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面对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中央调任穷担任新成立的东北局第一书记。当时他心里真是放不下原子能事业，一心想干到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小平同志对他说：这是毛主席决定的，你还是去吧。他服从了组织决定，立即赶赴东北局工作。三年困难时期的东三省和全国一样，到处缺粮。初履新职，任穷首先考虑的是怎样才能少饿死人。在1961年我把家搬到沈阳之前，他给我来信说，他去各地的公社、大队、村庄，甚至马圈牛棚，一一察看，有没有粮食，有没有饲料。他说东北老百姓太苦了，他的工作就是要老百姓不挨饿，要先搞代食品。第一要保证少死人不死人，第二要发展生产，除了公用地之外，要给群众一点自留地种菜种粮食，让老百姓有饭吃。体弱有病的牲畜，可以让老百姓领回去养。那些年，我和孩子们也和群众一样吃代食品，我还在院子里种菜。当时，党内对包产到户有不同意见，任穷没有参加争论，但他默默地去做，用一切可行的办法让老百姓能吃饱饭。他说：“生产上不去，农民的生活解决不了，老在贫穷线上生活挣扎，就不是社会主义。”任穷到东北的第二年，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工作，不但粮食开始增产，以煤炭为中心的工业生产也得到了初步稳定。到1964年，粮食、肉蛋、副食品就更多了。
在“四清”即社教运动中，任穷坚持以正面教育为主，大力宣传雷锋和铁人王进喜等为国为民的奉献精神。对待运动中“问题”干部的审查，他一再强调要慎重，“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也是他几十年在干部工作中一贯坚持的原则。他蹲过点的海城、金县三十里堡等地的干部农民都说，宋书记来咱这儿搞社教，白天晚上地干，带领咱们修梯田打井、治理水土流失、山顶上种树，半截腰栽果树。等“四请”运动过去了，咱这儿的苹果树一年结的苹果成千成万斤，这生活就有奔头了。在东北局工作的7年中，任穷很少在家，长年累月在基层。他走遍了东北三省的农村厂矿，了解农民和工人的生活、生产情况，提倡就地解决问题，绝不允许干部推诿拖延。
从1949年到文革前的十几年里，任穷的工作调动频繁，工作性质不断转换，充满了挑战，在他这一级干部中也是不多见的。为了不断地开拓新的工作局面，他常常从头学习，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订政策，为此付出了全部精力和时间，就连周末和节假日也基本都在基层度过。任穷如此的努力和忘情于工作，我完全理解。无数同志为了今天，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我们九死一生坚持到革命的胜利，不正是为了建设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吗？
“文革”浩劫，共渡磨难
“文化大革命”中任穷被批判为“东北头号走资派”。1968年4月，我被押回沈阳，作为“走资派的臭婆娘”被关押揪斗、批判劳改。无论怎么批斗我，我一心想的是怎么能争取到他身边、共渡难关。1969年底，我终于去了盘锦关押任穷的部队农场。那里远离公路，一片荒凉，不见人烟。尽管“专案组”的人不离左右，我心里很愤怒，但我们总算“团圆”了。平时我拉风箱做饭，他去喂猪，农忙时收庄稼，晚上写交待材料，还常被拉到各地去接受批斗。我们吃水用水都要到很远的水塘，一瓢瓢地舀满桶，再自己挑回来。水塘坡陡，雨雪天泥泞易滑。一次我急着出门没来得及挑水，回来后发现任穷已把水缸挑满了。任穷已是60多岁，身体又不好，我知道他是心疼我，这更让我后怕与难过：“不让你挑水，你怎么挑了一满缸？要是一不小心踩滑了摔下去，人家会说你是投水自杀，你冤不冤啊！”
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任穷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身体难以支撑。在京的3个孩子联名写信给周总理，要求批准父亲来京检查与治疗。1973年3月，周总理和才复出不久的邓小平批准任穷来京治病。任穷一到北京医院，邓小平、滕代远等许多老同志就来看望，谭震林还故意在医院走廊上大声喊：“老宋，你住在哪里？我看你来了！”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同志们的真情关怀使我们倍感温暖。黄镇夫妇来医院看望任穷时说，他们刚参加了一次外交工作会议，周总理在会上大声问黄镇：“你去看过宋任穷同志没有？”黄答：“还没有，正准备去。”总理说：“好，应该去看看宋任穷同志，你们以前都在一起工作的么。”总理以这种方式再次表达了对任穷的关怀，希望他能够早日“解放”出来工作。但这年9月，江青一伙人“勒令”我们一天也不许耽搁，从北京医院直接上火车返回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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