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中共推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野心逐渐暴露，侵华行动逐年剧增。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民族矛盾可能超过阶级矛盾，土地革命期间的国共对立政策要做适当改变。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就发表谴责日本侵略的宣言，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抢占东三省”“打倒一切帝国主义”“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海陆空军滚出中国”。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还在遭受国民党政府军的“围剿”，但仍多次发表声明和宣言，呼吁共同抗日。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在抗日的前提下停止内战的主张，体现了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服从于民族矛盾的思想，体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鉴于民族矛盾正在超过阶级矛盾，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抗日救国的《八一宣言》后，一直在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主动地调整阶级关系。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日本即将全面侵略中国的形势下，社会各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乡村富农、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等均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的可能性，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因此，中国共产党应努力争取一切力量参加到统一战线中，甚至连统治阶级上层也有可能建立起统一战线，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这次会议虽然没有放弃反蒋口号，但已经把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放进考虑范围里了。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人民共和国，就是要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分子之外，“还要加上一切其他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1936年，中国共产党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当作主要口号加以推动，这就形成了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剿共’”的主张深得民心，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是时代主基调，很快变成北京“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口号，变成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口号，对国民党以及国民政府造成了压力，成为推动历史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力量。

　　为赢得抗战胜利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5年《八一宣言》发布后，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除发布多种党内文件，教育干部和党员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和政策外，还反复向全国人民、各政党、社会团体、一切军队呼吁，不分信仰，不分派别，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团结抗日，一致救国。大敌当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思抗日，却本着“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制定对内对外政策。所谓安内，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及其所创建的革命根据地，也针对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把“剿共”和镇压反蒋势力作为抗日的前提，全力“围剿”红军，打压反对派。对外，主要是对日本侵略妥协求和，寄希望于国际干预，把组织和动员国内民众走上抗日战场放在次要的地位。

　　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盱衡国内外情势变化，积极主动应对时代向国家和人民提出的历史任务。大敌当前，中国共产党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放下与国民党的深仇大恨，积极做国民党、国民政府当权派以及军队将领的工作。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在西安事变前，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向各党各派发表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以中共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名义，致函蒋介石、张学良、宋庆龄等人，鞠诚劝说“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表达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表达红军愿意开上抗日前线抵抗日本侵略的诚意。1936年10月，为积极准备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起草了与国民党协定抗日救国的草案。但是，由于国民党不能体认国家大局，坚持不放弃内战方针，这个协定未能达成。协定草案的起草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决心，对国民党当局造成了压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不懈努力下，“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变成了张学良、杨虎城可以接受的口号，并且和平解决了1936年的西安事变，蒋介石也不得不口头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这样的条件下，国共之间的直接谈判才有了可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有了实现的可能。这就形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政治基础和国家现实。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为了推动国内局势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8月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国军事总动员、全国人民总动员、改革政治机构、抗日外交政策、战时财政经济政策、改良人民生活、抗日教育政策、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抗日的民族团结等十大主张，积极引导、推动全国抗战民意，推动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总的目标是建立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调动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各族以及全国人民的积极性，走上抗日战场，实行对日作战，争取抗战最后胜利。

　　中国共产党为了动员全国各阶层民意，集中力量抗战，还专门就蒙古族、回族发了文件，专门就长江流域哥老会群众发了文件，要求采取适当政策，动员国内各民族、各社会阶层民众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来抗战，照顾他们的合理需求，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所提倡、推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真正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为赢得抗战胜利进行民主政权建设示范

　　《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特别提到改革政治机构，这就是政权建设中的民主问题。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敌后根据地都实施了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有利于调动各阶层人民抗战积极性，形成坚不可摧的抗战意志的一系列措施。

　　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是所有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的标本，毛泽东极为重视。毛泽东在讲到边区民主政治对全国的作用时指出，边区“是一个民主的抗日的根据地”，边区巩固和发展民主政治，就可以“做一个样子给全国看，给全国一个参考，成为全国的一个样本”，“使边区成为民主的模范，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边区的作用，就在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于抗日救国有利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边区在全国的意义与作用”。

　　三三制在抗日根据地全面推行，为各抗日根据地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制度保证，而且对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建设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同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原则，在党外民主人士中获得了积极的反响，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开明绅士李鼎铭以“五体投地”来表明他对这一原则的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