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北京西便门的一家西餐厅。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迎面走来，朴素的装扮、淡然的微笑和优雅的步伐，让人看不出她已届古稀之年。

　　她就是周恩来的侄女、沈钧儒的长孙媳妇周秉德。

　　从伯伯的点滴谈起，从丰泽园到西花厅，中南海时的年少往事，让一个少年秉德的形象清晰呈现。

　　丰泽园的回忆：我在毛主席家吃饭

　　1949年，12岁的周秉德进了北京。

　　“我是1937年出生在哈尔滨的，随着东三省的沦陷，父亲周同宇（恩寿）带领全家搬到了天津。1949年6月份的时候，随父亲来到了北京。”

　　初入中南海，小秉德诧异于一个个的院门、一排排的古柏。在这个皇帝的御花园，她怀着忐忑的心情要见当大官的“七伯”。

　　她的目的地是丰泽园。在这个园子里，东边的北院住着毛泽东，周恩来就住在东边的南院。

　　“让我仔细看看你长的像谁？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妈妈！你叫什么名字？”周恩来亲热地把小秉德拉到了身边。

　　“大爷，我叫周秉德。”

　　“就叫我伯伯吧。你七妈去上海了。毛泽东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扰他，好吗？”

　　60年后，当周秉德回忆起与伯伯的第一次见面，恍如昨日。

　　周秉德在中南海最早认识的小朋友是毛泽东和贺子珍生的女儿娇娇（李敏）。“当时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一起玩、学自行车、跳舞、在湖边一起转、一起捉小鱼小虾。”

　　没想到，这些“小鱼小虾”被孩子们当做“贡品”送给毛主席，毛主席让厨师做汤，加几个菜，孩子们就和毛主席一块吃起午餐了。

　　“毛主席最爱吃苦瓜，告诉我们说吃了苦瓜才能吃苦，不吃苦瓜不能吃苦，不吃辣椒就干不成革命。在毛主席家吃了好几次饭，几乎每次都有一盘红烧肉或者苦瓜。”

　　周秉德回忆说，“毛主席是一个有魄力、有豪气的伟人。小学毕业时，我自制了毕业留念的纪念册，让老师和同学们写下留言和姓名作纪念。大家不是把名字写的很小，就是翻过几页之后再写上。我把纪念册拿过来请毛伯伯签字，他在第一页就给我写了‘好好学习 毛泽东’七个大字。”

　　“1949年底，伯伯的家搬到西花厅，虽仍在中南海，但距丰泽园远了，我就很少去看望娇娇他们了。”

　　从此，周秉德在这个中国最神秘的红墙大院开始了长达15年的生活。

　　不搞特殊化：周门各房尽平民

　　周恩来虽然整日非常忙碌，但是对亲人从来都是非常严格的。

　　1949年，45岁的周同宇去华北大学培训，然后分配到钢铁工业局（冶金部的前身）。“当时伯伯找到单位领导说，对他弟弟工作安排上，要职位尽量低、待遇尽量少”。

　　由于是总理的亲自要求，钢铁工业局的领导自然是严格执行，安排了一个仓库科员的职位。“当时住房都是根据职位的高低来进行分配的，因为我父亲的职位低，我们家的房子自然也就非常小”。

　　当时周同宇一家住在东城区的一个小胡同里，2间平房， 20多平米，6个儿女拥挤不堪。“记得当时，屋子小，西晒不通风，弟弟满头满身长了痱子，又痒又痛哭个不停。伯伯就把秉钧、秉宜也接到他那去住”。

　　“住在伯伯家，我们也是三个孩子挤一间屋子。我们读的是干部子弟班，因为我们家长都是供给制，没有钱交学费，国家把干部子弟组织到了一起，一起读书、吃住。”一到周末，周秉德就回到伯伯家，只有寒暑假才能有比较多的机会和伯伯、七妈交流。

　　“伯伯曾说过：巴金写了长篇小说《家》，等我退休后，我要写一篇小说《房》。”

　　这是因为，“伯伯觉得我们这一大家走着各种各样的路，他曾经想进行相关的记叙，写写周家这些人的生活，但是由于工作太忙，这件事情最终还是作罢”。

　　周家确实是个大家族。虽然周恩来只有两个亲弟弟，在大家族里，周恩来的大排行是老七。

　　周家各“房”今何在？

　　“现在我们和绍兴以及各地远房的亲戚还有一些来往，目前这些亲戚的生活状态都和普通老百姓一样。”

　　周秉德能说出一连串的周家平民。

　　周恩来的二弟周恩溥，1945年就去世了。“他只有一个儿子，1950年到北京的时候，已二十出头，伯伯就说家里的人都应该到艰苦的地方去工作，把我的这位堂兄派到了河南焦作工作。”

　　从此，周恩来二弟一家在焦作扎根。

　　“我的堂兄去世后，现只有他的夫人和三个孩子。这三个孩子，一人是普通工人，一个没有正式工作，只有他们大哥在担任城管大队的队长。”

　　文革期间：伯伯说他自己少活十年

　　作为百废待兴的中国的总理，周恩来的繁忙和劳累是可以想象的。他的眼里无“宿政”，当天的工作连夜也要办完。

　　然而，再苦再累累不过“文革”十年。周秉德清楚地记得，1967年5月21日去西花厅看伯伯和七妈，进门后大吃一惊：原先宽大的会议桌上、躺椅上、地面上，都被厚厚的文件、报纸堆得满满的。于是就有了如下一段对话：

　　“七妈，伯伯办公室怎么成了文件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