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0月下旬，叶飞率部渡江北上时，把原常熟“民抗”的政治部主任杨浩庐调出，让他重返苏常太地区，和留在那里的伤病员和地方党重新组建部队，坚持武装斗争。

　　11月6日，在中共东路特委代理书记张英的主持下，东路地方党、江抗、民抗三方负责人在东唐附近的一个庙里召开了会议。到会人员除杨浩庐外，还有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等，而新四军伤病员中，职务最高的刘飞因伤势严重需要去上海治疗，就由伤势较轻的夏光代表参加。

　　正如《沙家浜》戏词中所说，留在东路的新四军伤病员原本都想养好伤病重返主力部队。杨浩庐传达了陈毅、叶飞的指示后，大家明确了新的斗争方向。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司令部”，即新“江抗”，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为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黄烽为副主任。同时，常熟民抗恢复活动，仍以任天石为司令。

　　新“江抗”成立后，首先组建了特务连，就是由36名伤病员为骨干组成的。以他们为火种，江南东路地区的抗日形势又开始了新的燎原。

　　身强力壮跨战马，

　　驰骋江南把敌杀。

　　——《沙家浜》唱词

　　新“江抗”是怎样发展壮大的？

　　陈列在“沙家浜革命传统纪念馆”里的蜡像，再现了当年古庙集会决定成立新“江抗”的场景。

　　新“江抗”成立后，一方面与日伪军展开斗争，一方面联合、吸纳其他地方武装共同抗战。

　　夏光、杨浩庐等同志领导了最初的斗争。当时在苏常地区留有两支已被“江抗”收编却未及随主力西移的地方武装。一支是周嘉禄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大队，另一支是殷玉如部，曾改编为“江抗”五路独立二大队。“江抗”主力西移后，周嘉禄、殷玉如埋藏枪支，疏散人员，停止了活动。夏光利用原任“江抗”五路参谋长的便利条件，找到他们反复做工作，说明“江抗”主力西移是执行任务，不久还要回来，鼓励他们拉起人马，重新参加新“江抗”，并派骨干到他们的队伍中加强领导。

　　不仅如此，夏光还与其他一些地方武装联系，或收编、或联合。

　　经过一段时间部队的整合、发展，新“江抗”向日伪军开火了。1940年2月6日，新“江抗”在横泾附近的北桥伏击了日伪军下乡抢粮的汽艇，击毁敌汽艇一艘，然后，向阳澄湖畔的洋沟楼村转移，准备与当地群众共同联欢度过春节。这是新“江抗”所属特务连、独立二大队、民抗一连和省保四团三营一连的第一次集中行动。

　　2月8日清晨，日军警备队得到情报，伪装成渔民袭击新“江抗”。新“江抗”立刻组织还击，双方都凭借村落的房屋，从一个村落到另一个村落进行了激烈争夺。战斗打了整整一天，到黄昏时日军才收兵撤走。

　　洋沟楼一役，不但挫败了日军的阴谋，也打出了新“江抗”的威名。周围群众纷纷相告:“江抗又回来了！”

　　新“江抗”真正的大发展，是从1940年4月谭震林被派到东路主持全面工作开始的。谭震林当时是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是皖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谭震林到达东路地区后，同江南特委，常熟、苏州两县委，江抗东路司令部，常熟民抗的领导人见了面，成立了新四军东路军政委员会并担任书记，将江抗东路司令部更名为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并自任司令兼政委。谭震林明确指出要迅速打开东路抗战的局面，而不是只满足于常熟一地的工作，要求东路地区的党组织亮出共产党的旗号，大刀阔斧展开斗争。

　　谭震林的到来，统一了东路党组织的领导，整合了江南东路地区各种受党影响的抗日武装，吸引了许多农民参加队伍，上海地下党组织还输送了大批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