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土城战斗失利后，为了避敌锋芒，红军于1月29日凌晨，改变由泸州、宜宾间北渡长江的作战路线，而是渡赤水向古蔺南部西进，进至云南扎西地区。此为一渡赤水。

　　不久，中央红军分三路从扎西地区回师东进，向古蔺方向出击，并于2月18、19两日各军团分别渡过赤水河，袭占桐梓，拉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很快攻占娄山关，再占遵义城。这一战役共歼敌吴奇伟部2个师28个团，取得了长征以来第一个重大胜利。遵义战役的胜利， 给围追中央红军的国民党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国民党新闻机构承认受到“极其重大的损失”。此为二渡赤水。

　　之后，中央军委在鸭溪成立红军前敌司令部，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并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决定中央红军离开长干山地区，向西南转移，以寻求新的战略机会，并在赤水河上游夺取渡河点。为此，中央红军向驻守在鲁班场的敌人发起攻击。经过一天的激烈战斗后，于3月16日至17日，红军从茅台镇3个渡口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并做出北渡长江的态势。此为三渡赤水。

　　毛泽东针对蒋介石向川南集结，以图阻止红军渡过长江与四方面军会合的作战部署，做出调动滇军主力，假道云南，巧妙渡过金沙江，甩掉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的战略决策。因此，中央红军于3月21日夜至22日晨，从二郎滩、太平渡、淋滩、九溪口等渡口渡过赤水河。此为四渡赤水。

　　贵州习水地区成了红军“四渡赤水”战役的主战场，其中三渡都是在这一地区。毛泽东的游击战十六字方针，又在习水这片土地上运用自如了。

　　四渡赤水之战，从红一方面军离开遵义北上，至胜利渡过金沙江止，历时3个多月，辗转5000余公里。这一战役，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在川、滇、黔边围歼红军的计划，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若干年后，肖华在《长征组歌》中这样写道：“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黔境。战士双脚走天下，四渡赤水出奇兵。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袭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之战是毛泽东军事指挥艺术的“得意之笔”，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光辉的运动战典范。

　　女人们自从土城之战以后，虽没有直面敌人的子弹，但她们也深深体会到了毛泽东用兵神速的滋味。这段迂回行军中，为了和敌人抢时间，她们经常跟随大部队昼夜行军。连续的行军，使她们疲惫不堪。

    赤水河，发源于云南滇雄、威信之间的芒部，流经贵州的仁怀、习水、赤水和四川的古蔺、叙永等县，在四川的合江汇入长江，全长近400公里。赤水河穿山越岭，水流湍急，远远望去大有一泻千里，气势磅礴之态。

　　毛泽东指挥红军，就是在这样的一条河上不停地穿梭。红军不停地渡河，不仅看得蒋介石眼花缭乱，更令他应接不暇。他虽令国军频频出击，但总也弄不明白红军的战术，此时的他已被毛泽东牵牢了牛鼻子，只是疲于奔命罢了。

　　连日在前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率部取得了遵义战役的胜利，这份来之不易的果实，令毛泽东，也令红军为之精神振奋。他也许还不知道，在二渡赤水前后，他生活当中的又一个果实也瓜熟蒂落了。

　　这本是件高兴的事，是件可喜可贺的事，但在那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却成了一幕人间悲剧。

　　2月15日，朱德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下达了红军第二次渡过赤水的命令。天上淫雨霏霏，后面敌人的追兵紧紧地咬着红军的尾巴。当时精疲力竭的女人们已经记不清确切的时间，就推算来说大概在2月18日左右她们到达了古蔺。日期对当时的红军来讲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才能甩掉穷追不舍的敌人。

　　天上还在不停地下着细雨，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不时有人摔倒在泥泞里。恰在此时，躺在担架上的贺子珍感到腹部一阵紧似一阵地剧痛。不好，这是分娩前的征兆，已经有过三次生孩子经验的贺子珍，很清楚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于是，她把钱希钧叫到身旁，让她帮助做些准备工作。钱希钧不敢怠慢，马上把这一消息禀告了董必武和侯政两位领导。

　　此时的贺子珍，羊水已经濡湿了担架上的棉被，鲜血也顺着两腿间流了出来。孩子眼看着就要生了，得赶紧找个可以遮挡的地方。连长侯政急得不知怎么是好，突然眼前一亮，在前面不远处正好有一间孤零零的小茅草屋，天无绝人之路哇！

　　于是，大家分头忙乎起来，请随队医生、准备东西……贺子珍此时已被抬进了那间低矮的茅屋，屋子里非常简陋，还在冒着热气的吊壶和屋里凌乱的痕迹，告诉他们房子的主人刚刚离开不久，也许并未走远。

　　医生李治一来到茅屋，就着手准备接生，但手边什么医疗设备和器械都没有，只有一把用来剪断婴儿脐带的剪刀。钱希钧和钟月林作为医生的助手，在贺子珍呻吟的时候，她们在身边为她擦去满脸的汗水和泪水。

　　贺子珍是坚强的，她没有大叫大喊，只是默默地忍受着，等待着那最强烈的疼痛时刻到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不知道过了多久，等在外面的人们终于听到了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长征路上的又一个女婴诞生了。这个婴儿应该是幸运的，她有着不凡的母亲贺子珍和伟大的父亲毛泽东。但又有谁能预料生命？这个原本应该是领袖子女的生命，却在一个不恰当的时机提早地来到了这个世界，于是她的命运就因这一不恰当而被改变。直到今天，也不知这个苦命的统帅之后花落何家。

　　孩子生出来后，女人们找来茅屋主人用的瓦盆，用清水洗净了婴儿身上的血污，然后又用白布将孩子包好。贺子珍仅仅看了孩子一眼，泪水就溢出了眼眶，模糊了视线。她很想知道自己生下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但由于当时情况很危急，没有人顾得上回答她的问话，也许大家根本就没有听见她微弱的声音。

　　此时已是夜半时分。指导员李坚真已经带着队伍走远了，留下陪护贺子珍的只有侯政、董必武、钱希钧、钟月林和医生李治。据侯政回忆，当时在场的还有毛泽东的挑夫丁良祥。孩子包好后，就放在了火炉旁边。在孩子的包裹里，有董必武写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红军要出发打王家烈，为“干人”报仇，这个刚生下来的孩子寄养在这里。包裹里面还有三十块大洋和吃饭用的大粗碗那样大小的两碗烟土。

　　后来据邓颖超回忆，贺子珍生的确实是个女孩，她还曾给这个女婴和几乎与贺子珍前后脚生的陈慧清的女儿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双凤”。邓大姐说是为了以后便于寻找。

　　“寻找”，谈何容易。已经有过此种别离经历的贺子珍一定清楚，回过头来寻找自己曾经留下的骨肉，这是一个多么美好又不切实际的愿望呀！在这条路上行进的人，有谁能预料到红军最后胜利的日子？自己能否活着走出去还是未知。

　　解放后，在四川省古蔺县的白沙镇一带，曾流传张二婆收养过红军小女孩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古蔺县党史工作者认真地调查了这一传说，认定确有此事。近几年，许多党史工作者在进一步深入调查中认为，张二婆收养的小女孩，正是贺子珍所生。

　　离别时撕心裂肺的伤痛远比生育时的痛楚更让人心灵受伤。贺子珍几次生育几次别离，不仅伤害了她原本就很瘦弱的身体，更在她的心灵上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也成了她以后生活和工作上最大的负担，这种阴影一直跟随她的左右，成为永远的心痛。

    就在贺子珍生女儿的这天白天，陈慧清也恰巧生了一个女婴。

　　一家三代工人出身的陈慧清，家在广东番禺，参加省港大罢工后，在香港省委同当时的工运领袖邓发结婚。后来又随邓发一起前往苏区，在国家政治保卫局任党总支书记及邮政检查员。部队出发时，考虑她身怀有孕，没有安排她工作，而是跟随总卫生部一同休养。部队四渡赤水的时候，由于她肚子越来越大，行动不便，邓发曾要她留在当地老百姓家里。但她拒绝了，她不懂当地语言，这里又不像苏区那样有群众基础，留下不就意味着死亡？正在此时，党组织决定派陈云转道香港前往苏联，组织上考虑陈慧清曾在香港工作过熟悉那里的情况，派她一同前往，但由于徒步急行军对于分娩在即的女人来讲，实在勉为其难。不得以，陈慧清走了几十里路又折转回到了大部队。

　　清晨，部队刚刚离开宿营地开始急行军，陈慧清就面临分娩。怎么办？军情紧急呀！董必武、侯政和医生孙仪之带着陈慧清的担架走出了行进中的队伍。匆匆商议了一下，没有别的办法，正好路旁有一个草屋，陈慧清被抬进去等待分娩。董必武和侯政站在屋檐下等候。

　　陈慧清是难产。如果孩子在母亲子宫中的位置不佳的话，孩子长时间生不下来，有的母亲在经历痛苦之后大出血而亡，也有的孩子因难产还没有离开母体就夭折。如果放在现在，这样的危险会很小。在医院里，每个女人生产的同时，还备有手术，如果出现难产，医生会对产妇实施剖腹产，顺利地从母体中取出婴儿。

　　但在那个时刻，别说手术环境不具备，就连最基本的消毒、药品供应都不可能实现。陈慧清肚子疼得躺在草屋里满炕翻滚，疼极了，一边哭一边大骂邓发。在外面等候的董必武听到陈慧清的叫骂，马上派人去找来邓发。但这不是别的，而是生孩子难产，连医生都束手无策，丈夫来了又有什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