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作为独立的价值形式和商品相对立，或者说，交换价值必须在货币上取得独立形式，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所以可能，只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商品成了这样的材料，所有其他商品都用它的价值来衡量，它也因此成了一般的商品，成了一种同一切其他商品相对立的真正的商品。这一点必然会在两方面显示出来；而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更是这样，在那里，货币在很大程度上一方面为信用经营所代替，另一方面为信用货币所代替。在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的紧迫时期，货币将会突然作为唯一的支付手段和真正的价值存在，绝对地和商品相对立。因此，商品会全面跌价，并且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货币，就是说，难于甚至不可能转化为它们自己的纯粹幻想的形式。但是，另一方面，信用货币本身只有在它的名义价值额上绝对代表现实货币时，才是货币。在金流出时，它兑换成货币的可能性，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了各种强制性的措施，例如提高利息率等等。这种做法，可以由于错误的立法或多或少地被导致极端，这种立法是以错误的货币学说为依据，并且为了货币经营者奥维尔斯顿之流的利益而强加于国家的。(p.584-585)

    但是信用货币的这个基础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一起形成的。信用货币的贬值（当然不是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一般说来，只要货币有保证，商品价值作为货币价值就有保证。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p.585)

    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p.585)

    第33章  信用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在营业的状况使得贷款有规则地流回，从而信用始终没有动摇的时候，通货的扩张和收缩完全取决于工商业者的需要。因为至少在英国，金在批发商业上是无足轻重的，并且撇开季节性的变动不说，金的流通又可以看成是一个在较长时期内几乎不变的量，所以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是这种变动的十分准确的测量器。在危机以后的消沉时期，通货额最小，随着需求的重新活跃，又会出现对流通手段的较大的需要。这种需要随着繁荣的增进而增加；而在过度扩张和过度投机的时期，流通手段量将达到最高点，——这时危机突然爆发了，昨天还是如此充足的银行券，一夜之间就从市场上消失了；随着银行券的消失，汇票贴现者，要有价证券作担保的贷款人，商品购买者，也消失了。英格兰银行应该出来援助……但是它很快也就无能为力了；....

    上面曾经提到的那位银行家莱特说（同上，第２９３０号）：“在恐慌时期，国家所需的通货等于平时的两倍，因为流通手段被银行家和其他人收藏起来了。”

    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每一个人都想尽量多地把自己能够获得的货币贮藏起来，因此，银行券将会在人们最需要它的那一天从流通中消失。----弗•恩•}(p.598-599)

    高利息率也可以标志着象１８５７年那样的情况：到处奔波的信用骑士使国家陷于不安。他们能够支付高额利息，因为他们是从别人的钱袋掏出钱来支付的（而这样一来，他们就促使决定对一切人适用的利息率），并在此期间，靠预期中的利润，过着阔绰的生活。(p.606)

    最可笑的是，这伙人实际上把公众的钱看作自己的财产，并且相信他们有权把他们所贴现的汇票随时换成现款。(p.606)

    另一方面，拥有货币的私人资本家等等，不管利息多大，都不愿贷出货币。

    因此，在危机中，信用主义会突然转变成货币主义。(p.608)

    他们从硬币的这种国民节约中获得了利润。国民节约表现为私人的利润，这件事丝毫也没有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感到震惊，因为利润本来就是对国民劳动的占有。例如，还有什么比１７９７年至１８１７年的英格兰银行的下述做法更荒谬的吗？它的银行券只是因为国家的支持才具有信用；它能把这些银行券由纸变为货币，然后贷给国家，也是国家给与它的权力；但是它却要国家，也就是公众以国债利息的形式对这种权力付给报酬。(p.615)

    再谈谈集中！那种以所谓国家银行为中心，并且有大贷款人和高利贷者围绕在国家银行周围的信用制度，就是一个巨大的集中，并且它给与这个寄生者阶级一种神话般的、不仅周期地消灭一部分产业资本家，而且用一种非常危险的方法来干涉现实生产的权力——而这伙匪帮既不懂生产，又同生产没有关系。(p.618)

    第35章  贵金属和汇兑率

    Ⅰ．金贮藏的变动

    所谓国家银行的金属准备的用途（这种用途决不能单独调节金属贮藏量，因为后者可以仅仅由于国内外营业的萎缩而增大）有三个方面：１．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也就是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２．作为时而扩大时而收缩的国内金属流通的准备金；３．作为支付存款和兑换银行券的准备金（这和银行的职能有联系，但和货币作为单纯货币的职能无关）。(p.643)

    现实的危机总是在汇兑率发生转变以后，就是说，在贵金属的输入又超过它的输出时爆发。(p.643)

    只要回流不畅，市场商品过剩，虚假的繁荣单靠信用来维持，就是说，只要对借贷资本已有极为强烈的需求，利息率因此至少已达到它的平均水平，流出，即贵金属不断的大量输出就会发生。在这些正是通过贵金属的流出反映出来的情况下，资本在直接作为借贷货币资本存在的形式上的不断提取所产生的影响，就会显著加强。这必然会直接影响利息率。但利息率的提高不会限制信用业务，反而使它扩大，使它的一切辅助手段过分膨胀。因此，这个时期发生在崩溃的前夕。
(p.646)

    输入或输出的贵金属量，不单纯是作为量发生影响。它之所以发生影响，一方面，因为贵金属作为货币形式的资本，有它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因为它的作用，象加到天平秤盘上的一根羽毛的作用一样，足以决定这个上下摆动的天平最后向哪一方面下坠。它之所以发生影响，因为它是出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加在这边或那边的任何一点东西，都会起决定的作用。(p.647)

    正是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p.647-648)

    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小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当启蒙经济学专门考察“资本”时，它是极为轻视金和银的，把它们看作是资本的事实上最无关紧要和最无用处的形式。一当讨论到银行制度，一切就倒转过来了，金和银成了真正的资本；为了维持这个资本，必须牺牲所有其他形式的资本和劳动。(p.648-649)

    但是，金和银同别的财富形式的区别何在呢？不在于价值量（因为价值量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而在于它们是财富的社会性质的独立体现和表现。｛社会的财富，只是作为私有者个人的财富存在的。它之所以表现为社会的财富，只是因为这些个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互相交换不同质的使用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们只有用货币作媒介，才能做到这点。所以，只是由于用货币作媒介，个人的财富才实现为社会的财富。这个财富的社会性质，就体现在货币这个东西上。——弗•恩•｝只要生产在进行，这一点就会被人忘记。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p.649）

    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产品的货币形式才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象的东西。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因此，在金流出的影响下，生产作为社会生产而实际上不受社会监督这一事实，将在下述形式中尖锐地表现出来：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p.649-650)

    事实上，资本主义体系和以前的以商品交易和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生产体系，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１．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２．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碰到这个限制。(P.650)

    Ⅱ．汇 兑 率

   ｛众所周知，汇兑率是货币金属的国际运动的晴雨计。——弗•恩•｝(p.650)

    外汇率可以由于以下原因而发生变化：

    １．一时的支付差额。不管造成这种差额的是什么原因——纯粹商业的原因，国外投资，或国家支出，如战时的支出等等，只要由此会引起对外的现金支付。
    ２．一国货币的贬值。不管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都一样。在这里汇兑率的变化纯粹是名义上的。
    ３．如果一国用银，一国用金作“货币”，那末，在谈到这两国之间的汇兑率时，这种汇兑率就取决于这两种金属价值的相对变动，因为这种变动显然影响这两种金属的平价。(p.668-669)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注）。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生产当事人个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p.669-670)
    （注）马克思在这里套用了《新约》的一句话。见《马可福音》第１６章第１６节。

    第36章  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

    生息资本或高利贷资本（我们可以把古老形式的生息资本叫作高利贷资本），和它的孪生兄弟商人资本一样，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很早已经产生，并且出现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

    高利贷资本的存在所需要的只是，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同时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

    高利贷资本的发展，和商人资本的发展，并且特别和货币经营资本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古代罗马，从共和国末期开始，虽然手工制造业还远远低于古代的平均发展水平，但商人资本、货币经营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却已经——在古代形式范围内——发展到了最高点。

    我们已经知道，有了货币，就必然出现货币贮藏。但是，职业的货币贮藏家只有当他转化为高利贷者时，才起重要的作用。

    商人借货币，是为了用这个货币牟取利润，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使用，也就是为了把它作为资本耗费。因此，即使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贷款人对于商人的关系，也完全和他对于现代资本家的关系一样。这种独特关系，天主教的各个大学已经感觉到了。（p.671）

    高利贷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期存在的具有特征的形式有两种。我说的是具有特征的形式。同一些形式会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再现，但只是作为从属的形式。在这里，它们不再是决定生息资本特征的形式了。这两种形式如下：第一是对那些大肆挥霍的显贵，主要是对地主放的高利贷；第二是对那些自己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放的高利贷。这种小生产者包括手工业者，但主要是农民，因为总的说来，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中，只要这种状态允许独立的单个小生产者存在，农民阶级必然是这种小生产者的大多数。

    富裕地主因高利贷而遭到破产，小生产者被敲骨吸髓，这二者造成了大货币资本的形成和集中。但是，这个过程会在多大的程度上象在现代欧洲那样使旧的生产方式废除，并且是否会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代替它，这完全要取决于历史的发展阶段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情况。(p.672)

    劳动者的劳动条件这样完全被剥夺，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达到的结果，而是它作为出发点的现成的前提。....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高利贷不能再使生产条件和生产者分离，因为二者已经分离了。(p.674)

    高利贷在资本主义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有革命的作用，只是因为它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和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p.675)

    高利贷资本有资本的剥削方式，但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p.676)

    高利贷同消费的财富相反，它本身是资本的一个产生过程，所以在历史上是重要的。(p.676）

    高利贷好象是生活在生产的缝隙中，象伊壁鸠鲁的神生活在世界的空隙中（注）一样。（p.677）
    （注）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末，小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产条件，则取决于无数偶然的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事故或丧失，都意味着贫困化，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他就不能按原有的规模来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这样，他就坠入高利贷者的摆布之中，而一旦落到这种地步，他就永远不能翻身。（p.678）

    信用制度是作为对高利贷的反作用而发展起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一点不要误解，决不要把它理解成象古代著作家、教父、路德或旧的社会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信用制度的发展恰好就是表示生息资本要服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需要。(p.678）

    就生息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要素来说，它和高利贷资本的区别，决不在于这种资本本身的性质或特征。区别只是在于，这种资本执行职能的条件已经变化，从而和贷款人相对立的借款人的面貌已经完全改变。即使得到贷款的产业家或商人是没有财产的人，那也是由于相信他会用借来的资本执行资本家的职能，占有无酬劳动。他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家得到贷款的。一个没有财产但精明强干、稳重可靠、经营有方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也能成为资本家（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每一个人的商业价值总会得到相当正确的评价），这是经济辩护士们所赞叹不已的事情，这种情况虽然不断地把一系列不受某些现有资本家欢迎的新的幸运骑士召唤到战场上来，但巩固了资本本身的统治，扩大了它的基础，使它能够从社会下层不断得到新的力量来补充自己。这和中世纪天主教会的情况完全一样，当时天主教会不分阶层，不分出身，不分财产，在人民中间挑选优秀人物来建立其教阶制度，以此作为巩固教会统治和压迫俗人的一个主要手段。一个统治阶级越能把被统治阶级中的最杰出的人物吸收进来，它的统治就越巩固，越险恶。（p.679)

    我们已经知道，单个资本家或每个特殊资本的平均利润，不是由这个直接占有的剩余劳动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总量决定的，每个特殊资本仅仅是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剩余劳动总量中取得一份股息。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另一方面，不仅如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把社会上一切可用的、甚至可能的、尚未积极发挥作用的资本交给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支配，以致这个资本的贷放者和使用者，都不是这个资本的所有者或生产者。因此，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银行制度从私人资本家和高利贷者手中剥夺了资本分配这样一种特殊营业，这样一种社会职能。但是，由于这一点，银行和信用同时又成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它本身界限的最有力的手段，也是引起危机和欺诈行为的一种最有效的工具。（p.686）

    其次，银行制度用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代替货币，这表明货币事实上只是劳动及其产品的社会性的一种特殊表现，但是，这种社会性，和私人生产的基础相对立，归根到底总要表现为一个物，表现为和其他商品并列的一种特殊商品。(p.686)

    最后，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只要生产资料不再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土地私有制的废除），信用本身就不会再有什么意义，而这一点，甚至圣西门主义者也是懂得的。另一方面，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生息资本就作为它的一个形式继续存在，并且事实上形成它的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蒲鲁东这个既要保存商品生产又要废除货币的风靡一时的作家，才会梦想出无息信贷这种怪物，妄想实现小资产阶级的这种虔诚愿望。(p.686-687)

    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特性，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由于这一点，甚至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在产业资本还没有充分发展的国家，例如在法国，也坚持认为生息资本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且把例如地租看作只是它的另一种形式，因为借贷形式在这里也占支配地位。这样一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的认识就完全错了，并且完全忽视了这一事实：土地和资本一样只是借贷给资本家。....这里决定性的事情仍然是：它们是贷给直接生产者，还是贷给产业资本家，在前一场合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不存在、至少在进行借贷的领域内还不存在为前提，后一场合则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为前提。(p.688-689)

    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主要剥削的一种次要剥削。(p.689)

    高利贷和商业一样，是剥削已有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方式，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方式发生关系。高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方式，是为了不断重新对它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的，只会使这种生产方式处于日益悲惨的境地。生产要素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和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由货币转化为生产要素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个别的行为。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是不重要，高利贷就越是兴盛。(p.689)

    货币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来说，意味着它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一个国家生产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越是限于使用价值，该国的高利贷资本就越是发展。(p.689)

    高利贷有两种作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同商人财产并列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杠杆。(p.689-690)

    第6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第37章  导  论

    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工人的劳动条件被剥夺为前提，那末，在农业中，它是以农业劳动者的土地被剥夺，以及农业劳动者从属于一个为利润而经营农业的资本家为前提。因此，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曾经有过，或者说，现在还有其他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和农业形式，那末，这对我们的阐述来说，只是一种完全开关的指责。只有对那些把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与之相适应的土地所有权形式不是看作历史的范畴，而是看作永恒的范畴的经济学家来说，这种指责才会有意义。(p.694)

    土地所有权的前提是，一些人垄断一定量的土地，把它作为排斥其他一切人的、只服从自己个人意志的领域。（注）在这个前提下，问题就在于说明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经济价值，即这种垄断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实现。用这些人利用或滥用一定量土地的法律权力来说明，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这种权力的利用，完全取决于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经济条件。(p.697-698)

    （注）没有什么比黑格尔关于土地私有权的说法更可笑的了。他认为，人作为人格，必须使自己的意志这个外在自然界的灵魂，具有现实性，因此，他必须把这个自然界作为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占有。如果这就是“人格”的规定，就是人作为人格的规定，那末，由此可以说，每个人就都必须是土地所有者，以便作为人格而实现。....首先，很明显，一个人格不能单凭自己的“意志”硬说自己是一块土地的所有者，而不顾他人也要在这块土地上体现的意志。这里要的是和善良的意志完全不同的东西。（马克思原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要结果之一是，它一方面使农业由社会最不发达部分的单纯经验的和机械地沿袭下来的经营方法，在私有制条件下一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注），转化为农艺学的自觉的科学的应用；它一方面使土地所有权从统治和从属的关系下完全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使作为劳动条件的土地同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所有者完全分离。....这样，土地所有权就取得了纯粹经济的形式，因为它摆脱了它以前的一切政治的和社会的装饰物和混杂物，简单地说，就是摆脱了一切传统的附属物，而这种附属物，象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那样，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及其理论代言人同土地所有权进行激烈斗争时，曾被斥责为无用的和荒谬的赘瘤。一方面使农业合理化，从而第一次使农业有可能按社会化的方式经营，另一方面，把土地所有权弄成荒谬的东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巨大功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种进步，同它的所有其他历史进步一样，首先也是以直接生产者的赤贫为代价而取得的。(p.696-697)

    （注）非常保守的农业化学家，例如约翰斯顿承认，真正合理的农业到处都在私有制上碰到不可克服的限制。那些专门为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辩护的著作家，也承认这一点。例如沙尔•孔德先生在他那两卷特意为私有制辩护的著作中就说过：“如果养活一国国民的土地的每一个部分，得不到最符合共同利益的应用，该国就不能达到它本来可以达到的那种繁荣富强的程度。....”约翰斯顿、孔德等人，在说明私有制和合理的农业的矛盾时，只注意到把一国的土地作为一个整体来耕种的必要性。但特种土地产品的种植对市场价格波动的依赖,这种种植随着这种价格波动而发生的不断变化，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指望获得直接的眼前的货币利益的全部精神，都和供应人类世世代代不断需要的全部生活条件的农业有矛盾。森林是说明这一点的最好例子。只有在森林不归私人所有，而归国家管理的情况下，森林的经营才会有时在某种程度上适合于全体的利益。(马克思原注）

    在这里地租是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借以实现即增殖价值的形式。其次，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构成现代社会骨架的三个并存的而又互相对立的阶级——雇佣工人、产业资本家、土地所有者。(p.698)

    在农业的通常的生产过程中，比较暂时的投资，毫无例外地由租地农场主来进行。这种投资，和一般单纯的耕作一样——只要这种耕作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地进行，也就是说，不象以前美国奴隶主那样对土地进行野蛮的掠夺（不过为了防止这一点，土地所有者先生们可以通过契约得到保证）——会改良土地，增加土地产量，并使土地由单纯的物质变为土地资本。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自然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的价值。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时间才损耗尽的较长期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上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离的偶性，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这就是为什么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土地所有者力图尽可能地缩短租期的原因之一。在签订新租约时，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租上，而不论他是把土地租给一个曾实行改良的租地农场主，还是租给另一个租地农场主。因此，他的地租就要上涨；或者，如果他要出卖土地，——我们马上会看到，土地价格是怎样决定的，——土地的价值现在就要增加。他不单是出卖土地，而且是出卖经过改良的土地，出卖不费他分文的、投入土地的资本。把真正地租的变动完全撇开不说，这就是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土地所有者日益富裕，他们的地租不断上涨，他们土地的货币价值不断增大的秘密之一。这样，他们就把不费他们一点气力的社会发展的成果，装进他们的私人腰包——他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但这同时是合理农业的最大障碍之一，因为租地农场主避免进行一切不能期望在自己的租期内完全收回的改良和支出。(p.699-670)

    土地所有权的正当性，和一定生产方式下的一切其他所有权形式的正当性一样，要由生产方式本身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因而也要由那些由此产生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具有的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来说明。当然，象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土地所有权同其他各种所有权的区别在于：在一定的发展阶段，甚至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来看，土地所有权也是多余而且有害的。(p.702)

    因为土地所有者到处都对立法有显著的影响，在英国甚至有压倒一切的影响，所以这种影响就会被利用来欺诈整个租地农民阶级。....因此，在这整个时期，农业凋敝成为经常的话题。因此，在这个时期，整整一代租地农民遭到剥夺，归于灭亡，并被一个新的资本家阶级所代替。(p.706-707)

    但是，一个更普遍得多更重要得多的事实是，真正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平均水平以下，以致工资的一部分由工人手中扣除下来，变为租金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在地租的伪装下流到土地所有者而不是工人的手中。(p.707)

    因此，在这里，高地租和低工资完全是一回事。只要土地价格的水平取决于这个使地租增加的情况，土地价值的提高和劳动的贬值就是一回事，土地价格的昂贵和劳动价格的低廉就是一回事。(p.709)

    当商品生产，从而价值生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随着后者的发展，土地所有权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相应地越来越能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从而提高自己地租的价值和土地本身的价格。资本家在这个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发展上还是一个能动的当事人。土地所有者只是坐享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份额。这就是他所处地位的特征。(p.719)

    地租的特征是：随着农产品发展为价值（商品）的条件和它们的价值借以实现的条件的发展，土地所有权的权力也就发展起来，使它可以从这个不费它一点气力就创造出来的价值中占有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剩余价值中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也就转化为地租。(p.720)

    第38章  级差地租：概论

    商品价值的性质，——即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一般说来是在市场价格的形式上，进一步说，就是在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或市场生产价格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p.722)

    用自然瀑布作为动力的生产者的超额利润，和一切不是由流通过程中的交易偶然引起，也不是由市场价格的偶然变动引起的超额利润....首先具有相同的性质。因此，这种超额利润，也就等于这个处于有利地位的生产者的个别生产价格和这整个生产部门的一般的、社会的、调节市场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等于商品的一般生产价格超过它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余额。(p.722-723)

    这个差额是这样造成的：一方面，商品要按照它的一般市场价格，也就是按照竞争使个别价格平均化时形成的价格来出售；另一方面，他所推动的劳动的较大的个别生产力，使劳动者得不到好处，而和劳动的所有生产力一样，使他们的雇主得到好处，就是说，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P.725)

    利用蒸汽机进行生产的工厂主，也利用那些不费他分文就会增加劳动生产率的自然力，只要这样会使工人必需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更便宜，这些自然力就会增加剩余价值，从而也增加利润；因此，这些自然力，和由协作、分工等引起的劳动的社会的自然力完全一样，是被资本垄断的。....这种垄断可以增加代表剩余价值的劳动产品部分，而相对减少转化为工资的劳动产品部分。只要它发生这样的作用，它就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可是不会创造出超额利润，因为超额利润正好是个别利润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P.725)

    自然力不是超额利润的源泉，而只是超额利润的一种自然基础，因为它是特别高的劳动生产力的自然基础。(P.728)

    瀑布的土地所有权本身，对于剩余价值（利润）部分的创造，从而对于借助瀑布生产的商品的价格的创造，没有任何关系。....土地所有权并不创造那个转化为超额利润的价值部分，而只是使土地所有者，即瀑布的所有者，有可能把这个超额利润从工厂主的口袋里拿过来装进自己的口袋。它不是使这个超额利润创造出来的原因，而是使它转化为地租形式的原因，也就是使这一部分利润或这一部分商品价格被土地或瀑布的所有者占有的原因。(P.729)

    瀑布和土地一样，和一切自然力一样，没有价值，因为它本身中没有任何物化劳动，因而也没有价格，价格通常不外是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在没有价值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货币来表现。这种价格不外是资本化的地租。(P.729-730)

    第39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级差地租Ⅰ）

    如果两个等量资本和劳动被使用在等面积土地上而产生的结果不同，这个超额利润就转化为地租。(P.731)

    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一方面，由于它创造了地方市场，并且通过采用交通运输工具而使位置变得便利，所以对形成级差地租的位置，会发生拉平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农业和工业的分离，由于大的生产中心的形成，而农村反而相对孤立化，所以又会使土地的地区位置的差别扩大。(P.733)

    不应忘记，一般利润率并不是均衡地由所有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决定。不是农业利润决定工业利润，而是相反。(P.737)

    在利润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的增加额不是流入经营产业的租地农场主手中，不是表现为利润的增加，而是以地租的形式从利润中分离出来。(P.737)

    级差地租是由于农业发展各个阶段的土地自然肥力的差别而产生的（这里还是把土地的位置撇开不说），就是说，它的产生是由于最好土地面积有限，是由于等量资本必须投在对等量资本提供不等量产品的不同的各级土地上。(P.742)

    关于级差地租，一般应当指出：市场价值始终超过产品总量的总生产价格。  

    这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通过竞争而实现的市场价值所决定的；这种决定产生了一个虚假的社会价值。这种情况是由市场价值规律造成的。土地产品也受这个规律支配。产品（也包括土地产品）市场价值的决定，是一种社会行为，虽然这是一种不自觉的、盲目的社会行为。这种行为必然不是以土地及其肥力的差别为依据，而是以产品的交换价值为依据。(P.744-7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