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民间调解在定分止争、事心双解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鉴于边区民间习惯以宗族、邻里、乡里调解纠纷的实际情况，在党的领导下，边区政府在持续推进立法的同时，也积极探索司法变通之道，大力推动人民调解制度的建设与实施，倡导“审判与调解、法庭与群众相结合的审判方式”。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在乡政府领导下，由乡长、自卫军连长、乡锄奸主任组织调解委员会，各行政村可由人民自行选举人民仲裁员、人民检察员，参加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这一举措明确了人民调解制度的主要实施主体。随后，边区政府又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进一步强化了调解工作的制度性与程序性。随着人民调解制度的不断推广和深化，调解组织网络日益织密织牢，在解决边区社会矛盾纠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边区法治化进程的推进，离不开人民群众法治意识的提升。党以法治教育为重要抓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动员功能。同时，针对边区人民的受教育情况，将法治教育融入文化教育之中，实现识字懂法的双重目标。此外，各级党组织还通过报纸、画报、戏剧、快板、歌谣等多种形式，将难懂的法律语言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表达，向群众传递法治信息。例如，宣传土地法的《咱们村来了土改工作队》、宣传婚姻法的《反对旧婚姻》等歌谣，都深入人心，广为流传。

    坚持群众路线，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把群众路线贯彻到具体工作中，更要坚持从严治党，不断纯洁党员干部队伍，响应群众呼声惩治腐败，选拔符合人民要求、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毛泽东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几万万人的大民族中领导伟大革命斗争的党，没有多数才德兼备的领导干部，是不能完成其历史任务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1937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经过慎重而周密的讨论，批准了边区高等法院对黄克功执行死刑的判决。在党的领导下，边区相继颁布了《边区惩治贪污暂行条例》《陕甘宁边区惩治贪污条例（草案）》。同时，《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规定“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从而将从严治党的司法原则确立下来。

    然而，仅仅依靠惩戒并不能完全确保党员干部队伍的清正廉洁。因此，陕甘宁边区坚持对党员干部开展深入的教育工作。通过开办司法训练班（党校及党的训练班）、行政训练班、群众工作训练班等，发动干部系统学习边区的重要法律法规，不断强化党员干部对群众的尊重与服务意识。毛泽东在《农村调查》中更是要求干部们“甘当小学生”，在革命实践中“清洗自己的污浊”。此外，他还提出必须在党内开展有关民主生活的教育。秉持这一理念，党领导边区政府与参议会不断探索对政府的监督方式，从设定专门行政机关监督到辅助行政机关监督，不断拓展群众参与监督的深度和广度。陕甘宁边区《保障人权财权条例》第七条第二款明确规定，人民利益如受损害时，有用任何方式控告任何公务人员非法行为之权。边区贸易局副局长、张家畔税务局长肖玉璧因私自将边区极为稀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被群众检举告发，最终判处死刑。在自下而上的人民监督体系中，党始终坚持聆听群众声音，端正工作态度，改进工作作风。在边区的13年间，林伯渠共收到百余封检举控告材料，他全部亲自回应、解决并反馈，充分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