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穷挨整的岁月,虽然我们被严加看管,吃了不少苦头,但仍有不少人对我们表示同情或以不同的方式给予帮助,任穷都一一记在心头。譬如看管我们的警卫战士私下帮我们盘炕;有人悄悄地给我们传递消息;开批斗会坐“喷气式”时,有好几次站在任穷两边的人用膝盖顶在他臀部下面,让他能稍稍缓一口气。从北京回辽宁后,任穷常常头晕,腹部疼痛严重。农场的韩大夫不顾领导的警告,连续10多天来给任穷检查身体,发现他高压230,低压150多。韩大夫马上报告辽宁省革委会,但被批评与宋任穷划不清界限,不让他再来了。不久,在专案组监视下沈阳军区总院的一位主任大夫来看病。这位大夫敢讲真话,说任穷的病比原先反映的情况还严重,应该马上送沈阳住院治疗。他的建议未被允许,只能给任穷开了些药。任穷复出工作后,回到沈阳,特地把韩大夫夫妇接到住地叙谈表示感谢,并专程去沈阳军区总院看望并感谢那位敢于讲真话的主任医生。我们和患难时期支持帮助过我们的人民群众的友谊保持至今。“文革”的磨难,再次考验了我们,从花甲到古稀之年,我们相互扶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晚年复出,殚精竭虑
1977年,我国完成“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研制生产等3项重任迫在眉睫,而担当这些任务的七机部派性严重,科研生产陷于瘫痪。中央多次派工作组都不能解决问题。当年10月,中央决定由任穷复出任七机部部长、党组书记。当时,辽宁省委对任穷的审查仍维持错误的历史结论,尚未改正。而他也已年近70,由于“文革”中受迫害,身体很差,体重只有90多斤。任穷再次以国家利益为重,立即投入到紧张繁忙的工作中。
1977年10月至1978年12月,任穷在七机部工作的一年零两个月期间,科研生产和群众生活一起抓,把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他用落实政策、抓科研生产来平抑了派性,给知识分子增加了工资,为两地分居的上千户职工解决了工作调动。同时,还把三线职工的生活补贴、医疗保健、食品供应、吃水住房、子女上学和就业等实际问题提上日程,一一给予解决。1978年春节,他用一周时间走访了七机部在内蒙古的各个单位。当他要去距呼和浩特百余里之外的某基地看望时,遇到了暴风雪,大雪封山。他不顾自治区和当地领导同志的劝阻,坚持乘面包车前往。同年6月,任穷又去地处偏僻山区的川北基地考察,考虑到他身体状况太差,基地条件艰苦,水质也差,我坚持要同去照料。他同意了,但要我自付机票费。在达县、万源,他谢绝住在条件较好的县级宾馆,坚持住在三线基地。6月23日,因饮食不适他腹泻一夜,高烧达40°C。幸亏有我在旁细心照料,病情才稳定下来。事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部门或地区的负责人要经常下基层,身体很重要。年纪大了会力不从心,因此干部一定要年轻化。
老骥伏枥,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中央决定,由任穷接替胡耀邦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为了实现组织工作的拨乱反正,任穷日夜加班加点,病了还工作,发烧了就躺在床上听汇报。他规定批件不过夜,每天都要亲手批大量的文件和申诉历史遗留问题的信函,亲自接待来访,听取受害干部的申诉,和有关干部谈话,工作量相当大。任穷和中组部的广大干部们为平反冤假错案花费了很大精力。经上报中央,为刘少奇、彭德怀、陶铸、张闻天、李立三等逝去的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给被关押的王光美发去释放回京的通知,给在外地的彭真等许多老同志都发去回京通知。在抓紧平反“文革”冤假错案的同时,中组部也把复查“文革”前遗留案件作为重点来抓。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错化右派的问题,任穷就态度鲜明地提出:“改正错化的右派,就是改正我们在反右派斗争中的扩大化错误。无论哪一级组织或个人批准定案的,凡是错了都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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