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的宋任穷到辽宁省金县三十里堡公社蹲点。这次“蹲点”有八九个月之久。宋任穷就住在公社的供销社，在公共食堂吃饭，同职工一样排队买饭。他向基层干部提出几项要求：今后要坚持“三同”；手脚干净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上边来人不搞吃喝招待；不要让群众称“官衔”。( 2009年10月10日《北京日报》)

　　应当说，党内的称呼问题是一个大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呼，从中反映出的是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问题，是甘当公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是关系到党内平等的政治文明的问题。

　　正因如此，早在1951年，毛泽东在审阅李达同志撰写的《（实践论）解说》一书时，将书稿中出现的“毛主席”字样，通通圈去，一一改写为“毛泽东同志”。1958年11月，在与刘建勋、韦国清的信稿上，他将标题中“主席”改为“毛泽东同志”。1959年8月3日，毛泽东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杨尚昆等同志（《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65页），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称呼，不要以职务相称。这个建议在当时党中央于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上得到赞同响应。

　　由此可见，不称“官衔”，不仅蕴含着怎样当官、如何做人的深刻道理，更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一声“同志”，多么亲切感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这个称呼，称出了我们波澜壮阔的新中国，称出了我们党在世界东方的辉煌，称出了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一个执政党的先进性。

　　然而，不知从几时起，党内互称“同志”这一优良传统被遗忘了，代之的是一些不伦不类、五花八门的称呼。如什么张科、李处、王局，一把手、头儿，老板、掌柜的、当家的，老大、老爷子，哥们、兄弟等等。很显然，此类称呼，反映出一种等级观念和尊卑意识，折射出一种从平等对待权力的意识向对权力崇拜、敬畏意识的转变。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在这种庸俗的称谓和交往中，不知不觉丢掉了我们党多年形成的同志间的平等关系，挫伤了普通党员的自豪感和荣誉感，也损害了连结全党同志的感情纽带。

　　为此，我认为，重温宋任穷不要让群众称“官衔”的教诲，有利于提醒和告诫我们：称呼问题决非小事，它反映的是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和道德修养，体现着党员干部的权力现和地位观。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是为人民谋利益的，而不能用来摆谱讲派头，那种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的不良行为，是对党员这个光荣称号的极大玷污，是同党的宗旨背道而驰的。任何领导干部都不允件超越党组织所赋予自己的权限。所有的党员都是平等的同志，党的领导干部要以平等的态度待人，不能摆官架子，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准则。

　　愿我们的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能从中得到更多的感悟和觉醒，以毛泽东、宋任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榜样，继承和发扬我们的党的优良传统，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成为老百姓口头和心里的“同志”；愿我们社会的每个成员都能摒弃金钱地位权力的因素，相遇时，互道一声：“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