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任穷带领中组部人员不分节假日地加紧工作，晚间办公大楼常是灯火通明。尽管如此夜以继日地工作，短时间内仍无法为大批老干部做出复查平反结论。他想到自己曾经背着错误的历史结论当部长的情况，果断提出：“对一部分同志先分配工作，后做复查平反结论。”这样一来，一大批戴着各式各样“帽子”的老干部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1979年元旦春节期间，任穷多次到北京医院看望等待平反或分配工作的老干部。从一层到四层，他一间间病室地探望，许多老干部握着他的手流下热泪。他嘘寒问暖，谁有事情还没落实，他就记在本上，回来马上办。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老战友的遗属他始终牵挂在心，常去探望老战友的遗孀和孩子们。他说，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要为那些死去的战友们活着，做更多的工作，关心他们的家人。逐渐地，春节看望老干部和遗孀形成了“制度”。
任穷在中组部和中顾委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为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老干部离退休制度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他提出，老同志要重国家的兴衰，轻个人的进退。1985年6月25日，76岁的任穷找到老战友王震，一起联名给中央写了封信：“恳切请示中央，在9月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批准我们不再担任中委，以腾出位子，让适合的年轻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中央批准了他们的请求。1985年9月，任穷退居二线开始了中顾委的工作，直至1992年退休。
奉公为民，清正廉洁
任穷艰苦朴素，一生不收礼，不论礼品大小，对方是谁。几次拒绝之后，他工作的部门和社会上都知道了，就再也没人给他送礼了。他无论到哪里，从不接受请吃请喝，迎来送往。当年他离开二机部调赴东北局时，二机部部长刘杰要自己出钱为他饯行，被他谢绝。到了东北局也有人提出一起吃顿饭，他说：“咱们做工作不要吃这个饭，不要形成这样的风气。”下基层时，他严格要求按照出差规矩办，绝不允许大吃大喝。
新中国成立以来，任穷作为一个地区或单位的主管，前后分管的地区、部门多，调动资源的权力也大，但他却没有为家乡、亲属办过任何事。他一再表示他个人没有权力违反原则办事。对一些人的不理解甚至抱怨，他都默默承受。从不请客的他所能做的，只是用自己的工资招待家乡来的客人。他在世时，一直要求我每年都定期拿出一部分工资贴补家乡有困难的亲属，资助有困难的孩子们上学。他去世后，我尊重他的心愿，仍继续用我的工资补贴有困难的亲属。青少年，尤其是农村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他心中最记挂的。退休后，经他亲自联系，资助家乡建立起一座设施完善的希望小学。
任穷在不断变换的工作岗位上，几乎付出了自己全部的精力与时间，和亲人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出差在外，他常给我写信报平安。信虽短，却充满了对我和孩子们的关心惦念。任穷是位好父亲。对待子女，他从不娇惯，不给他们任何特权，让他们从小就没有优越感。他也不训斥孩子，总以鼓励引导为主，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他特别关心孩子们的学习和德育情况，细心地保存着记录了他们升学、入团、入党情况的家信。任穷也是个好丈夫。他工作忙，压力大，也有急脾气。但他从没对我红过脸，总是循循善诱。我文化程度不高，待人处世简单，他就常常从小事给我讲起，帮我提高。比如他告诉我出去不要夸人家的东西好，就是心里喜欢也不要夸，否则人家会给你送礼的。任穷处处以身作则，顾全大局，对我影响也很大。他多次支持我把提职提薪的机会让给别人。1981年，我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时他任中组部部长，又支持我辞去了全国政协委员的职务。他一生坚守为国为民全身心地奉献，随着共和国的成长壮大，我看着任穷闯过了一个个创业的难关，开辟了一片片的新领域，我能体会到他的艰辛与心中的甘甜。作为亲人，能和他一起，为国家奉献绵薄之力，我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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