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就弯曲。我们可不可以有一种人格的相对论,当总理的人格力量达到一定强度的时候,他也就静止了,永远存在。我们就会感到,总理和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的差距。
[主持人]:比如拿我来说,没有见过总理,给我们留言的还有一些小学生,他们更没有见过总理,他们就是通过一些课本,像《十里长街送总理》,还有影视剧里了解到我们有这么一位总理,这种精神力量是怎么成长起来的?
[周秉德]:我觉得总理是属于非常深入群众的,他做了很多很多具体事情。我对总理的认识,也是逐步加深的。虽然我是他的亲属、后代,但是我觉得对他的了解还是很浅薄的,因为我只是从一个亲属的角度,在家里看到他,跟他说说外面的情况等等,对他了解非常少。30多年以来,他已经过世32年了,我看了很多的书、报刊、杂志、别人的回忆,我觉得时间越长,我看到的东西越多,对他了解的也就越深、越广,对他的敬重程度越加深厚。我觉得不仅仅是我受到了感染,广大的老百姓也都受到了感染,这种感染不是说说话就能做到的,因为很多很多事情,都体现出来他在这个方面的作用,不论是水利建设,有他的思考,他从1954年就考虑到上天的卫星等等这些事情,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原子弹、氢弹,他很早就开始组织这样的事情。医学上怎么提高,直到临去世之前,还关心着云南的锡矿里面的“矽肺病”对工人的损伤,要求肿瘤医院的院长李斌很好地研究这方面。所以我觉得方方面面,你说啊,文艺界也有他关注的时期,地质界也有他关注的地方,比如刚才说地震的,他马上要求地震局应该加强地震上的研究。各个科学方面,就是没有哪一个方面,没有受到他的关注。而且他做的都是很具体、很深入,接触的人也非常多,各方面的专家,他都去和人家有过交往和交流,有一个提醒、提示,你应该在哪方面做些什么。语言、文字,他也要关注,没有一个方面他是不关心的。所以我觉得人家对他回忆的东西越多,大家就觉得他真是在我们的身边。他到农村去,端起农村的碗,吹一吹浮草,就把它喝进去。这是什么精神?他跟老百姓是融为一体的,老百姓也会视他为知心的朋友,在我们的身边,没有离开我们,我们永远都能记住他,他太多这样的形象了,不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做出来的,他的行为、他的所作所为,给大家留下了太多深刻的记忆。
[主持人]:我们都知道青年时代的总理就有远大的志向,那一句“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时激励了无数的青少年。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些下一代不满意,比如对“80后”、“90后”有一些微词,觉得这一代人没有生活的方向,有点太物质。您作为一个总理的亲人,有什么想对这一代年轻人建议的?
[周秉德]:关于物质追求上,我们用一种什么样的思想来对待。我想到50多年前,1955年,我是学师范的,学的中师,毕业以后要求分配到乡村,因为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很受鼓舞,感觉到做老师是非常神圣的、崇高的职业。到了农村,我就做一个非常艰苦的思想准备,可是到了村子外面,我看到有公共汽车了,我觉得很满足,如果以后我不想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回家的话,我就可以坐公交车,这个条件很好了,我就很满足。进到村子以后,还有两条街,这两条街还是一个街道,当然房子都是农村的土房,也有点砖房子,但是很少。但是有街道了,不是漫无边际的荒僻的农村,也觉得很满足。而且道上有一个小商店,就是说,我买牙膏、肥皂,买个小点心、饼干,也都有地去买了,这也挺不错,这比我原来想象的好得多。到了学校以后,又有电灯、电话,不用点煤油灯了,这不是挺好的条件吗?不算艰苦啊。就是这样看待。我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做最艰苦的准备,就要做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劳动者,所以自己对于物质上的要求很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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