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打听”拿着几张刚刚印出的传单,恶狠狠地质问毛泽民。 毛泽民镇静地回答说:“我是商人,不懂什么共产党!人家给的价钱大,又是现金,我为什么不干?我得养活厂里的几十个工人呢!”
韶山上屋场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人们了解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大多来自1936年毛泽东在保安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斯诺根据采访手记,写出《毛泽东自传》一书。2003年,复旦大学出版社重新翻译出版了英汉对照本《毛泽东口述传》。在书中,毛泽东回忆说:
这时我家有15亩田地,成了中农。靠这些地,我们每年可以收60担稻谷。一家五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就有25担剩余。我父亲利用这些剩余积累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使我家有了“富”农的地位。
然而,毛泽东的家庭最初怎样,何时走向富裕,怎样走向富裕,靠谁走向富裕,却难以探究。原苏联国家档案馆保存的共产国际档案资料逐步解密后,为我们更加全面地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机会和可能。
1939年夏至1940年初,毛泽民在苏联养病期间,根据共产国际干部部的要求,曾为毛泽东代填了一份履历表,在“父亲”一栏里,清晰地回答了这些问题:
毛顺生。生于1866年(应为1870年)的湖南省,湘潭县西二区韶山南岸村。卅岁以前,专为耕种,卅岁后,耕种兼农村贩卖商业。按中国苏维埃阶级分析,最后三年是富农。原有祖田15亩,半栋房屋,两块柴山,但负债很多,经勤苦努力,于1915年买叔父7亩,但仍负债,1915~18年商业顺利,得走上富裕的中农,1928年被(国民党)没收。1919年(应为1920年)去世。
毛泽民生于1896年4月,比毛泽东小3岁。他开始懂事时,正是父亲从耕作转向半耕半商的过程。毛泽民8岁那年,便和哥哥毛泽东一道在村里的南岸私塾读书了。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毛顺生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经常打孩子。他对孩子很吝啬,让他们吃最粗劣的饭食,不给蛋,也不给肉吃,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些看来不近人情的做法,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毛泽民从8岁到14岁期间,断断续续地读过4年私塾。在他9岁那年,小弟毛泽覃出生了。为了帮助母亲照顾弟弟,毛泽民辍学了,直到弟弟3岁后,才重新回到南岸私塾读书。
1910年,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感到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于是,毛泽民又辍学了。14岁的毛泽民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与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的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婚后,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上屋场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人家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他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外,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别家可以用牛粪和猪粪积肥。等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出去卖,付给别家“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那时,毛泽民在家里种田,终年辛勤劳作,照料父母,供哥哥和弟弟在长沙读书,从来没有一点怨言。
1915年至1918年,家里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堂弟毛菊生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增加到两三千元。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余的钱后,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成了青瓦屋顶,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建造了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瓦房。可以说,上屋场真正富裕起来,是毛泽民与父亲共同劳作、经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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