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地道上的屋顶堡垒

    一、革命的道路，坎坷艰险

    刘秉彦1915年3月出生于河北省蠡县桑园乡潘营村的一书香门第，祖上出过几位举人。其父刘敬弟毕业于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前身）法律系，在县政府担任过承审和推事，后不满政府腐败，辞职回家成为了家乡一名乡绅。刘秉彦由于是家中长子，自幼深受祖父和父亲的宠爱，被家庭着重培养，加之天资聪颖，从小学起学习成绩就十分优异。到了上中学时，凭借着自己的实力考取了当时保定的名校育德中学。刘秉彦的初中和高中都就读于保定育德中学，在育德中学读书时，他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接受了革命思想。

    从育德中学毕业后，刘秉彦考入燕京大学（如今的北京大学）数学系。北大自“五四运动”以来，师生都关心时事，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刘秉彦在北京大学和同学、朋友们创办了地下刊物《浪花》，宣传“左联”的观点与主张。1935年下半年，北京学生运动的领导，由“学联”取代。蒋南翔成了学联的领导人，活动中心由北大转到清华。刘秉彦也由“左联”转到“学联”他到北京四中、育英中学及朝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联系，组织活动搞集会，游行，呼吁南京政府积极抗日。后来因“七七事变”只好暂回故乡。

    血气方刚的刘秉彦在北大亲历了“一二九”学生运动，亲眼所见山河破碎，国难当头，心中蠢蠢欲动着报国之志。那时他的家乡也不太平，他家族中的地主、富农们为了保护家中财物，联合购买了五十多杆枪，雇佣村中三十七位年轻人组成了一个自卫团，此家族武装由刘秉彦的四祖父刘人敬领导。正在这时，朱占魁组建的“人民自卫队独立第一团”（已被共产党收编）的部队驻扎到潘营村，准备扩充武装。刘家家族里的长辈们从来没和共产党的部队有过交集，都十分惶恐，就推举参加过学生运动和共产党有过接触的刘秉彦接待朱占魁。朱占魁见刘秉彦仪表堂堂，谈吐不凡，不但对抗战有独到见解，家族中还家底丰厚（有拥有一支五十杆多枪的自卫团），就动员他也参加到他的队伍中来。刘秉彦也正有此意，跑去找四祖父刘人敬谈自己的想法，打算把家族的自卫团带出去抗击日寇，可他绞尽脑汁谈了近半个月，丝毫没有说服刘人敬。但是自卫团的三十七位年轻人被他说动了，大家纷纷表示不愿意做亡国奴，愿意跟随他去打日本人。面对四祖父的顽固不化，无计可施的刘秉彦带着两位自卫团的年轻人，身上掖了把手枪闯进四祖父家中强行要枪，四祖父一看他来势汹汹的样子，吓得脸色都变了。等刘秉彦掏出手枪，厉声质问他支持不支持毁家纾难，他连声说支持，并哆哆嗦嗦地告诉刘秉彦枪藏在堂屋的大柜里。自此，刘秉彦带着家乡三十七位年轻人和五十多杆枪的自卫团义无反顾地跟着朱占魁在冀中平原和日本人打起了游击战。

    朱占魁是冀中十分区首任司令员。冀中十分区管辖的地域西依大清河，东靠牤牛河，南至白洋淀，北至涿县（今涿州市），覆盖新城县（今高碑店市）等多地，处于平津保三角地带。这个地区自古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更是日寇全面侵华的起始点。可以这样说，如果冀中战区是插入敌人心脏的一把利刃，冀中十分区就是这把利刃的刀尖部位。由于十分区所处在这样一个特殊地位，使其成为抗战中敌我争夺最激烈残酷之地之一。

    1942年5至6月间日军为了消除共产党冀中军区对其侵略活动形成的巨大威胁，针对冀中军区发动了一次空前残酷和血腥的“大扫荡”（史称“五一大扫荡”），这次扫荡由日军华北驻屯军司令岗村宁次亲自指挥，日军凭借军事上的机动优势，采取多路密集的拉网式、梳篦式等战术对冀中根据地予以摧毁式打击。

雁翎队在王家寨伏击战中缴获日寇的战利品

    在1941年11月27日，朱占魁在河北省清苑县大李各庄被日军俘虏。1942年夏，朱突然安然无恙地返回解放区。自称是“日军于1942年5 月27日将其由北平押往石家庄途中，在保定南郊跳火车逃脱”。当时正值“五一大扫荡”严酷阶段，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员常德善，在肃宁雪村突围战中牺牲了。还被叛徒出卖了他埋葬的地，日军把常德善烈士的坟刨开，对着遗体一顿乱枪，残忍地把头给剁了下来，放进鸟笼子里，挂在河间城门上示众。直到他的头颅只剩下一副白骨，才被根据地群众冒死偷出，将烈士的头颅和遗体合葬。八分区政委王远音在这次突围中腿部受伤，眼看无望冲出日军的包围圈，为了不连累战友，拔枪自杀，以身殉国……在这种高压的情势下，冀中军区伤亡惨重，队伍中一些人恐惧了、害怕了，有的投入日本人的怀抱，当了叛徒。有的虽说没出卖同志，但也放下手中的枪不干了，回家了。因此，朱占魁在日本人手中轻易逃脱受到党内部分干部的质疑，对他采取慎重使用。改换周彪任十分区司令员，帅荣为政委，刘秉彦担任十分区参谋长。

    到了1942年7月，鉴于第十军分区的形势越来越严峻，司令员周彪，政委帅荣带领分区机关和所属人马，被迫随主力部队转移到完县（今顺平县）一带山区休整。同年7月5日刘秉彦被任命为冀中十分区司令员。一个月后，刘秉彦又收到了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写给他的一封信，信中说：“你留下，要团结一批同志回到大清河北。只要你们回去了，别的地方会增强坚持斗争的信心。”这封信是1942年7月29日发出，8月12日收到的。刘秉彦当时看罢此信心中捉摸：“子华同志为什么给我写一个信？是提前给我打招呼？还是怕我不愿意留下呢？我想是对我的鼓励，局势如此紧张，任务是如此繁重，需要人，不能走，要留下，坚持斗争。对我自己来说也得到了独立自主，是难得的锻炼机会。子华同志正是出于对我的爱护和信任才写这封信的。”

1955年，刘秉彦被授予少将军衔时的照片

    刘秉彦决定不辜负程子华的这份爱护和信任，毅然留在弥漫着烽火硝烟的十分区，召集人马辗转在大清河两岸继续与敌斡旋、斗争。

    二、人民的恩情，刻骨铭心

    刘秉彦有位警卫员名叫王惠，霸县马房镇人，出身贫苦，只读完小学。他十五岁就参加八路军，那时的他还没发育，人比枪高不了多少，背起枪枪托子在地上拉着走。王惠是家中唯一的儿子，他父母把他视若珍宝，知道他参军后，父母日夜以泪洗面哭的眼睛都要瞎了。家中唯一的姐姐也因为王惠八路的身份，村民惧怕日本人的残忍手段到了二十五、六岁（那时女孩子十六、七岁就嫁人了）无人敢娶。王惠二十岁时成为刘秉彦的贴身警卫。刘秉彦十分喜爱王惠，看他聪慧机警却识字不多，就利用闲暇就教他文化课，还给他讲《孙子兵法》里的道、天、地、将、法。令刘秉彦惊喜的是，王惠对他讲的知识总能举一反三，灵活运用，经常在战斗中表现出惊人的领悟力，交给他的任务都能出色完成。

    1942年冬季，寒风凛冽，万物萧瑟。日军又开始了一次拉网式扫荡，刘秉彦在这种大规模逐村、逐户、逐屋搜索和围剿下简直是毫无退路可言。正当一筹莫展之时，王惠却镇定地对刘秉彦说：“刘司令，我把你活埋进我们村外的坟里吧。”这是在冀中军民在扫荡中的一项创造，先是老百姓发现敌人来扫荡时，敌人注意到村边的秫秸垛的搜索，但不注意坟地。百姓们就在扫荡前把家中值钱的东西埋进坟里。后来，为了掩护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八路军指战员，就试着把活人放棺材里，虚虚盖上些土，棺材里放些吃食和一根通到坟外的向日葵秆当通气口。在这次扫荡中，刘秉彦在坟里待了整整两天，等敌人离开后才被刨出来，重新加入队伍指挥战斗。据刘秉彦讲，他被这样活埋过两次。另一次，也是在一次大扫荡中，刘秉彦又遇险境，情况万分危急。此时，王惠的姐姐因病刚刚离世，当时敌人还没有进村，王惠牵上一条牛，伪装出去拉粪，查看村外没有敌人拉网，然后就去挖新坟。他把坟挖好，让刘秉彦躺进他姐姐的棺材里，藏匿到坟里头。这次王惠还细心地在坟地里按上一个风箱用于换气，依然用向日葵杆做通气口。王惠把姐姐在别处匆匆掩埋了，如上次一样，借助王惠的保护，刘秉彦又逃过一劫。

    在日复一日的相处和残酷战争的磨砺下，刘秉彦和王惠的关系已超越的上下级关系，在感情上，早已成为了能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亲人。

    1943年4月，刘秉彦指挥部队在固安和霸县胜芳镇连打两次胜仗。日伪军获悉刘秉彦正亲自带领小股部队打穿插，寻找机会把刘秉彦带着一个连用绝对优势的兵力团团包围。情急之下，王惠建议往北走突围。刘秉彦却采纳了当时参谋长的意见决定往南突围。王惠只好跟着一边朝南走一边打，边打还边不停建议向北突围，可刘秉彦依然坚持向南突围，王惠只得无奈听从。为了保证刘秉彦安全突围，他从一名战士手里要过一挺机关枪，在敌人密集的射击中把刘秉彦一把按倒，然后带一个排冲到前头和敌人展开了殊死搏斗。但终因以寡敌众，负了重伤，他边打边退到刘秉彦跟前，在距离敌人不到十米处趴下用机枪掩护，大声喊着让刘秉彦快速转移。刘秉彦带着部下没跑出去多远，就看到王惠在敌人乱枪中牺牲了，鲜血染红了他身下的土地。等突围成功后，刘秉彦发现果然如王惠所言，北面才是敌人力量最薄弱的地方……

    这场战役让年仅28岁的刘秉彦痛心疾首，心意难平，几近精神失常。为自己决断失误和王惠的牺牲，他在军区上下做了三次深刻检讨，每次检讨一提到王惠的牺牲都失声痛哭，在他心目中早把王惠当成了自己亲弟弟。彼时，王惠牺牲在战场前，他的父母、姐姐都因病去世了。刘秉彦本打算给他们家留下王惠这点血脉，悉心培养，有机会提拔，让他光耀王家门楣的……

    在当时恶劣的生存和战斗环境下，坚持在冀中抗战的指战员都有一个“堡垒户”。所谓“堡垒户”是指能为八路军提供帮助和支持的农户。这些“堡垒户”是指战员们从可信赖的群众中发展起来的，可以说“堡垒户”就是八路军的生死之交。在战乱年代，冀中老百姓自己过的食不果腹的日子，也攒下几个鸡蛋，几斤白面，留给八路军受伤或生病指战员。毛泽东曾称赞冀中：其中根本的一条是群众发动的好。堡垒户们穿的是老百姓的衣服，干的是农活，却是顶天立地的战士，是敢于自愿承担民族责任的人，是党赖以生存的根基。

    刘秉彦的“堡垒户”是雄县米北庄文保元家。文保元的母亲，年约五十六、七岁，很是热情善良。1942年冬，雄县大旱，文家孩子多，没饭吃。刘秉彦想法设法弄来几十斤小米，自己宁可吃黑豆、高粱，也把小米送到文家，解文家燃眉之急。

    有次，刘秉彦刚到文保元家，敌人就如影随形而来，危急时刻，文妈妈急中生智把家中的炕坯掀开，让刘秉彦藏到炕洞的地道里面去。他刚刚躲进炕洞，敌人就进屋了。他们软硬兼施妄图让文妈妈交出刘秉彦来，但文妈妈对敌人的恐吓无动于衷，一口咬定说没看见有人。气急败坏的敌人就残忍的把刺刀刺进文妈妈的乳房，文妈妈强忍剧痛，硬是不说一个字。敌人见文妈妈疼晕了过去，也没有透露一点消息，屋内里外都搜索一个遍更没发现任何破绽，只好收兵。刘秉彦涕泪横流地从炕洞里爬出来后跪在文妈妈面前认她为干娘，并叫来卫生员为昏迷的文妈妈立即施救。后来，刘秉彦在北京从政，把这位有再造之恩的干娘接到北京打算为她养老，怎奈文妈妈已习惯了在农村辛勤劳作，不适应北京的生活，待了几十天就要求回老家生活了。

    是十分区军民的忠诚和鲜血，让刘秉彦褪去身上的青涩，逐渐成长强大了起来。他不能让生存在这片热土上朴实的人民被侵略者白白践踏、残害，他必须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才能让冀中的百姓不被荼毒、杀戮。他集思广益，借助人民的智慧灵活运用单打一、挑帘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及“推一颗子弹上膛再拼刺刀”等近战格斗法抗击横行在大平原上的侵略者。走过荆棘,必有坦途。被血与火淬炼成钢的刘秉彦对敌作战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仗越打越顺。

    1945年5月至8月间，刘秉彦按照冀中军区指示，指挥所属部队与友邻部队共同发起了文新战役、子牙河东战役、大清河北战役，仅大清河北战役就进行战斗70余次，炸毁碉堡410座，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俘2200余人，缴获迫击炮10门，轻重机枪63挺，长短枪近3000支，电台3部。此后，十分区抗日根据地扩大1000平方公里，从根本上扭转了冀中十分区的局面，迎来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刘秉彦对不忘曾经与他一起浴血战斗过的老战友，老部下以及冀中的父老乡亲们，但凡这些人有事相求，他都分外照顾，这种照顾甚至胜过自己的子女。

刘秉彦在七机部任职时的照片

    晚年的刘秉彦每逢从电视、报纸上看到有关贪官贪腐的新闻总是怒不可遏地拍着桌子痛心疾首地说：“当年我进北平参加入城式，是被百姓敲锣打鼓迎进城的。那天，我看到了北平百姓对解放发自内心的喜悦，他们为士兵递上手巾，递上茶，高呼口号，打着标语，那情景让我们感到空前的骄傲和自豪啊！我们从德胜门，前门，西直门……几个门同时进城。老百姓爬到坦克上，跳啊、蹦啊、欢呼啊。那么冷的天，毛主席指示参加入城式的部队一定露营，不要打扰百姓。我们营当时在东单转角处。东单那儿有个飞机场，我们就在飞机场的边上露营，多少学生，多少百姓拉我们进屋，我们都不动。我们露营了三天！那时，我们都深知我们和老百姓是鱼和水的关系，我们爱护老百姓，老百姓也拥戴我们。这才过去了多少年，国家就出了这么多贪官，动辄几个亿、几十个亿的贪，这些败类要把国家引向何方？我感到痛心啊！我们可是被被百姓敲锣打鼓迎进北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