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西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前委委员的习仲勋积极参与对土改的调查研究和组织领导，充分展现了“实事求是，坚持因地制宜；徐图进取，反对‘左’倾错误；加强领导，正确引导群众；事必躬亲，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艺术。习仲勋在土改中展现的土改艺术是中国共产党人优良工作作风的体现，其运用于土改实践中，有利于切实纠正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有效维护农村中各阶层的利益，改善党群、干群关系，使解放战争获得了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基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土改；习仲勋；领导艺术

    “习仲勋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他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1】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评价是：“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习仲勋之所以是杰出的群众领袖，是因为他不仅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宗旨意识，而且具有高超的领导艺术。

    一、实事求是，坚持因地制宜

    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习仲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将苏维埃时期的老区与抗战时期的新区区别对待，体现了“实事求是，坚持因地制宜”的领导艺术。

    中国革命是逐步发展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出现老区、新区等不同类型，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习仲勋致信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提出苏维埃时期的老区与抗战时期的新区情况有基本上的不同，“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2】。

    在习仲勋看来，老区与新区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老区的阶级成分一般定得高，群众不满意，应按新规矩重新评议。其次，老区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没有地主和就富农，在这些地方如清涧等分配应该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土地方法，以解决少数无地或少地农民的土地问题。这种阶层分布情况不同于新区，不能机械地实行一律平分土地的政策，因为在老区，真正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最多不到总户数的百分之二十，如平分会导致百分之八十的农民不同意。如不采取灵活的抽补措施分配土地，会严重影响绝大多数农民的意愿，于党的事业不利。再次，老区地主、富农比新区少，必须改变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人口的老观念，如把老区的地主、富农比例定的与新区一样，势必犯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可能是：把新升富农评成旧富农；把没收过土地且已完成转化、参加劳动在八年以上的地主、富农重新定成地主、富农；把富裕一点的农民定成地主、富农，或把在共产党领导下任职的公教人员（其家中缺乏劳动力折）定为地主、富农。这样一来，势必会混淆新旧富农、富裕一点的农民与地主和富农、公教人员与地主富农之间的区别，导致土改中“左”倾错误的发生。第四，对老区地主，应看其剥削关系及是否参加劳动与劳动时间长短来定其阶级成分，只看现实表现不一定合理。最后，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老区群众运动应与新区相区别。

    在列举上述区别的基础上，习仲勋提出，陕甘宁边区的老区在许多问题上同新区有基本区别，在土改方针、方式上，要适合当地的具体情况。这是在正确分析形势后提出的真知灼见，充分体现了习仲勋一切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现实、从形势出发制定政策的求实态度，是习仲勋领导艺术的生动体现。

    二、徐图进取，反对“左”倾错误

    土改在本质上是一场调整生产关系的政治运动，因为要通过重新划定农村中的阶级成分来重新分配生产乃至生活资料，所以就会引起地主、富农的适度反抗，以往积淀的贫雇农等对地主、富农的仇恨与怨气也会在土改的特殊情况爆发，于是土改如同其它一些政治运动一样，容易产生急于求成、斗争过火乃至乱打乱杀的“左”倾错误。“左”倾错误在中共党史上屡有出现且造成巨大危害，习仲勋主张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徐图进取，反对“左”倾错误，这是他领导艺术的体现。

    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虽然绥德分区等有明确规定，禁止乱打乱斗的错误现象，但在发动群众进行土改的地方，“一般的都是过左”【3】。“左”倾错误的主要表现是：首先，乱封乱打乱斗。如在枣林坪街，查封大部店铺；在延家岔，贫农会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头打死；在辛店贺家石工作团领导的农会上，有打手专司捆、打、吊、拷，导致人心恐慌。其次，忽视中农。斗争地主时不允许中农参加，贫农团的组织限制在积极分子的小圈子里，使中农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影响了党的积极路线的贯彻。

    针对陕甘宁边区土改中出现的“左”倾错误，习仲勋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了土改纠“左”的具体方法。

    一是“凡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在处理前必须经过超一级的批准”【4】。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在已经完成土地改革的老区，再实行彻底平分土地，极大地损害了中农的利益【5】。一些辛勤劳动、家有余粮的边区劳动英雄被当作土改斗争对象，一些干部家属如陕甘宁边区绥德军分区司令员、第一野战军四军军长张达志的弟弟因为被索要银洋而吊打，也有一些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结果使一些农民不愿意当中农，他们对劳动致富的方针产生怀疑，结果影响了生产发展；而过分打击干属、军属、烈属也容易引发干部、军人、烈士家属的不满情绪和担忧心里，进而会影响党的事业。通过严格规定土改处理劳动英雄与干部家庭权限，可以防止“左”倾错误的产生、蔓延。

    二是在中农占优势的土地革命地区，对已经过土改斗争且自己已连续参加七年以上劳动的地主、富农，只将其保留的多余底财、浮财分配给贫苦农民。这些地主、富农的阶级成分应依据现实情况给予评定，这样既不脱离群众，也不多树敌人，有利于土改运动的正常开展。

    三是在土改中不能片面强调贫雇农掌握领导权，要适当吸收中农进入土改领导机构之中，“真正的、基本的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6】。习仲勋指出，有些乡村的贫雇农是地主、富农成分下降的，有些是因为生产不积极、生活作风有问题而致贫的，这些地区组织起来的贫农团在群众中毫无威信，若让他们领导土改，会导致区乡干部逃跑、自杀，导致土改运动出现混乱局面。为此，需要吸纳真正表现好的人员进入土改领导机构中，不能因为一些人是中农而拒绝其参加土改领导机构。

    四是对已经诚心悔过、确已改好的人要既往不咎，不应再算政治上的老账，只严厉镇压现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或帮助国民党胡宗南部为非作歹的人。和已经改好的人算历史旧账，容易引起社会动荡，也会混淆敌我，违反党的政策，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

    五是将投敌分子与一般坏人相区别，对于死心塌地为敌人服务的投敌分子采取镇压手段，而对于一般的坏人则采取感化争取政策。这样有利于贯彻党的区别对待政策，有利于缩小打击面，扩大争取面，也就有利于土改运动的正常开展。

    六是对恶霸要制定标准，“应有明确的定义”【7】。“真正霸占一方、欺压群众者为恶霸”，不能一律把在乡村里砍倒别人一棵树或做过一点坏事的人当作恶霸惩办，也不能因为丈夫是恶霸而把其妻子、孩子当作恶霸去斗争。

    这些纠“左”方法切合实际，有极强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毛泽东于1948年1月20日转发这个来电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8】说明毛泽东对习仲勋提出的土改纠“左”措施十分赞许，希望在其它根据地推广陕甘宁边区的纠“左”措施，切实纠正“左”倾错误。

    三、加强领导，正确引导群众

    陕甘宁边区土改中出现了“左”倾错误，习仲勋认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许多地方的群众运动是由旧干部和地主、富农领导的，而这些人有怀着各种不同动机，有的是希望借土改之机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有的希望借机在政治上获得上升，还有的公报私仇。如果放任群众运动自流，必将造成党脱离群众的现象。为此，习仲勋提出，对于群众的自发运动，应加派得力干部参加对土改运动的领导，改造乃至完全掌握领导，体现了习仲勋“加强领导，正确引导群众”的领导艺术。

    习仲勋指出，要通过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使群众的自发运动变成自觉运动，将群众的自发运动引向健康的有序的正确的发展方向，必须坚决打击不良分子对土改运动的破坏【9】。“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干部在土改运动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为加强对土改工作的领导，正确引导群众，习仲勋根据中央指示，派遣中共中央西北局副书记马明方，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兼西北党校校长马文瑞等去延属、三边、陇东、关中等地巡视一周。习仲勋指出，为切实指导各地土改，坚决克服领导的官僚主义作风，要求各分区和区县负责同志经常下乡，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解决问题，反对坐在机关里发号施令。这样一来，既可有效提高领导者的领导水平，又可进一步加强党的工作，能够树立踏实肯干、艰苦朴素的优良领导作风，也能更好地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有效工作方法，中国共产党正是依靠群众路线取得了伟大胜利。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参与中国革命的各个阶级都有其不可避免、无法克服的局限性，且各阶级由于其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不同、利益诉求各异，因而其在革命运动包括土改运动中具有不同的态度，如放任这种态度，必将使群众运动变成暴烈的破坏性运动，混淆敌我与革命阶段，事实上会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带来失败。为此，就必须加强党对群众运动的领导，必须把群众运动限制在党的领导之下，使群众运动沿着党指引的正确轨道前进，这样才能切实保护各个阶层的利益，有效维护党的利益，从而使中国革命取得重大胜利。习仲勋坚持的“加强领导，正确引导群众”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体现了他的领导艺术。

    四、事必躬亲，注重调查研究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习仲勋在发现陕甘宁边区土改和整党中出现“左”的错误后，于中央十二月会议后，立即返回绥德，全力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在1948年1月2日到12日的12天时间里，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体现了习仲勋“事必躬亲，注重调查研究”的领导艺术。

    1月2日，习仲勋召集绥德分区土改工作团等各界干部大会，会议期间他多次找各区县干部谈话，了解运动进展情况【10】。1月5日，习仲勋赴子洲县检查工作。7日和8日，同延属地位的负责同志谈话，了解到土改运动中出现大量“左”的偏向。9日，习仲勋约三边分区的同志座谈，了解土改运动进展状况，同时参加了子洲县召开的土改检讨会，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10】。回到西北局驻地后，习仲勋主持召开西北局会议，进一步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统一干部的思想认识，根据边区实际情况，把中央各项政策具体化，规定土改运动沿着正轨进行的步骤和办法。通过调研，习仲勋掌握了关于土改运动的实际情况，对土改运动有了更全面而正确的认识，在此基础上概括了土改中“左”倾错误的严重危害与纠“左”措施，并将这些认识以电报形式上报中央，使中央对于土改的偏差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为中央纠“左”提供了有效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