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中，齐心同志深情地回忆说：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是习老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和写照，充分体现了他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高尚品德和风格，是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精神财富。

    摘要：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贯穿了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党的历史直到永远。习仲勋同志参与创建和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前后的76年革命生涯，充分折射出了这三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力继承与弘扬。

    习仲勋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任何一个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当前，我们要通过纪念习仲勋同志革命生涯，总结历史经验，着眼于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势，集体纪念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内对外，改革开放，攻坚克难，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凝聚强大正能量。

    关键词：习仲勋  革命理想主义  革命英雄主义  革命乐观主义 中国梦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正能量

    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贯穿了中国革命史乃至整个党的历史直到永远。

    2015年，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今年10月是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长征落脚陕甘革命根据地80周年。今年10月15日，是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我党卓越的统战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的习仲勋同志诞辰102周年。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革命根据地，陕甘革命根据地为经过艰苦长征后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提供了坚固可靠的“落脚点”，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决策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线，提供了坚固可靠的“出发点”。

    党的历史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密相连。中国梦与世界梦紧密相连。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经历了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堪称是红军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北上抗日长征和中国革命大本营转移至西北指挥抗日乃至后来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承接点和转折点。在中国革命史上地位重要、影响深远、不可替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陕甘根据地的建立和承接，就没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乃至没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因此，陕甘革命根据地的重大历史意义、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和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前后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值得我们世代铭记和永远弘扬。

    习仲勋同志曾经说过，“我们的任何一个纪念活动，都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纪念某一个节日，总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前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六集文献纪录片《习仲勋》中，齐心同志深情地回忆说：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是习老对自己的一个总结和写照，充分体现了他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高尚品德和风格，是留给后人的最珍贵精神财富。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同志出生在陕西富平一个农民家庭，他在民族危亡和家庭苦难中出生成长，从小就向往光明进步，立志改变旧中国面貌，13岁时，就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开始了他76年波澜壮阔的革命生涯。15岁时，习仲勋因参加党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当局关押，在狱中，他立场坚定、斗争坚决、大义凛然，被组织上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2年4月，习仲勋同志与刘林圃同志等共产党人领导发动著名的两当兵变，揭开了甘肃武装起义的序幕，进一步壮大了陕甘边红军力量，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建及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当前，我们在集体纪念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丰功伟绩时，可以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导，总结历史经验，着眼更好前进，着力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势，进一步挖掘和研讨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精神，大力弘扬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信仰而奋斗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为了信仰敢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信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内对外，改革开放，攻坚克难，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为实现中国梦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凝聚强大正能量。

    一、习仲勋同志等创建和领导陕甘革命根据地前后，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唯一一个革命根据地、经过艰苦长征后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落脚点”、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挺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线的“出发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十分来之不易，它是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为主要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长期艰苦斗争的结果，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回首历史，习仲勋和刘志丹、谢子长等革命先辈进行革命斗争，创建和领导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中国革命低潮和一片白色恐怖下举行的，是面对“三座大山”的武装反抗，是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英勇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中央红军转战陕北和陕甘宁边区成为革命大本营奠定了历史基础。

    1、从创建和领导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前的革命斗争实践看，体现了习仲勋等革命先辈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大革命失败后，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 从1927年8月1日起，我们党先后领导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左右江起义、渭华起义等，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革命烽火燃遍大江南北，在全国建立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和30多支正规红军。在此形势下，两当兵变应运而生。习仲勋同志后来回忆说，“1930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我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从此开始了我在陕甘地区革命斗争的生涯。”

    1930年2月，年仅16岁的习仲勋，不顾失去父母双亲的巨大悲痛，冒着深入敌营随时可能被发现的生命危险，开展兵运工作和军事统战实践，这在老一辈革命家中都是非常年轻的。

    在习仲勋等人艰苦细致的工作下，发展了多名党员。习仲勋同志还运用统一战线方式，广泛结交刘希贤等各方人士，掌握地方情况，注意严肃军纪，维护群众利益，为开展兵运营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经省委同意，在该营一、二、三连建立地下党支部，成立营党委，李秉荣、李特生先后任书记，1931年5月，不到18岁的习仲勋同志接任营党委书记，党员逐渐发展到30多名，多个班排长由共产党员担任，这在当时是非常少的。

    1932年3月，正当习仲勋等人准备在驻地凤县兵变时，团长曹润华为防止兵运，突然要一营从凤县换防经甘肃两当进驻徽县、成县一带。在这紧急关头，习仲勋同志果断决策，组织召开营委会，商议利用士兵不愿远离家乡的抵触情绪，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并速派刘书林、张克勤向省委汇报。省委同意后，特派员刘林圃赶到凤县协助营党委全面领导兵变。4月1日黄昏，部队行至两当县城宿营，营党委当即召开扩大会议，对晚上兵变再作具体部署。4月2日零点，一声令下，三个连同时行动，战斗打响后，收缴了一些枪支。由于吕剑人带兵与机枪连激战未果，一时陷入胶着，为避免意外，习仲勋、刘林圃等人当机立断带领参加兵变的二三百人撤出，兵变初获成功。2日当天，兵变部队顺利撤至太阳寺，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由吴进才（后为许天洁）担任支队长，刘林圃担任政治委员，不到19岁的习仲勋担任队委书记，部队千里转战，打算去和前来接应的刘志丹部会合。两当兵变震动极大，陕甘反动当局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兵变部队。习仲勋和刘林圃等同志沉着指挥，取得通洞、赤沙、香泉、高崖、花花庙和页岭等战斗胜利。直至甘肃省灵台县，被国民党军和土匪夹击、包围，终被打散。习仲勋同志和战友们分散后，依然不顾危险坚持斗争。

    两当兵变发生在国民党军大肆“围剿”红色根据地时期，大大震慑了反动政府，极大鼓舞了革命斗志，有力策应和配合了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开辟陕甘苏区的斗争，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以此为起点，在1932年4月至1933年4月的一年时间里，甘肃境内先后发生了靖远、西华池等十多次武装起义，为创建和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和集结革命力量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当兵变是习仲勋同志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和他76年革命生涯中一个新的起点。从此，他由一位党员积极分子成长为一名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人和军事指挥者。此后的几十年当中，习老不止一次地谈到两当兵变，他说：“两当兵暴是一次具有重要政治、军事意义的革命暴动。之前，我们进行了一段比较完整的兵运工作，其方针是比较正确的。”站在现在看历史，两当兵变虽然最终遭到挫折，但是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值得我们世代纪念和铭记。   

    2、从创建和领导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革命斗争实践看，体现了习仲勋等革命先辈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两当兵变后，习仲勋在富平、渭北等地坚持斗争，后转到照金，与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一起学习毛泽东、朱德等同志在井冈山革命斗争的经验，为创建和领导发展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斗争和细致工作。

    1932年3月，刘志丹和谢子长领导陕甘游击队，在甘肃正宁建立了寺村塬游击根据地，12月开始在照金创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正式成立，后来由于军政治委员杜衡（后来叛变革命）推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诬蔑刘志丹同志所坚持的正确路线是“梢山主义”、“土匪路线”，硬要红二十六军离开根据地，南下终南山，使这支队伍受到严重损失。

    1933年3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别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土儿梁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特委委员、特委军委书记和团特委书记。习仲勋以主要精力从事地方武装和群众工作等。随着陕甘边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这里的革命斗争“已提到土地革命与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阶段”。4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在耀县照金土儿梁召开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雇农周冬至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当月，红二十六军党委改组陕甘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习仲勋任政委。作为照金苏区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习仲勋一村一村地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发动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经过建立政权和土地分配等，照金苏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成为红二十六军的立足点和出发点，它生长和保存了红军主力，使西北革命过渡到一个新的阶段。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屡犯照金苏区，遭到根据地军民奋力反击而失败。

    1933年8月，陕甘边区党政军联席扩大会议在照金薛家寨以东的陈家坡召开，习仲勋和秦武山主持会议，克服了存在于一些同志中的失败主义思想，重点讨论成立不成立新的红军主力，要不要恢复红军二十六军的问题。他们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分三路建立游击区：第一路陕北，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陇东，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关中，以照金为中心。这次会议是以习仲勋等为代表的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在失去省委领导和刘志丹尚未脱险返回照金苏区的危急关头，主动运用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三者密切结合，推动陕甘边根据地革命形势获得转折发展的重要会议。这年中秋，习仲勋与刘志丹重逢，习仲勋向刘志丹汇报了召开陈家坡会议以及会后红军主力、游击队发生的变化。刘志丹兴奋地说：“这下就好了，陈家坡会议总算排除了错误的主张，回到正确路线上来了。现在需要把部队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统一指挥。我们重新干起来，前途是光明的。”1933年10月16日，陕甘边根据地照金苏区陷落，红军主力北上到甘肃合水一带。11月，陕甘边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在甘肃省合水县包家寨召开，决定恢复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成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仿照井冈山革命斗争经验，决定划分为三个战略区，红二十六军居中策应，向南、北发展，开辟和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1934年春节前夕，习仲勋赶到十多里外甘肃华池县北部的二将川。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游击队主力正在南梁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创建和开辟新的苏区。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土地革命，巩固后方，支援游击战争，1934年2月25日，临时代行中共陕甘边区特委职权的中共红军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小河沟四合台村召开群众大会，再次选举成立了新的边区临时政权组织——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贾生秀为副主席。选举决定产生了土地、劳动、财政、粮食、军事、肃反委员。同时组建了政治保卫大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在党内“左”的错误严重发展、中央革命根据地发生危机、又与上级党组织完全中断了联系极其困难的形势下创建和不断扩大的。1934年11月，21岁的习仲勋同志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娃娃主席”。

    在这一时期，习仲勋同志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在习仲勋等人建立和发展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1935年春，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统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也称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硕果仅存”的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重要创始人之一。

    习仲勋后来回忆指出，陕甘边根据地把二、三路连接起来，北起定边、盐池，南抵三原，东至延东，西达陇东的庆阳、曲子、环县一带，建立了人民政权。陕北根据地在陕北特委领导下也建立了一大片人民政权。这时，在陕北地区活动的红二十七军也建立起来了。两个根据地分别召开了工农兵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陕甘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和陕北省工农民主政府。为了统一党和红军的领导，1934年底，陕甘边特委派刘志丹等同志去延安地区和陕北特委开联席会议，成立了以刘志丹、马明方等同志为核心的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同志任军委主席。刘志丹同志以军委名义发布了粉碎敌人二次“围剿”的动员令，命令红二十六军主力北上陕北作战。1935年5月，刘志丹同志兼任前敌总指挥，彻底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根据地进一步扩大到二十几个县，陕甘边与陕北连成一片。后来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来到陕北。这一段，是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大发展的时期。

    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说：这个边区是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唯一的一个区域，保存了几千干部。

    3、从王明左倾路线影响前后的革命斗争实践看，体现了习仲勋等陕甘根据地革命先辈的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35年9月，王明左倾路线影响波及根据地，他们不作调查研究，不了解陕甘革命历史，不了解敌情、我情，全凭主观臆断，强调对外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对内凡不同意他们错误观点的就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指责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等只分川地，不分山地（陕甘边某些地方土地多，光川地平均每人就有十几亩、几十亩，群众只要川地不要山地），不全部没收富农的东西，不在游击区分配土地，是“不实行土地革命”；指责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纠正一些人违犯纪律的土匪行为是“镇压群众”；还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同杨虎城有联系，是“勾结军阀”。他们无中生有，无限上纲，先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右倾”，继而说我们“右倾取消主义”，更进而说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是“右派”，诬陷习仲勋是“右派前线委员会书记”，诬蔑刘志丹同志“和杨虎城有勾结”，是“白军军官”。当时，蒋介石正在对陕甘边区进行第三次“围剿”。于是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怪现象：红军在前方打仗，抵抗蒋介石的进攻，不断地取得胜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却在后方先夺权，后抓人，把刘志丹、习仲勋同志等一大批干部扣押起来，红二十六军营以上的主要干部，陕甘边县以上的主要干部，几乎无一幸免。白匪军乘机大举进攻，边区日益缩小。“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极大疑虑；地主、富农乘机挑拨煽动，以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都“反水”了。根据地陷入严重的危机。

    习仲勋同志被扣押了，起初关在王家坪，后又押到瓦窑堡，和刘志丹等同志一起被关在一个旧当铺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执行者搞法西斯审讯方式，天气很冷，不给习仲勋他们被子盖，晚上睡觉绑着手脚，绳子上都长满虱子；一天只放两次风，有人拿着鞭子、大刀，看到谁不顺眼就用鞭子抽，用刀背砍。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许多人被迫害致死。

    习仲勋与刘志丹同志等一大批领导干部被错误关押后，曾经有看守的人劝他逃走，心怀革命理想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习仲勋同志慨然说道四个字：为党尽忠……

    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主力进抵甘肃南部。毛泽东和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从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蒋介石派大军围剿陕北“共匪”刘志丹的消息，毛泽东对中央红军指挥员说：“民族危机在一天天加深，我们必须继续行动，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计划。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从现在到刘志丹创建的陕北革命根据地不过七八百里路程。大家要振奋精神，继续北上。”毛泽东还指出说：“从江西算起到现在，我们已走过十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十一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了。”1935年10月，党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在根据地村庄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同志看见了张贴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的“主席习仲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0月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等达到陕甘边区吴起镇，得知边区肃反情况后，即派李维汉、贾拓夫寻找陕北红军和刘志丹，证实了当地干部和群众反映西北苏区正在对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党组织进行肃反，刘志丹、习仲勋等领导干部被拘捕的消息无误，并将情况立即报告党中央。党中央和毛主席下令：停止被捕，停止审查，停止杀人，一切听候中央来解决！

    11月7日，张闻天、秦邦宪、刘少奇、董必武、李维汉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即着力解决陕北错误肃反问题。西北中央局指定组成在秦邦宪指导下有董必武、王首道、张云逸。李维汉、郭洪涛参加的审查错误肃反的五人“党务委员会”。先期到达瓦窑堡的王首道、刘向三等人通过访问群众，调阅案卷，与当事人谈话等形式深入调查研究，在掌握大量事实和证据后，确认错误肃反加强给刘志丹、习仲勋等人的是“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口供证据是通过刑讯逼供等方式取的，纯属不实之词，理应予以推倒。经过五人党务委员会审查后，习仲勋同刘志丹、杨森、杨琪、张秀山、刘景范等十八位同志首批释放，接着其他被关押同志陆续获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