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张琴秋（前排左1）。（中红网红色图库）

策马前行、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中红网红色图库）

1938年时身着戎装、扎着绑腿、英姿飒爽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中红网红色图库）

张琴秋在延安。（中红网红色图库）

张琴秋与苏井观(左一、第三任丈夫)和郭述申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张琴秋与苏井观摄于延安。1933年，正是时任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的张琴秋，力主恢复了苏井观因医药器材损失而被错误开除的党籍。他们苦心建设红军总医院，对红四方面军的医务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后来也终成眷属。

张琴秋与著名作家丁玲（中）、女儿张玛娅（右）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新中国成立后,张琴秋和邓颖超等合影。（中红网红色图库）

中年张琴秋。（中红网红色图库）

晚年张琴秋。（中红网红色图库）

向红军中唯一的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致敬。四川大巴山区在红军将领碑林中树立的张琴秋雕像引人瞩目。（中红网红色图库）

通江王坪红四方面军烈士纪念碑，张琴秋题字“万世荣光”。建于1934年，安葬有3800余名烈士。

    人物简介：张琴秋（1904年11月3日—1968年4月22日），原名张悟，浙江省桐乡县人，192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长征期间曾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等重要职务；建国后，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在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中，专门介绍了张琴秋，视她为没有军衔的红军将领；《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中，认定她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因受残酷迫害，这位杰出的女性毅然以死抗争；1979年平反昭雪，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了她的追悼会。张琴秋在革命战争及和平建设时期都有出色的业绩，是红军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将领，是我党第一代革命新女性中的突出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代女党员，是红军中唯一的方面军女政治部主任、唯一的女师长，解放后又是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

    文武全才

    “脚不缠，
    发不盘，
    剪个毛盖变红男，
    跟上队伍打江山
    ……”

    整齐嘹亮的女声齐唱，引来了阵阵赞叹。这是在鄂豫皖苏区红军的操场上，一群人数众多、军姿威武、肩背钢枪大刀、着青布军装、小号八角帽、脚蹬布草鞋、剃着光头的娘子军，正在行军和操练。只见一位身着灰军装、扎着绑腿、英姿飒爽的女军官，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指挥大家训练，她就是张琴秋。

    张琴秋刚刚潜入鄂豫皖苏区时，红军指战员都对这个穿着裙子来的洋学生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有怀疑。可张琴秋第一次出场，就给大家留下了突出印象。她还教大家唱国际歌，让大家懂得去过“五一国际劳动节”。这支部队的建立，倾注了她的心血。

    1904年11月15日，浙江省桐乡县石门镇一户小康人家诞生了一位女婴，她就是本文主人翁张琴秋。1912至1920年，她在石门振华女校读了8年书，并结识了小学同学孔德沚，这对自己的第一次婚姻乃至一生都发生了重要影响。

    从石门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她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沚，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沚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

    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3年，在沈雁冰的支持下，张琴秋考取了南京美术专科学校。正巧，党派沈泽民去南京建立和发展党组织，两人于是同行。入学不久，张琴秋由于家庭困难，便辍学回到母校振华女校担任代课教师。

    在半年多的代课日子里，张琴秋开始真正接触到社会。她看到了军阀统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感到非常茫然。她把自己郁积在心中的烦恼和苦闷，写信告诉了沈泽民。她的直率和富于反抗的见解，使沈泽民深为感动。他发现，年轻的张琴秋是一位有志向、有理想和善于思考的青年，便多次热情写信给予帮助，先后寄去《社会科学概论》等许多进步书刊。在沈泽民的帮助下，张琴秋开始接触到革命思想，努力追求真理与光明。这一时期，他们通信频繁，感情也日渐升温。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恰巧沈泽民此时也已回上海，担任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泽民建议张琴秋报考上海大学。张琴秋听从了他的建议，顺利地考取了该校社会学系，与时任该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后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充实的生活。不久，杨之华又介绍孔德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沈雁冰夫妇、沈泽民夫妇都成为共产党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钊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1930年4月，周恩来同志应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邀请，赴莫斯科。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沈泽民和张琴秋绕道法国，乘法国邮船回上海。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女儿张玛娅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

    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在去鄂豫皖苏区的路上，张琴秋和沈泽民化装成巨商夫妇，一个是西装革履的阔老板，一个是雍容华贵的阔太太。1931年5月上旬，他们来到苏区的中心金家寨。沈泽民是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张琴秋则被任命为鄂豫皖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后来改为彭（湃）杨（殷）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张琴秋化装刚刚潜入鄂豫皖根据地时，同志们都说沈泽民带来一位漂亮的夫人，对这个洋学生出身的女人能否当好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有怀疑。

    不过张琴秋第一次出场，就给普遍出身于农民的干部学员留下了突出印象。每天早上军号一响，张琴秋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只见她身着灰军装，扎着绑腿，英姿飒爽地出现在彭杨军校的操场上，以非常标准的军人姿态和响亮的口令使大家感到惊叹。进行政治动员时，她丰富的政治理论知识和雄辩的口才更令人信服。原来，张琴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便预见到回国可能带兵，她不仅在校内的队列训练中非常认真，还同男人一样在夏季去搞野战演练，从摸爬滚打一直学到连、营、团的战术指挥。当时红军女战士屈指可数，而女指挥员就更是凤毛麟角了。

    年仅27岁的女政治部主任张琴秋，显示出了文武全才。她麾下的另一支女兵队伍，就是新剧团。她在组织宣传队时，亲自教姑娘们跳苏联海军舞、乌克兰舞。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后，她又组建了四方面军剧团，给大都是童养媳出身的演员们上文化课，并编写剧本。在带剧团慰问部队和伤病员时，张琴秋自己也登台演出。

    张琴秋在考虑一个女同志该去哪个部门时，有自己很有趣的标准。如果一个姑娘力气大，身体也壮，比男同志吃得还多，就去战斗部队。如果一个姑娘嗓子好，身材适合跳舞，就去剧团。红四方面军新剧团，创立于1933年2月，创立之初，主要是为了宣传戒烟。卫生学校校长苏井观曾写了个剧本，描写一个人从富吸穷，最后把老婆卖给地主还债的故事，张琴秋饰演吸鸦片的农民的妻子。此戏观者如潮，反响很好。张琴秋还经常为部队慰问，跳乌克兰舞和海军舞。她率领的宣传队伍，因为是女兵，常被川北的百姓围观。群众们回忆：“宣传队里有个当官的女红军……她很会讲啊！”总医院花台旁边有块巨石，红军离开苏区后，群众就把那块石头叫做“女儿石”。看着张琴秋在台上的矫健身姿，许多女子树立了投身红军的文艺事业的理想。

    张琴秋还管理过红四方面军的医疗系统，曾是方面军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她十分重视医院的建设和战地的救护，她曾经和医务人员们反复实验，制造出一种效果不错的麻醉药“珂氯仿”，研制了一些镇痛剂，并发现了一些疗伤效果很好的草药。1933年夏，山洪暴发，小平溪水位暴涨，张琴秋骑着白马冒雨送药，面对突然到来的洪峰，她没忘记在苏联受到的马术训练，高高地掣起缰绳，扬鞭大喝一声，白马纵身一跃，跳到对岸。后来乡亲们就把小平溪改名为“跃马溪”。

    人们常说文史哲不分家，到了张琴秋这里，就成了战、宣、医不分家。因为她还管过医院，当过四方面军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因此，这战、宣、医三个部门的女兵，几乎都是通过她来挑选和任命。她几乎认得每一个人，她经常在里面细细观察，看每个人的特长是什么，然后给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随着红四方面军在反六路围攻战役中的伤亡增加，政治部宣传队的许多女红军就要被充实到医院去。

    有一天，张琴秋听说红三十三军宣传队有个女兵叫王顺洪，没有文化，可是记性特别好，再长的歌子都有办法记住，不禁啧啧称奇。她让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把王顺洪带到总医院。王顺洪，1919年生，四川宣汉人。她貌不惊人，一看便是忠厚老实的姑娘。她内向而低调，总是说自己是无名的小草。由于是苦出身，连名字都没有，去报名参加红军的时候，比她小两岁的堂姑王新兰就开始给她张罗，“你哥哥不是叫王顺玉、王顺正吗？我看你就叫王顺洪吧。”

    “硬是要得。”幺女子不识字，心想，这是顺着红军走的意思吗？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啊。可是王新兰的解释却是：“这个名字意思就是你顺着革命的洪流前进呀！”

    “可是，洪流和红军有什么关系呀？”一头雾水的王顺洪不怎么明白。

    由于王顺洪和王新兰年龄太小，就留在了本家爷爷王维舟的红三十三军里当宣传队员，学唱歌跳舞。结果王顺洪展示了过目不忘的本事。

    张琴秋看到王顺洪来了，很是高兴地说：“”怎么样，跟我到医院去当看护吧。

    “要得，干啥子都行。”

    果然，王顺洪很快就背熟了所有的药名和方剂，还把什么药治什么病变成了歌，只要一有空就哼哼。看到王顺洪干活很专业，从来不出差错。医生们不禁夸道：“嘿，这个女娃子真行。”

    夫妇诀别

    1932年秋，在蒋介石20万大军的“围剿”下，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在决定红军行动方针的黄柴畈会议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负责人都赞成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线，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但沈泽民却不愿走，表示要留下来坚持斗争。他说：“我是苏区的省委书记，我的岗位在苏区，我不能离开我的岗位。我的职责是和苏区人民在一起，坚持武装斗争，保卫苏区，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张国焘最后同意将沈泽民留在根据地，此时已担任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师长王树声）的张琴秋随大部队转移。客观地说，当时转移是正确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转移保存了革命力量。但沈泽民舍不得离开根据地，为自己埋下了后患。

    由于长期的劳累，营养又不良，沈泽民的肺病复发了，经常吐血不止，这让张琴秋非常担心。大部队转移前，张琴秋与沈泽民见了一面。张琴秋要沈泽民先去上海治疗肺病，但沈泽民已和鄂豫皖苏区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不愿意离开。

    张琴秋没有料到，这一别，竟成了他们夫妻的永别。主力红军转移后，在敌人的严密“围剿”下，留守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沈泽民又感染上了疟疾，生命垂危。沈泽民对工作满腔热情，却缺乏领导经验和军事斗争经验。徐向前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谈到沈泽民时说：“他是沈雁冰同志的弟弟，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工作热情积极，是个好同志，但在军事上一窍不通，又缺乏领导经验”；“一些领导同志害了‘左’派幼稚病。像沈泽民同志是好人，但‘左’的很。”经过实际斗争，沈泽民已认识到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严重危害，并给中央写了工作报告，分析了失败的原因。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还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沈泽民勇敢地承认错误，决心转变，还提出了正确的方针，这是很难得的。弥留之际，沈泽民将瞿秋白送给自己的怀表转赠给徐海东，留作纪念。

    1933年11月20日，沈泽民病逝，年仅33岁。为了纪念沈泽民，当时由瞿秋白任校长，毛泽东、林伯渠等任校务委员的“苏维埃大学”改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

    1963年4月15日，沈泽民的迁葬追悼仪式在红安隆重举行。张琴秋携女儿玛娅参加了迁葬仪式。抱着沈泽民的墓碑，张琴秋泪雨纷飞，心如刀绞。在回顾沈泽民时，张琴秋曾深情地说：“泽民同志是我一生中的良师益友。通过他，使我找到了党。从此，把我引上了革命道路，救出了我这条温柔的、又好似迷途的羔羊。否则，像我这样的人，至多不过当一名贤妻良母罢了。没有党的引导和帮助，决不会走上革命道路。这是我永远也忘怀不了的。”建国后，张琴秋在北京担任领导工作，在她的床头，一直放着沈泽民的两张照片，寄托了她对引导她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位丈夫的无限思念。

    女兵团长

    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开始转移，向西挺进，转战了三千多里，最后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转移途中，在小河口会议后，张琴秋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当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大巴山区立足稳固后，张国焘开始秋后算账，罢免了曾对自己独断专权提过意见的张琴秋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一职，把她贬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红江县（今通江县涪阳坝）县委书记。1933年夏，张琴秋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

    1933年3月，妇女独立营成立，张琴秋负责调配营、连两级干部，指导筹建工作。一天，张琴秋把妇女宣传队队长陶万荣找去，开门见山地说：“你在总政宣传队担任妇女宣传队队长，一直工作很好，现在有个更重要的工作，省委和军委总部决定成立妇女独立营，任命你为营长，曾广澜为政委。”

    大巴山的妇女向来以勤劳泼辣，敢爱敢恨，手脚不停地劳作著称。初到此处，红军曾经面临着招兵的困难，因为这里的男子本来就少，由于四川军阀鼓励鸦片种植，很多人还染上了大烟瘾，于是妇女们肩头压上了沉重的一副担子，她们既要劳动，又要生养孩子，还要帮助丈夫戒鸦片烟。在一次妇女大会上，看着妇女们诉说着自己为了买烟，卖儿子卖女儿；连自己唯一的长裤都被丈夫拿去买烟；甚至欠了债还不起，田地被典光，儿子去逃亡等等悲惨经历后，红四方面军的指战员们不禁流下了眼泪。

    很快，苏区的妇女们不仅自己戒了烟，而且帮助丈夫重新做人，苏区重新呈现出一片生机。

    陶万荣心里充满着力量，她愉快地走马上任了。为了快速提高她们的军事素质，张琴秋请来了秦基伟，担任军事教员。秦基伟和陶万荣将队伍一分为二，演习实战攻防。女红军们尽管文化程度较低，却十分吃苦耐劳，在进行射击、投弹、野营、刺杀、队列、修筑工事等科目的训练和抢救伤员、押送俘虏、抢占山头、打扫战场等实战演习中十分刻苦。经过几个月的紧张集训，她们开始独立承担任务了，警卫后方、保护供给线、运送物资弹药等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

    1935年初，红军在川东北建立了历史上建制最大的妇女部队——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由张琴秋任师长，后任妇女独立团团长兼政委。她们剃着光头，穿着军装，打着绑带，肩负着运输、筹粮、警卫后方机关等艰巨任务。她们不仅是一支出色的后勤部队，还是一支善战的战斗队。

    有一次，陶万荣、曾广澜带着独立营为前线运送一批粮食，任务紧急，她俩带着队伍连夜出发了。在翻越一座大山时，陶万荣见大家累得够呛，就下令原地休息一会儿，谁知就在这时，山下发现了一股敌人。

    “同志们，山下有敌情，快占领前面的小高地，听我指挥!”陶万荣果断地吩咐道。

    这股敌人越来越近了，距离阵地只有十几米时，陶万荣大喊一声：“打！”

    战士们一起猛烈开火了，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和喊杀声顿时响成一片。

    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敌人乱了阵脚，有的拿起枪一阵乱放，有的干脆举手投降，不到一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原来，这是川军田颂尧纵队一个团的残部，因天黑迷了路，送到妇女独立营的“门前”来了，团长被当场击毙，副团长及300多人被生俘，还收缴了800多支长短枪和十几箱子弹。

    这一仗使独立营名声大振。后来独立营又扩大为独立团。

    英雄本色

    这是一个“五百农妇缴一团”的生动故事。

    在川陕苏区反三路“围攻”时，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四方面军总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地方武装妇女赤卫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的几十个男同志。她沉着地根据高山峡谷的地形安排了一个包围阵，待敌军进入山谷中突然卡住两头，然后她带领身边的人进行喊话宣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敌军进退不得，平时受军阀欺压的士兵又听到这些前所未闻的宣传，都停止开枪倾听喊话。恼怒的敌团长以手提机枪扫射不肯前进的士兵，激起了反戈相向。张琴秋乘敌内乱，率领妇女赤卫营冲下去，将全团敌军缴械。此事很快在全川传扬，《蜀笑通讯》和《中国论坛》都登载了“五百农妇缴一团”的奇闻。国民党的一些报纸，还把张琴秋说成“精通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不下马可以写文章”的能人。

    因为参加战斗，红四方面军女红军人数一直在减少。当时成立时有2500余人。二过草地后，这支队伍只剩1000余人。

    1936年秋，妇女独立团的女战士们跟随四方面军的大部队，来到了位于甘肃省迭部县东北部腊子乡的天险腊子口。在崇山峻岭之中，在两座山峰之间，有一道30多米宽的山口，河水汹涌咆哮，一泻千里。一条独木桥横架在河上——那是通过腊子口的必经之路。

    张琴秋站在一个高坡上，对战士们说：“这里是岷山山脉的隘口，也是四川西北通向甘肃南部的要道。一年前，一方面军红四团曾在这里与鲁大昌部的3个团激战，一举夺下天险腊子口。现在，在你们的后面，有100多藏族土司的骑兵，在木桥、山口及桥东山坡上，国民党大约布置了一个营的兵力，你们的任务是掩护总卫生部500余名伤病员安全通过这里。记住，一个伤员也不能丢下，这是命令。”

    “是，保证完成任务!”一营一连的全体指战员异口同声地回答。

    战斗是在早晨打响的。连长向翠华带一个排担任主攻；指导员刘桂兰带一个排掩护伤病员通过；副连长谭怀明带一个排迎战土司的骑兵。

    机枪在愤怒地喷吐着火舌！
    子弹如雨点般横飞！

    主攻排的女红军们身背钢刀，手握步枪，以最快的速度从侧翼向敌人的主阵地发起冲锋，由于攻势凶猛，敌人来不及应战便溃退下去了……

    红军伤病员开始过桥。

    副连长谭怀明是个秀美的姑娘，她带着一个排的兵力与土司的100多名骑兵展开了殊死激战，敌人的冲锋一次比一次凶狠，谭怀明见状，急得心里冒火，她气冲冲地高喊着：“同志们，我们就是死，也不能让敌人冲过去！”几个回合之后，穷凶极恶的敌人终于冲上来了，双方拼杀起来。谭怀明一枪撂倒一个敌人，刚要举枪再射时，敌人的另一名骑兵冲过来了，嚎叫着用刺刀捅过来，她躲闪不及，右额被刺开一道长长的血口，肉向两侧翻卷着，鲜血顺着面颊流下来，她竟然没有感到任何疼痛，只觉得眼前一片红光，她挥舞着大刀把那个骑兵砍下马来，又一路冲杀过去。

    这是一场多么残酷的战斗啊！

    连长中弹倒下去了。

    指导员英勇牺牲了。

    子弹打完了，手榴弹投光了，刺刀捅弯了……敌人的马队又一次冲上来了！

    满脸血污的谭怀明望着剩下的姐妹们，一字一句地说：“同志们，准备同敌人拼刺刀！”

    女红军们铁青着脸，双眼放射着怒火，“刷”地一声从背上抽出各自的马刀、鬼头刀。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肉搏战开始了。

    训练有素的女红军们悲愤地呐喊着，挥舞着寒光闪闪的战刀，与野蛮凶狠的敌人拼杀得难解难分。谭怀明挥动着她钟爱的那把拴有红绸布的大刀，如传说中的女侠一般频频出手，把许多敌人杀下马来。她自己也被敌人刺中了右胸和左肋，因失血过多，昏倒了……

    阵地上，到处是残缺不全的尸体，到处是殷红粘稠的血迹，到处是丢弃的刀枪。牺牲了的女红军以各种各样的姿势倒在地上，让人不忍目睹……

    谭怀明又奇迹般地苏醒了，十几位活着的姐妹们惊喜地围过来，她们大声地叫着：“副连长，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杀退了!我们的伤病员全部安全通过腊子口啦！”

    谭怀明强忍着疼痛，微微地一笑。她仿佛想起什么，用微弱的声音艰难地问：“我们牺牲了多少人？”
“大约70多人。”有人回答。

    那是些多么亲密的战友啊，她们从遥远的蜀地一路征战而来，现在却长眠在这荒凉的石沙河畔了。想到这里，两行泪水从谭怀明的双眼中缓缓流了出来……

    同样是女红军，有的在痛苦中成为母亲，有的必须拿起枪直面鲜血和死亡。有的女红军，牺牲时连名字也没有留下。

    血战河西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攻占炉霍。在总部驻道孚其间，即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我军优秀的高级将领陈昌浩结婚，开始了她的第二次婚姻。

    1936年7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会师后的红二、四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张国焘、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20人任西北局委员，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五军及骑兵师、妇女先锋团等部队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承担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并接通“远方”（苏联）的任务。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张琴秋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王定国老人回忆起他们俩位，感叹道：“这对革命夫妻当时让多少人羡慕，他们双双都是留苏的学生，人长的漂亮，用现在的话那绝对的是俊男靓女。而且他俩都是我军的高级将领。但是在那残酷的战争年代，他们的命运都很坎坷。每每想起来，都觉得十分惋惜。”

    2006年8月22日，92岁的刘鹤孔在北京家中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我当时是西路军政治部的组织科长，是张琴秋的部下。她这个人工作能力强，人品好，我们大家都很敬重她。在河西走廊与敌人血战时，张琴秋正怀着孩子。”

    倪家营子血战中撤离出来的西路军将士，正在向东急进。这时，挺着大肚子的张琴秋要生孩子了。“我们当时都是些年轻小伙子，手忙脚乱的不知所措。苏井观当时是西路军卫生部长，他叫我们赶快找来大衣、布单子，几个人背对背围成一个圈。孩子生下后，哭声非常响亮……”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老人依然显得很紧张，嘴里不停地说：“那可是陈昌浩和张琴秋唯一的儿子，可当时敌人就在后面追，没有办法，只能把孩子扔在了雪地里……”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以使她能安全分娩。但在临泽守卫战失败后，西路军后勤单位被迫撤离。在撤离途中，“马家军”的骑兵穷追不舍，张琴秋恰巧在这个危急时刻分娩了。由于战场的特殊环境，这个婴儿没有存活下来。这次分娩给张琴秋留下了严重的妇科病，使她此后再没有能够生育。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警卫员告诉了我，我立即命令他和挑夫一起，把马驮的一部分文件烧掉，能扔的都扔掉，去驮张琴秋。后来他们回来告诉我，生了一个男孩子，很好看，可那时正值西路军惨败，在弹尽粮绝的冰天雪地之中，只好把孩子丢在雪地里了。他们走了好远，还能听见孩子的哭声……”

    张琴秋产后非常虚弱，吴生霭想弄个担架来把她抬上，都没有办到。只好将她扶上李卓然送来的马上，她满含泪水，顾不上自己的孩子，骑上战马，随部队继续向前。刘鹤孔说：“天亮了，坐在马上的张琴秋，脸色苍白，但神情坚毅。血染红了她骑的马鞍。”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王定国回忆说：“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敌人在审讯她时，我们怕她的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是个做饭的。”就这样，张琴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赫赫有名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欣喜若狂，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3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20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宣布，他和徐向前回陕北向党中央汇报，余下的部队组成几个支队，就地分散活动。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由于西征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这些女红军们就这样在频繁的战事中渐渐成熟起来。她们亲眼目睹了无数姐妹在身边倒下，她们中的许多人身体上留下了永久的伤疤，但是，没有人抱怨过，没有人畏缩过，没有人后悔过自己最初的选择。柔美善良的女性，应该体现生活的和谐与美好，而战争总是在破坏这份美丽。女人参加战争，这本身就是不可思议的，无论因何种缘由，都会带有浓烈的悲壮气氛，而妇女在血火中冲锋陷阵，浴血拼杀，就更会引起人们心灵的震撼。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伟大的长征创造了举世瞩目的长征奇迹，也成就了坚强不屈的长征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