攻，中共青州地方组织，根据省委的指示，确定了以下的总方针：１．反对一切妥协投降与破坏团结的阴谋，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２．转变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使整个组织适应于可能到来或已经到来的恶劣环境，以免遭受损失与破坏。３．在组织相当大的地方，须注意巩固与改良工作，在组织薄弱或未建立的地方，须大胆去扩充与建立。４．大胆提高与培养新的能适应于新环境的青年干部，健全与充实领导机构。５．群众工作须注意充实合作团体，必要时成立秘密小团体，纠正群众在工作中突出的现象。按照这个方针，青州地区各级党组织在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的同时，根据“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站在严正自卫的立场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行为予以坚决反击。

    （一）胶济铁路以北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

    驻守在胶济铁路以北地区的顽固派有徐振中、张景月等部。他们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先后多次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反共活动，各根据地党组织和抗日军民，首先，不向他们打第一枪，也不抢占他们的地盘，不没收他们的武器，在政治上始终主动；其次，决不在他们的进犯面前听之任之和妥协退让，而是坚决地予以还击，并且，还击就要狠，就要取得胜利，就要让顽固派受到应有的惩罚；再次，是在取得胜利后要适可而止，不无止境地打下去，以不破裂统一战线为限。

    在益寿临广四边地区，自1939年10月开始，根据地的抗日军民首先在四边县河头村对西侵阳河的国民党顽固派十五旅一团孟祝三部进行了迎头痛击。国民党顽固派十五旅一团孟祝三部西侵到阳河后，唆使联保长和劣绅们不售给我粮草，胁迫群众不与我接近；纵容土匪抢掠骚扰群众，事后又嫁祸于我，阴谋挑起群众对我军的不满情绪。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为维护团结抗日，对何孟祝三部的反动行径，力求通过谈判来解决，故曾多次找孟祝三本人及其他头面人物商谈，晓以民族大义，要求他们放弃摩擦，一致对外。但孟祝三及其党徒视我们为软弱可欺，仍然我行我素，甚至变本加厉，公开进行反共活动。这样，我们不得不改换斗争方式。从此，无论在群众大会上，还是在谈判桌上，就与孟祝三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对他们的反动言行，予以无情的驳斥和彻底的揭露。各地方武装则组织宣传队上街讲演，贴标语，并派出小部队下区乡镇，深入到群众中去，揭露孟祝三部破坏抗日的罪恶勾当，宣传我党我军团结抗日和实行民主政治的各项主张。对那些坚持屯粮不售的劣绅们，我们则向他们摆出蒋介石的“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训词”，采取封仓按官价收购等强制手段，迫使他们有粮出粮。对孟祝三部的武装挑衅，则坚决给予回击。如：10月15日早饭后，国民党顽固派十五旅一团孟祝三部在阳河村发动军事进攻，捕杀党政军工作人员，摧残群众抗日运动。中共益寿临广四边县委立即从段村及阳河西附近村庄调集1000余名基干自卫团员，在县、区武装的配合下坚守河头村，经过英勇阻击，打退了十五旅一团孟祝三部多次进攻。双方隔河对峙到下午四时左右。我八路军山东纵队三支队十团三支队基干二营问讯赶来增援，出其不意，冲进阳河村插入敌人背后，直打得十五旅一团孟祝三部狼狈不堪，夺路逃窜，共击毙敌人20多名，缴获战利品一宗。

    1938年，益都县保安团团长、伪军徐振中部占据臧台遗址（位于臧台、东台、西台三村之间，与寿光市交界。地处淄、弥流域，地势平坦，北阳河、跃龙河在其左，王钦河、伏龙河经其右。其台高15米，台基长宽各近150米。这个地方约有方圆五六十亩地的地盘，是益北地区最高的制高点。）以后，先在臧台村庄两个十字路口修上了两个据点，据点里面四面都有岗哨，村里都掘满了壕沟，壕沟一直通到台顶上，台顶上面又修建了一个大型的碉堡，这个碉堡的四个方向，东南、西南、东北、西北有四个射击口，一有紧急情况，伪军徐振中部就从村庄躲到臧台顶上顽抗。

    伪军徐振中部占据臧台后，不但不与根据地军民合作抗日，还寻找各种机会，制造事端，进行摩擦，首先是在粮食问题上与抗日军民发生摩擦，益寿临广四边地区本来就很贫困，人民过的是“糠菜半年粮半年”的生活，加上连年兵荒马乱、粮食欠收，生活更为困苦，这一下来了这么多军队（每天平均驻扎三五百人），那能养得起？可是伪军徐振中部根本不顾群众的死活，硬性派粮派款，交不起就捆绑吊打区、镇、乡、村干部。后来，他们干脆就三五成群，像土匪一样到群众家里，倒瓦缸、抢种子，翻箱倒柜、抢劫财物，打骂群众，强奸妇女，把一个刚刚建起来不久的抗日根据地，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其次，他们还积极支持地方封建势力，到外造谣，诬蔑共产党“图谋不轨”，“实行暴动”，八路军“游而不击”，破坏八路军和抗日政府的威信，打击进步势力，收买落后群众，并大肆宣扬他们是合法、正统，企图在其枪杆子和县政府牌子下，取消抗日军民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政权，建立起他们自己的“王朝”。再次，在军事上，以臧台据点为大本营，在战略上是集中兵力分区“进剿”，在战术上步步为营、节节进逼，肆无忌惮地压缩我抗日根据地，抢掠残杀我干部和群众，肆虐达一年之久，连续制造了一系列摩擦事件，益寿临广四边县抗日军民恨之入骨。

    面对顽固派的胡作非为，根据地的抗日军民当然不能容忍，便采取坚决而又适当的方法进行还击，来保卫人民利益，保卫抗日政权，保卫抗日根据地，就这样，我八路军清河军区领导为巩固抗战后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调派八路军清河军区主力部队三支队司令员杨国夫率部讨徐，于1940年10月8日夜，在益寿临广四边县三支队基干二营和益寿县六大队的配合下，分三路进入臧台、东台、西台三村，对躲在藏台据点的日伪军进行分割包围。战斗到10月10日佛晓，伪军徐振中部350人的队伍只剩下不到50人。最后，仅徐振中带领20余人化装逃跑了。

    此次战斗，对公开投靠十五旅张景月部和大肆宣扬所谓“曲线救国”，并依仗朱良据点日伪势力，大肆抓捕杀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抗日家属，还经常勾结日军对益寿县寿五区，阳河一带的抗日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扫荡”，残害抗日军民的顽固派徐振中部，给予了歼灭性的打击。

    当月下旬，益七区、寿五区的千余名民兵配合山纵基干二、三营，在李马以东及臧台一带展开反顽斗争，迫使孟祝三部缩回张楼以东地带，并再次沉重打击了徐振中的嚣张气焰。

    通过近一年的初步反顽斗争，铁路北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内的进步势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大部分中间力量向抗日方面转化，一些游移的势力也坚定了抗日立场，使反共顽固派的嘴脸更加暴露无遗，逐渐失去群众基础，处于越来越孤立的地位。

    （二）青州铁路以南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

    驻守在胶济铁路以南、弥河以西地区（青州西南山区）的有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吴化文部等部队；驻守在胶济铁路以南、弥河以东地区（益东地区）的有杜华梓的国民党益都县政府的武装，侯耀庭的二十二支队，王葆团的六旅，新编十五旅四团，十七旅六团一部分。他们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先后多次向抗日根据地军民发动了猖狂的进攻。

    1.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的反顽斗争

    1937年冬，冯毅之根据中共益都县委领导的分工，到家乡青州西南山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按照中共清河特委的指示，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的指导下，冯毅之、孙同山、孙萌南、白金、宋岳、刁愈之等共产党员和在西南山区活动的翟汝鉴、李思亮共同组成了一支千余人的游击队。翟汝鉴任司令，李思亮任副司令，冯毅之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春，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吴化文部等部队来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周围驻守。3月，为了贯彻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廖容标、政委姚仲明亲赴太河镇，与国民党委任秦启荣指挥的吴鼎章、翟汝鉴、王葆团、刘兴堂、周宗鼎等八个游击队谈判与协商，最后成立了“淄河流域抗日联军办事处”。冯毅之任办事处主任，每个部队派一名代表驻办事处，统一作战行动和筹措军费供给等事宜。被称为“摩擦专家”的秦启荣、吴化文部等在鲁中莱芜、临朐搞摩擦，破坏抗日，制造“雪村事件”和“临朐30公里无人区”的消息，青州西南山区抗日根据地军民早有所闻，并深受其害。但是为了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争取秦启荣、吴化文部抗日，当时，国民党军队到来之时，中共益都县委还组织沿路村庄书写欢迎标语，如“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战到底”， “拥护全民抗战”，“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坚决铲锄汉奸卖国贼”等，各区还组织了欢迎会，并且对他们的吃住作了适当的安排。可是这些顽固派们却无视根据地抗日军民的诚意，坚持反共立场，按照国民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一系列反动政策，不断地制造摩擦、内战，削弱抗日力量，阻碍抗日形势的发展。仅1939年到1940年，伴随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他们就向抗日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猖狂的进攻。

    1939年3月30日，发生了震骇全国的“太河惨案”。太河镇在淄河上游，位于益都、博山交界，原是胶东、清河两大区与鲁南地区的交通要道，是八路军新一营的根据地。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调来了王尚志、李笑文等反动梯队，想独自占据该地区。八路军新一营为了珍惜国共合作，避免摩擦，在他们来到前就奉命转移了。此时，活动于清河区的八路军三支队两个连队奉命护送干部百余人南下受训，共300余人去鲁南要路过此地。为避免发生冲突，第三支队首先派人与驻博山太河镇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王尚志部联系，说明从此路过的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30日，当队伍经过太河镇时，王尚志部却背信弃义，突然进行了包围袭击，八路军新一营的干部、战士被残杀、俘虏甚多。当场牺牲的重要人物有三支队政治部主任鲍辉、特务团团长潘建军、十团三营营长吕乙亭等。对于秦启荣的倒行逆使，毛泽东同志在9月16日《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中进行了严厉遣责，怒斥秦启荣是“摩擦专家”，称他们“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的时候多”，并提出了我军对反共顽固派的著名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诚如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如果有人胆敢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坚决给以反击。面对敌顽的挑衅，我抗日军民义愤填膺，纷纷谴责他们的反革命暴行。八路军山东纵队三、四、八支队在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副司令员王建安亲自指挥下，于1939年4月20日，对直接制造此次惨案的王尚志部进行了反投降反摩擦战役。在此反顽战役中，八路军新一营是先锋队，活动在益七区马兰村一带的抗日武装三支队在副司令员杨国夫、政委霍士廉的带领下奉命密切配合。经过三日激战，打垮了顽军，收复了太河镇，救出了部分被囚禁的人员，并乘胜直扑王尚志司令部，将王尚志的警卫大队全部消灭。

    此次反顽战役彻底打破了国民党顽固派秦启荣想独自占据该地区的美梦。因此，秦启荣对共产党尤其是三支队既恨又怕，便经常制造“摩擦”，妄图把三支队消灭或挤走。

    于是，8月份，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专家”秦启荣等部4000余人，再次进攻在益都坚持抗战活动于淄河流域的山纵三支队十团二营、四支队新一营。山纵三支队十团为顾全大局，多次据理正告，并一再忍让，希望国民党顽固派停止进攻，共赴国难，抗击日寇。但顽固派一意孤行，置之不理。山纵三支队十团二营、四支队新一营，被迫自卫，击败顽军轮番冲锋，牵制顽军，持续达10日之久，终因寡不敌众，未能给这部分顽军以歼灭性打击。让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专家”秦启荣等部有机会制造了“淄河事件”。23日，山纵调集一、三、四支队主力在郭洪涛、张经武、王建安指挥下，奋起反击秦启荣部的围攻，打垮了王葆团旅，击溃翟汝鉴部，共毙伤顽军600余人，缴获枪支1000余支，收复峨庄、太河、朱崖等地，给国民党顽固派“摩擦专家”秦启荣部以沉重打击，粉碎了顽军企图把三支队消灭或挤走的阴谋，保存了中共益都县委领导机关和山纵三支队十团二营、四支队新一营主力，以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1940年，益都县的环境恶化，不但表现在敌伪频繁扫荡和据点增加，还表现在国民党顽固反共派吴化文部进占了三区的仁河流域。吴化文部进占仁河流域后，便采取了“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以不打”的反动政策，或明或暗地与日军合作，多次配合日军袭击抗日根据地，不断到根据地内寻衅滋事，杀害抗日干部，抢劫群众财物。4月，日伪军在朱崖镇、太河镇安设了据点以后，国民党顽固反共派吴化文部配合日军侵犯县政府驻地朱崖镇。县政府及时转移到淄河以西的四区孙家岭一带。五月份，国民党顽固派吴化文部，为了配合日军“扫荡”， 再次从仁河流域向中共益都县委驻地桃行村大举进攻，想把中共益都县委和县政府消灭或驱走。益都县大队在上张、下张、窦家崖一带英勇阻击，激战一昼夜，给敌人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县大队牺牲4人。此时由于环境恶化，中共益都县委的活动也从三区转移到淄河以西的四区孙家岭一带，处境更加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