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弟弟。他的一生，都在从事党的经济工作。父亲仅读过4年私塾，却善于用金融的手段来集资、周转。早年曾在家中发行“纸票”，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经济工作，被任命为苏区首任国家银行行长。

    1910年，伯伯毛泽东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所新式学堂学费较高，家境并不宽裕的爷爷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父亲便辍学了，和爷爷一起在家从事农业劳动。爷爷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父亲很快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他把买来的牛租赁给农民，农民负责喂养，还能用牛耕地，但牛的“产权”和生下的小牛归我家。后来，他开始发行“纸票”，“纸票”名叫“义顺堂”，相当于信用券。“纸票”的作用，一是集资，并保证一定的年息，也可随时兑换；二是作为雇工的“工资”；三是可到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人家都认。经过几年的经营，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了改善。

    1921年春节，父亲在伯伯的带领下，离开了好不容易操持起来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革命，并和我的母亲王淑兰一起来到了长沙。伯伯安排他在自己任主事的长沙一师附小负责庶务，管理学校的经费和教师的伙食。1922年5月，母亲在长沙生下了我。父亲此时正忙于党的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妻女。他给我起名“远志”，借以铭志。

    1923年，父亲被党组织派到位于江西萍乡的安源路矿，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为了弥补资金不足，消费合作社发行了股票。每股5角，每年有红利。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有上万人，大家踊跃认购，很快就筹集到了7800余元股金。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办的经济实体最早发行的股票。

    办消费合作社是与资本家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合作社成立之前，工人从资方领到的工钱不是现钱而是“矿票”，即矿局发给工人的一种只能在矿区内使用的代金券。资方号称1元“矿票”抵1元银洋，在市场上却不能流通，必须到矿局或资本家操纵的银铺去兑换现钱，或在他们控制的商号购买东西。经过层层盘剥，1元“矿票”的实际价值起码要缩水两成。为了减少商人在各个环节的中间盘剥，让工人们买到物美价廉的生活用品，父亲派人去长沙、汉口等地采购货物。为减少运费，购回的货物一般由俱乐部所属的株萍铁路职工顺车捎回。这样一来，消费合作社售出的货物价格比当地市场至少便宜1/3以上。父亲用金融的办法帮助贫苦的工人，合作社赚了钱，又给党中央提供了活动经费。

    1925年，伯伯、父亲回到韶山发动农民运动，建立韶山党支部。当时伯伯身体不好，父亲刚做了阑尾切除手术，我们家经常有许多客人。那个时候我只有3岁，比我小5个月的毛岸英成了我的“小尾巴”。父亲一旦空闲下来，经常是左腿上坐着我，右腿上坐着岸英，给我们讲“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故事。

    日后回忆那次在韶山发动农民运动的经历时，伯伯、父亲都用了“逃”这个字。对父亲来说，这个字更加沉重。当时，由于被军阀赵恒惕通缉追捕，他被派往广东。临行前，老实憨厚的父亲作出了一个让家人意想不到的沉重决定——跟相濡以沫的妻子、我的母亲王淑兰离婚。

    父母的感情非常深厚，从未红过脸。可是，父亲意识到，自己参加革命工作是要掉脑袋的，而母亲是小脚，不可能跟着他在外面奔波，留在家里的危险更大。他不想因为自己而连累妻女。事实证明，父亲的忧虑并非杞人忧天。1926年和1929年，母亲两次被敌人抓进监狱。第一次，乡亲们联合为母亲作保，证明她和父亲已离婚了才得以幸免。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这一生最具传奇色彩的经历，应该就是担任首任国家银行行长了。在1931年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任命为临时中央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同时，这个新生的红色政权决定创办自己的国家银行。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创立。当时，算上父亲，只有5名工作人员：业务科科长曹菊如，会计钱希均（父亲的第二任妻子），一名出纳员，一名勤务员兼管兑换。这恐怕是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银行了！父亲走马上任后，遇到最大的问题是银行的启动资金。父亲找伯伯要钱，伯伯开玩笑地说：“你老婆不是姓钱么？找她去呀！”同年3月下旬，红军攻下福建漳州，父亲率领前方没收征集委员会来到漳州，宣传没收、征发的政策。对恶霸、地主、军阀的财产进行没收；而一般的工商资本家和华侨资本家，不没收，但接受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了大批军用物资，筹集到了许多金银首饰以及苏区奇缺的布匹、医药、汽油和食盐，还筹得100多万元大洋的军费。

    有了人民政权，就应该有自己的货币。发行纸币，纸张必须坚韧耐磨，而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军对此封锁很严。父亲发动群众，采集纤维多的树皮、竹子、麻，收集破布、破鞋等原料。要发行纸币，还要有人设计票面图案。父亲听说在长汀城里有一个叫黄亚光的人能写会画，但被当做“社会民主党”嫌疑分子关押。他找到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要求释放黄亚光。人找来了，可是，画图连个圆规都没有。后来，还是父亲托人从上海买来了这些工具。纸币的防伪也是个大问题，有一次，钱希均织毛衣时不小心碰到了火，发出了很臭的气味，父亲受到了启发，原来毛线烧着了有臭味，他就在纸浆里放了一些破羊毛，这样纸币一烧就会有臭味。

    1932年7月，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货币。当时的老百姓只相信银元，国家银行发行的货币如何取信于民呢？父亲采取的是银元本位制加物资本位制的方式，一元票子等同于一元银元，没有那么多银元，就要有相等量的物资做准备。他意识到，保证纸币的信用，才能保证红色政权的信用。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苏区财政经济每况愈下，加上反动派煽风点火，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以至于发生了挤兑。对此，父亲指示金库拿出现洋，坚持按一元苏区纸币兑一元现洋。两天过去了，眼看着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几次请示他，是不是停止兑换。父亲却态度坚决地说：“不能停！”他到处组织货源，3天后，包括日用品、布匹、食盐在内的一大批百货物资终于运抵苏区。父亲让运送物资的车队满大街转悠，同时再贴出告示：各消费合作社出售的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于是，群众又纷纷争兑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父亲不在身边的日子里，母亲带着我颠沛流离。1929年，由于叛徒出卖，母亲被关进了长沙监狱，我被寄养在乡下的亲友家。1930年初，母亲为了秘密联络的需要，让人把我送到了她身边。与她同牢房的罗醒同志也带着小儿子，名叫华初，比我大一岁，我俩就一起承担了秘密交通员的工作。直到这年7月，彭德怀带领红军进攻长沙时，母亲才带着我越狱逃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