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作敏时代的村干部已经很少在村里呆着了。禹作章是为数不多没有被逮捕的村干部之一,他一直是禹作敏的搭档,担任了很多年大邱庄的村长,成立镇后,他还当了一段时间副镇长。记者找到他家里时,老人家一听是打听禹作敏的事情,连连摇头:“得了场脑血栓,啥事我都不记得了,国家的事情,你还是问市里吧,要不,县里也行。我们这些老农民,没啥好说的了。”说完这些话,老人家扛着锄头下地去了。
禹作敏之后的大邱庄,彻底告别了集体主义的生活方式,四大集团很快或变卖或承包,成了私人企业。大邱庄的经济发展得比以前更快了,虽然化工厂、印刷厂等集体企业都接连破产,但是钢管厂一直都很红火,原来在集团公司干的那些业务员、技术员纷纷出去自己开厂,如今,整个大邱庄已经有了上千家各种各样的钢管厂、带钢厂以及配套产业。镇上的亿万富豪比以前多了很多,在整个天津甚至华北地区,大邱庄依然是首屈一指的富裕村。
但是,村民们并不感到生活比以前更好了。“禹作敏在的时候,是啥都管,现在,国家是啥都不管,有本事的开工厂赚钱,没本事的,要么穷着,要么靠歪门邪道也能活得滋润。”王世成是当年禹作敏手下的一个厂长,如今,在街头摆了个小书摊,像他这样的老村民,在大邱庄的街道上,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村里80%都是外来打工的,东北人居多。
村里的治安状况让村民们意见最大。记者晚上从天津市区打车时,一听是去大邱庄,司机们纷纷摇头,不愿意去。一个月不到,有6辆出租车在镇上被抢劫,前不久,公安局抓到了几个抢劫犯,还在村里的九龙壁广场前召开了一场公判大会。“那个九龙壁还是当年禹作敏修的,主要用来召开村民大会。”王世成说,以前哪会出这种事呀。
现在,打架斗殴的事隔三岔五就会发生。政府颁布了很多规定,可是对规范村庄的秩序缺乏实质作用。现在,村里说话最顶用的一名刘姓村民,被称为村里的龙头老大,家里开着工厂,有钱有势,各方人物都结交。“有什么事情去找他,基本能主持公道。只要你不去惹他,他也不做什么欺男霸女的事。”王世成说。
在老人们的回忆中,10多年前的大邱庄是真正少有所学,老有所养。村里的孩子上学,不用出一分钱,谁要能考上大学,每年有几万元补助,谁家里死了人,都可以去村里领丧葬费,禹作敏会派人来主持下葬,办得很体面,但绝不能铺张,就是在村口摆个录音机,放哀乐,他不许大家请乐队,那样太浪费了。谁家要是结婚,村里给出车,清一色的奔驰,那时候村集体有10多辆进口的奔驰轿车。
现在,孩子上学都是各顾各的了,有钱的早早就把孩子送到国外念书去了,没钱的,还得在村里的小学读。婚丧嫁娶都是各自操办,去年冬天,村里一家王姓村民结婚,用了10辆加长林肯轿车组成车队,在镇上好好地风光了一回,这样的场景村民们早已见怪不怪。
现在,村里的学校、广场、别墅区、道路等公共设施还是禹作敏时代搞的,甚至比以前更破旧了。新修的一个老年活动中心,因为资金不够,两年多了,修修停停,到现在还没有完工。村里的公共场所虽然雇佣了专门的清洁工打扫,可是,打扫总赶不上破坏,百亿路、黄山道等主干道上到处污水横流。
后集体化时代的大邱庄,地方政府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税收、计划生育等环节,无暇致力于公共生活的管理,私人生活蓬勃发展,公共生活却不断衰落、社会秩序恶化、乡村社区几乎完全解体。政府在撤除了对乡村地方公共生活的政治经济支持后,并不信任任何形式的社会自治组织,这使得已经衰落的公共生活雪上加霜。
大寨的前途
相比于大邱庄的富裕和混乱,今天的大寨展现给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情境。几十年来,大寨的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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