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贞不屈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不幸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

    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国民党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

    这年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在张琴秋的多次请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短期的学习。1938年春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后调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1939年“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毛泽东倡导建立女子大学。不久，张琴秋又调到王明兼任校长的中国女子大学任教育长。她不仅是个经验丰富的组织领导者、训练有素的军事教官，而且也是个出色的教育行家。张琴秋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火一样的工作热情，深入浅出的教学艺术，以及高超的组织才能，都给在女大工作和学习的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大家赞扬她说：“我们的教育长又能文，又能武，真是个文武双全的女将军。”

    陈昌浩在西路军失败后，辗转回到自己的故乡武汉，后来回到延安，在中宣部当了一名普通的科长，同时在中央党校和陕北公学兼课。在延安，他们夫妻团聚了。每逢周末，张琴秋就到陈昌浩那里，并悉心照料着陈昌浩与前妻刘秀贞的小儿子陈祖涛。陈昌浩过去的老部下王树声、李先念、李天焕等，这时也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节假日也常到陈昌浩居住的窑洞里去看他和张琴秋。

    由于过度劳累，陈昌浩的胃病复发，久治不愈，在缺医少药的延安无法根治。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时造成右臂粉碎性骨折，中共中央于8月20日作出决定，送周恩来去苏联医治。同时毛泽东也批准陈昌浩可以携陈祖涛一同去苏联治病。8月27日，周恩来、陈昌浩、原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以及周恩来的养女孙维世、陈昌浩之子陈祖涛、高岗之子高毅、陈伯达之子陈小达在延安机场登上了一架道格拉斯飞机。张琴秋也到机场为陈昌浩送行，两人依依惜别。

    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秋琴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同意了张琴秋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请求。和陈昌浩解除婚姻后，张琴秋在对待陈昌浩的前妻和孩子上，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对他们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受到人们的赞扬。

    老友新婚

    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

    苏井观是河南潢川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入党。1931年春，张琴秋与沈泽民来到鄂豫皖苏区时，苏井观已在红军卫生部门担任领导职务。张琴秋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被张国焘解除后，调到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担任政治部主任，和苏井观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巧的是，苏井观此时也蒙受不白之冤，不再担任医院的领导职务，被降为医院附设的卫生学校校长。

    张琴秋担任医院政治部主任之后不久，就主持审议了苏井观的“案情”，确认他在政治上是清白无辜的。然后报经上级批准，在全院召开的党团员大会上，宣布恢复已被停止了一年半的党籍。不久，苏井观被任命为总医院院长。他们相互配合工作，关系就更为密切了。由于工作的需要，他们时而分开，时而相聚，并都经历了红四方面军长征时三过草地、两爬雪山和西路军兵败河西走廊的全过程。这两段经历，对于他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张琴秋在河西走廊兵败之后被俘，苏井观则要比张琴秋幸运一些。他跟随李先念指挥的支队，终于冲破敌人的重围，走出祁连山，到达新疆星星峡，被奉党中央指示来接他们的陈云接到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去苏联。

    1941年苏井观从苏联回延安以后，知道张琴秋和陈昌浩的婚姻已经解除，他和张琴秋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每逢节假日，苏井观都要派警卫员陈明镜牵着马，去把张琴秋接到柳树店陕甘宁晋绥五省联防军卫生部来相会。

    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苏井观和张琴秋结为夫妻。婚礼在苏井观居住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赶来向他们庆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

    这副对联令人颇多回味。此时，新郎苏井观已经三十八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一岁，都已不再年轻。无论是在人生的道路上，还是在革命的征程中，他们都经历了艰难曲折和酸甜苦辣，老战友们都是完全了解与深切同情的。

    与苏井观、张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这对新婚夫妇表示庆贺。周恩来和苏井观频频举杯，相互敬酒。对他们的婚事，周恩来感到很满意。

    建国以后，苏井观、张琴秋夫妇双双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部长：一个在卫生部，一个在纺织工业部。他们相敬相爱，过了一段十分美满幸福的生活。

    1962年，苏井观被发现得了癌症。怕妻子担心，他一直将自己的病情瞒着张琴秋。其实医生在确诊之后，便通知了作为病人家属的张琴秋。出于同样的心理，张琴秋也对苏井观“守口如瓶”。就这样，夫妇俩人就相互保守着同一个已不成为秘密的“秘密”。

    1964年5月26日，苏井观终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而病逝。苏井观和张琴秋在一起生活了二十多年，如今苏井观先她而去了，但他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总是浮现在张琴秋的眼前，许多往事也不时涌现心头。为了寄托她的哀思，并让更多的同志了解苏井观，张琴秋写了一篇悼念苏井观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文章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井观同志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对我影响很深。二十多年来，我从未看到他愁眉苦脸过。什么艰难困苦，他都能忍受得住。别人有苦恼，经过他的开导，往往如释重负，心情变得愉快起来。”

    纺织部长

    从新中国成立起，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达近20年，是第一代女部级干部中的佼佼者。她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纺织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老战士王定国回忆说：“1955年授军衔时，张琴秋已转业到了纺织工业部任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虽然她失去了授军衔的机会，但是大家都称她是没有授衔的女将军。”她的丈夫苏井观则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夫妻两人都是部级领导，这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的。

    张琴秋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但她从不以领导自居。1953年，她率领纺织工业代表团去苏联访问，翻译人员不够，她就主动给随她出访的工程技术人员当翻译，回国后，“部长当翻译”一事于是传为美谈。

    张琴秋根据20年代在上海动员纱厂女工的经验，又研究了解放后的新情况，多方设法解决女工的困难，以调动她们的积极性。她到哪个工厂，都同职工一起在食堂就餐，她去世多年后，党内老一代人谈起张琴秋，都发出由衷的赞叹，她的光辉形象和传奇般的经历长留于大家心中。

    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了近20年，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纺织工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的女将军、女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林彪、“四人帮”一伙迫害致死（坠楼自尽而亡）。

    张琴秋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又曾是陈昌浩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还被俘过，尤其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更使她蒙受不白之冤。有一次，张琴秋听毛泽东作的内部报告。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就顺手把这八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文革”期间，张琴秋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琴秋的冤情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6月23日，党中央为张琴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给予张琴秋以很高的评价：“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红军历史上唯一的女性将领

    在红军重要将领中，张琴秋是唯一的女性；虽然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老大姐也参加了长征，但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

    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少将军衔），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而在红军时期，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陈赓、陈再道、王宏坤、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的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当时都曾是她的部属。

    由于建国后张琴秋担任了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成为共和国第一代女部长，没有在部队工作，所以1955年没有给她授衔。否则的话，以张琴秋红军时代的资历，是完全可以授中将乃至上将以上的军衔的。

    在《星火燎原》编辑部编辑由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介绍我军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将领的《解放军将领传》中，张琴秋是其中唯一的女性。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张琴秋是红军唯一的女将领。
建党80周年前夕，北京一家著名报纸在“80位共产党员的故事”中，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师长”。但她后来所担任的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却是远远高于师长。

    在长夜难明的中国千年封建社会，妇女一直受到君权、神权、族权和夫权的四大压迫，直至五四运动才发出女性解放的最早呼声。张琴秋作为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不仅在求学和投身革命运动方面不让须眉，还跻身于过去一直是男人世界的战争领域，在铁与火的考验中显示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和英勇战斗的精神。

    近代火器战争使妇女可以作为辅助人员投身战场，组建独立的女子作战部队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强调妇女解放时的创举。30年代前期，海南岛曾建立过“红色娘子军连”。川东北地区的男性多受烟毒之害，女性承担起艰难家庭劳动的主角，使她们具备了参军所需的体力和精神上的有利条件。张琴秋领导的妇女独立师（长征途中缩编为独立团），便是在此基础上解放妇女的一次尝试。尽管该团多数同志后来浴血祁连山下，其业绩却永留中国妇运史册。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要求不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应该说这是适合女性特点及残酷战争环境的规定），红军时期的女兵作战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就此成了空前绝后的篇章。以往的组织形式虽然不再，然而当年张琴秋和她所率领的女战士们英勇战斗的无畏精神，却作为光荣的接力棒，传给那些立志为中华民族的强盛而奋斗的一代代有觉悟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