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10年第11期“求是篇”发表了夏宇立先生的《四渡赤水评价考》一文。读后，本人决不敢苟同，愿写出来与夏先生商榷。我是按夏先生行文顺序来回答先生质疑的，因之副标题有“应答”二字。为叙述方便，下称《四渡赤水评论考》为《考》。

    《考》文一开始就提出“四渡赤水”的概念：

    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土城作战失利，渡江北上入川受挫。为了摆脱严峻的不利局面，1935年1月29日至3月21日，中央红军在川黔滇交界处的赤水河上，由东至西，由西至东，来来回回作了四次横渡，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四渡赤水。
先生把四次横渡称为“四渡赤水”，这与一般军事史所概述的不同，比如权威的《毛泽东年谱》上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会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第455页）和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第123页），虽然没有直言四渡赤水的时间下限，但写到1935年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中央红军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为止，作为“遵义会议”一节即写完，而转入“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那一节去了。因之，四渡赤水的时间段一般划为：1935年1月29日至5月9日，共101天。《出奇制胜•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吴清丽、王计昌主编）第116页，还把时间下限划到了5月12日，“至此，整个四渡战役宣告胜利结束”。也有的学者把下限划到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后，4月1日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兵甩到乌江北岸为止，共69天，《毛泽东军旅生涯》（杨庆旺编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第328页）就是这样划的。《考》文所举《聂荣臻元帅回忆录》，聂帅也是这样划的。仅仅“四次横渡”，当然还不是“四渡赤水”战役。其实，《考》在叙述这场战役的“主要经过”的时候，也是把摆脱敌人“追剿”大军的“南渡乌江”和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巧渡金沙江”都一齐作为“四渡赤水前后的大致经过”来列的，可见“四次横渡”不能视为“四渡赤水”战役全程，也不是毛泽东评价为“得意之笔”的完整的军事行动。
我先把毛泽东对四渡赤水的评价出处“考”出来，便于叙述和回应夏先生。

    毛泽东是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到这一评价的。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了长征专家徐占权、徐婧编著的《长征中的重大战略抉择》第131页中写道：

    “毛泽东在接见英国陆军元帅、二战名将蒙哥马利时，曾深情地说：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没有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

    查：蒙哥马利曾两次来华，一次是1960年5月24日，一次是1961年9月6日，两次均由陈毅陪同。而两次毛泽东都予接见，第一次在上海；第二次在武汉，这一次，毛又两次接见他。总之，毛与蒙有三次面谈。

    “这次访问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国，在周总理为他举行的饯别宴会上，蒙哥马利说：‘中国人民的命运已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全中国都坚强团结，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取得了巨大成就’”（《桀骜不训蒙哥马利》第300页，李言主编，中国长安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60年还是61年，不管是哪一次都不是问题，我在这里主要用其时间段，说明毛在面对世界反法西斯英雄时，评价自己一生的“得意之笔”这个场景是很合适的；而且，陈毅元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的身份在现场，也是顺理成章的。再进一步地说，毛泽东是对自个儿打仗经历的自评，没有必要开会研究后才讲，也没有必要考虑在什么场合由什么人参加，更没有必要顾及由谁传出去才合情合理。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完全有自由选择场合来回顾自己的军事生涯，提出自己一生指挥战争中最得意的“作品”，因为这不是象集体讨论《中国共产党关于……历史决议》那样严肃，也不是象决定《政治报告》那样重要。

    这样，由陈毅同志来担任“传达”的角色也就无可厚非了。而聂荣臻元帅又是来自陈毅的转述，然后写入自己的回忆录中。这个评价的链条，就这样接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