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其他人的信  １８５６年１月—１８５９年１２月

    马克思致艾萨克•埃恩赛德设菲尔德   １８５６年６月２１日于曼彻斯特格林码头巴特勒街３４号

    我将和历史学作家通常的做法相反，不先写通论，而先写事实。（注2）(p.518)

    我希望，我不必告诉您，我不是“经商的”作家。(p.518)

    （注1）埃恩赛德，艾萨克——英国新闻记者，乌尔卡尔特分子，《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编辑和伦敦报纸《自由新闻》编辑之一。乌尔卡尔特，戴维（１８０５—１８７７）是英国外交家，反动的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曾揭露帕麦斯顿和辉格党人的对外政策，议会议员（１８４７—１８５２）；《自由新闻》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注2）指在《设菲尔德自由新闻报》上发表马克思的著作《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埃恩赛德打算把这一著作收入乌尔卡尔特的《〈自由新闻〉小丛书》中。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８年２月２２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对于斯多葛派，我个人没有研究过他们在自然哲学方面对赫拉克利特的态度，因为我觉得他们在这个学科上就象小学生那样地认真。相反地，对伊壁鸠鲁则可以详细地指出：虽然他是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为出发点，但是他到处都把问题要点颠倒过来。未必应该责难西塞罗和普卢塔克（注1）没有理解这一点，因为象培尔（注2），甚至象黑格尔本人这样的聪明人都没有想到。不过，对黑格尔这样一个最早了解全部哲学史的人，是不能要求他在细节上不犯错误的。(p.529)

    （注1）普卢塔克（约４６—１２５）——古希腊作家，道德论者，唯心主义哲学家。
    （注2）培尔， 比埃尔（１６４７—１７０６）——法国怀疑论哲学家，宗教独断论的批评者。

    应当首先出版的著作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

    叙述（我指的是叙述的方式）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当然，我有时不能不对其他经济学家进行批判，特别是不能不反驳李嘉图，因为作为资产者，李嘉图本人也不能不犯即使从严格的经济学观点看来的错误。但是，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批判和历史整个说来应当是另一部著作的对象。(p.531)

    最近的将来将是一个风暴的时代。假如我只是从自己的个人爱好出发，我也许会希望这种表面上的宁静再继续几年。无论如何，这是从事科学工作的最好的时候，而且，经过了最近十年来的经验，对群众和对个别人物的轻视在每一个能思维的人的身上显然已经大为增长，以致“小民可憎，须加防范”（注）几乎是一种不得不抱有的处世哲学了。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庸人的情绪，在第一个风暴来临时就会被一扫而光。(p.532)
    （注）贺雷西《颂歌》第３册第１首颂歌。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８年５月３１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我在病中细读了你的《赫拉克利特》，....我很想在这本书中找到你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批判态度的证明。既然这种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那末，另一方面，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p.540)

    即使在那些赋予自己的著作以系统的形式的哲学家如象斯宾诺莎那里，他的体系的实际的内部结构同他自觉地提出的体系所采用的形式是完全不同的。(p.540)

    马克思致斐迪南 拉萨尔   １８５８年６月１０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总的说来，我们不认为，象决斗这样的相对的事物可以列入好或坏的范畴。决斗本身是不合理的，这是毫无疑问的。它是前一个文化阶段的残余，这也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相对立，个人权利有时以封建的形式被巩固下来。....老实说，对待一些无所谓的家伙，例如军需部长官，或次官，或尉官，就谈不上这种不共戴天的仇恨。在这方面理应有深刻的个人关系。否则，决斗完全是滑稽剧。如果由于顾及所谓的“社会舆论” 而去决斗，那决斗始终是滑稽剧。

    目前，除了履行某些特权阶层所承认的某种约定俗成的仪式之外，决斗根本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党必须坚决反对这些等级制的礼节并以无礼的嘲笑来回答那种强求服从这些礼节的无耻要求。现在是一个严重的时期，不能采取这种幼稚的行动。....一般说来，形形色色的大人先生都要求一定得通过作为他们的特权的决斗——而一切时髦的决斗都是基于这种观点——来解决同他们的冲突，对这种要求，必须予以无情的嘲笑。承认这种要求就是不折不扣的反革命。(p.542-543)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８年１１月１２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至于手稿（注）寄迟一事，起初是病耽搁了，....但是，主要的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而我有双重理由不允许这部著作由于医疗上的原因而受到损害：

    １．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
    ２．这部著作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因此，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我在患病的这几个月中至少在这个题目上未能做到这一点。(p.545-546)
    （注）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致约瑟夫.魏德迈    １８５９年２月１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我们亲爱的朋友维尔特不幸在海地去世——这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p.550)

    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p.550-551)

    我已经同厄内斯特琼斯决裂了。（注）尽管我一再提出警告，并对他准确地预先谈到过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他将毁灭自己并搞垮宪章派，他仍然走上了试图同激进资产者达成协议的道路。现在他已经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他给英国无产阶级带来的危害却非常大。当然，错误将会被纠正，但是大好的行动时机却错过了。你可以想象，一支军队，在会战前夕它的将领投到敌人方面去了，会是什么状况。(p.551）
    （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琼斯与激进派的妥协是他政治动摇的表现，是滚到了改良主义立场，所以同他断绝了朋友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过了几年，在琼斯重新开始以革命无产阶级精神出现以后才得以恢复。

    我自科伦案件(注）以来完全钻进了我的工作室。我的时间对我来说是太宝贵了，不能把它浪费在徒劳的努力和无谓的吵架上面。（p.552-553)

    (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１８５２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月１２日）是普鲁士政府策划的陷害案件。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的十一名成员因被控告“密谋叛国”而被审判。根据伪造的文件和假证据判处七名被告三至六年要塞监禁。马克思和恩格斯彻底揭露了审判案策划者的陷害勾当和普鲁士警察国家对国际工人运动所采用的卑鄙手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４４９—４５６、４５７—５３６页，恩格斯的《最近的科伦案件》一文和马克思的抨击性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

    在这两章里（注1）从根本上打击了目前在法国流行的蒲鲁东社会主义。它要保存私人的生产，但是私人产品的交换要加以组织，它要商品，但是不要货币。共产主义必须首先摆脱这个“假兄弟”（注2）。但是，撇开一切论战的目标不谈，你知道，分析简单的货币形式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抽象的部分。(p.554)

    （注1）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1册《商品》、《货币或简单流通》两章。
    （注2）圣经《哥林多后书》第１１章第２６节。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５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恩格斯打算发表（先用匿名）一本名叫《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

    恩格斯在参加巴登战役以后，对军事问题进行了专门研究。并且，正如你所知道的，他写的文章非常令人信服。

    我在汉堡认识一个出版商，他可能愿意干。但是，因为这个人始终是《新莱茵报》的私敌，——他曾公开向我的朋友海涅承认过这一点，——所以，他哪怕从我们当中的任何人那里收到一行字，我都会感到非常不快。另外，他对我们的永远不能忘怀的和不可多得的朋友维尔特采取了非常无耻的态度。(p.561-562)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４日于曼彻斯特牛津街特隆克利夫小林坊６号

    自从来到这里以后，我主要是在研究军事问题，有时埋头搞我的老爱好——比较语文学。但是，如果一个人整天都从事高尚的商业，那在语文学这样内容非常浩繁的科学方面，他不可能超出不折不扣的一知半解。(p.564)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３月１６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昨天一个从巴黎来的人来看我，我很重视这个人的看法。他谈到了战争，说：“在巴黎只有一种意见——战争一定要打起来。”他坚持这样的观点，如果波拿巴退让，他就要垮台。
归根到底，我现在仍然认为，战争可能也会给我们提供某些机会。(p.565-566)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３月２８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格拉弗顿坊９号

    我认为现在极其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党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占领阵地，哪怕暂时只是为了不让别人占领地盘。当然，目前还必须慎重地利用这些阵地，但重要的是，为了决定性的时刻保证自己在各个据点的影响。(p.569)

    我们原则上应当，按照路德关于上帝的说法，“用坏蛋打坏蛋”（注），并利用一切机会制造恐慌和促进总崩溃。在目前的混乱出现以前，我自己不会给《新闻报》写东西，也不主张你写。然而发酵的过程已经开始，现在每个人都应当尽力工作。哪里有需要，就应当向哪里投毒。如果我们只限于给基本上同情我们观点的报纸撰稿，那末我们就必定会把各种报刊工作完全搁置起来。难道应当容许所谓的“社会舆论”都充满反革命材料吗？(p.569)
    （注）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４月１９日于伦敦

    我现在来谈谈《弗兰茨.冯.济金根》。（注1）

    第一，——这纯粹是形式问题——既然你用韵文写，你就应该把你的韵律安排得更艺术一些。但是，不管职业诗人将会对这种疏忽感到多大的震惊，而总的说来，我却认为它是一个优点，因为我们的专事模仿的诗人们除了形式上的光泽，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第二，你所构想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我只能完全赞成把这个冲突当作一部现代悲剧的中心点。但是我问自己：你所选择的主题是否适合于表现这种冲突？巴尔塔扎尔（注2）的确可以设想，如果济金根不是借骑士纷争的形式举行叛乱，而是打起反对皇权和公开向诸侯开战的旗帜，他就一定会胜利。但是，我们也可以有这种幻想吗？济金根（而胡登（注3）多少和他一样）的覆灭并不是由于他的狡诈。他的覆灭是因为他作为骑士和作为垂死阶级的代表起来反对现存制度，或者说得更确切些，反对现存制度的新形式。如果从济金根身上除去那些属于个人和他的特殊的教养，天生的才能等等的东西，那末剩下来的就只是一个葛兹.冯.伯利欣根了。在后面这个可怜的人物身上，以同样的形式表现出了骑士对皇帝和诸侯所作的悲剧性的反抗，因此，歌德选择他作主人公是正确的。（注4）在济金根—— 甚至胡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虽然对于他，正象对某个阶级的一切思想家一样，这种说法应当有相当的改变——同诸侯作斗争时（他反对皇帝，只是由于皇帝从骑士的皇帝变成诸侯的皇帝），他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唐吉诃德，虽然是被历史认可了的唐吉诃德。他以骑士纷争的形式发动叛乱，这只是说，他是按骑士的方式发动叛乱的。如果他以另外的方式发动叛乱，他就必须在一开始发动的时候就直接诉诸城市和农民，就是说，正好要诉诸那些本身的发展就等于否定骑士制度的阶级。

    革命中的这些贵族代表—— 在他们的统一和自由的口号后面一直还隐藏着旧日的帝国和强权的梦想——不应当象在你的剧本中那样占去全部注意力，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这样，你就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可是现在除宗教自由以外，实际上，国民的一致就是你的主要思想。这样，你就得更加莎士比亚化，而我认为，你的最大缺点就是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你自己不是也有些象你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样，犯了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注5）式的平民反对派这样一种外交错误吗？

    其次，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性格的描写方面看不到什么特出的东西。我是把查理五世、巴尔塔扎尔和理查.冯.特利尔除外。然而还有别的时代比十六世纪有更加突出的性格吗？照我看来，胡登过多地一味表现“兴高采烈”，这是令人厌倦的。他不也是个聪明人、机灵鬼吗？因此你对他不是很不公平吗？

    甚至你的济金根——顺便说一句，他也被描写得太抽象了——也是多么苦于不以他的一切个人打算为转移的冲突，这可以从下面一点看出来：他一方面不得不向他的骑士宣传与城市友好等等，另一方面他自己又乐于在城市中施行强权司法。

    在细节的方面，有些地方我必须责备你让人物过多地回忆自己，这是由于你对席勒的偏爱造成的。例如，在第１２１页上，胡登向玛丽亚叙述他的身世时，如果让玛丽亚把从“感觉的全部音阶”等等一直到“它比岁月的负担更沉重”这些话说出来，那就极为自然了。

    （注1）拉萨尔的剧本。
    （注2）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人物。
    （注3）胡登，乌尔利希. 冯（１４８８—１５２３）——德国人道主义诗人，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德国骑士等级的思想家之一，１５２—１５２３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中的乌尔利希.冯.胡登就是他。
    （注4） 歌德《葛兹.冯.伯利欣根》
    （注5）闵采尔，托马斯（１４９０左右—１５２５）——伟大的德国革命家，宗教改革时期和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农民和平民阵营的领袖和思想家；他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

    恩格斯致爱利莎.恩格斯      １８５９年４月２０日于曼彻斯特

    亲爱的妈妈：

    老济贝耳可能以为我教给他儿子（注）各种各样的狂妄行为，但是他可以放心，我正在运用我对他的一切影响，使他不致于过分迷恋写作（因为这个小伙子还没有成熟到进行写作的程度）并使他明白没有比靠美文学写作收入生活更可悲的了。我劝导他越快掌握资产阶级的散文技巧越好（因为他根本不爱学习，而不学习，他就不会有任何坚实的基础，就会完全给毁掉）。如果他这样做，获得更多的生活经验，并且不再这样束手无策，那末我不怀疑，他将会成为一个十分象样的人，在文学方面也会创作出某些有价值的东西来。(p.577-578)

    （注）济贝耳，卡尔（１８３６—１８６８）——德国诗人；曾协助传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宣传《资本论》第一卷；是恩格斯的远亲。

    恩格斯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５月１８日于曼彻斯特特隆克利夫小林坊６号

    甚至我间或还读一读的几本比较好的英国小说，例如萨克雷（注）的小说，尽管有其不可辩驳的文学和文化历史的意义，也从来没有能够引起我的这样的兴趣。（p.581)
    （注）萨克雷，威廉.麦克皮斯（１８１１—１８６３）——杰出的英国现实主义作家。

    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大概只有在将来才能达到，而且也许根本不是由德国人来达到的。无论如何，我认为这种融合正是戏剧的未来。

    您的《济金根》完全是在正路上；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但是还应该改进的就是要更多地通过剧情本身的进程使这些动机生动地、积极地、也就是说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相反地，要使那些论证性的辩论（不过，我很高兴在这些辩论中又看到了您曾经在陪审法庭和民众大会上表现出来的老练的雄辩才能）逐渐成为不必要的东西。....您完全正确地反对了现在流行的恶劣的个性化，这种个性化总而言之是一种纯粹低贱的自作聪明，并且是垂死的模仿文学的一个本质的标记。此外，我觉得一个人物的性格不仅表现在他做什么，而且表现在他怎样做；从这方面看来，我相信，如果把各个人物用更加对立的方式彼此区别得更加鲜明些，剧本的思想内容是不会受到损害的。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而在这里，我认为您原可以毫无害处地稍微多注意莎士比亚在戏剧发展史上的意义。

    我认为对非官方的平民分子和农民分子，以及他们的随之而来的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农民运动象贵族运动一样，也是一种国民运动，也是反对诸侯的运动，遭到了失败的农民运动的那种斗争的巨大规模，与抛弃了济金根的贵族甘心扮演宫廷侍臣的历史角色的那种轻率举动，正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因此，在我看来，即使就您对戏剧的观点（您大概已经知道，您的观点在我看来是非常抽象而又不够现实的）而言，农民运动也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现实主义的东西，为了席勒而忘掉莎士比亚，根据我对戏剧的这种看法，介绍那时的五光十色的平民社会，会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使剧本生动起来，会给在前台表演的贵族的国民运动提供一幅十分宝贵的背景，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会使这个运动本身显出本来的面目。在这个封建关系解体的时期，我们从那些流浪的叫化子般的国王、无衣无食的雇佣兵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身上，什么惊人的独特的形象不能发现呢！这幅福斯泰夫式的背景在这种类型的历史剧中必然会比在莎士比亚那里有更大的效果。此外，我觉得，由于您把农民运动放到了次要的地位，所以您在一个方面对贵族的国民运动作了不正确的描写，同时也就忽视了在济金根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而贵族的国民革命只有同城市和农民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后者结成联盟才能实现；据我看来，悲剧的因素正是在于：同农民结成联盟这个基本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贵族的政策必然是无足轻重的；当贵族想取得国民运动的领导权的时候，国民大众即农民，就起来反对他们的领导，于是他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垮台。....我丝毫不想否认您有权把济金根和胡登看做是打算解放农民的。但这样一来马上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悲剧性的矛盾：一方面是坚决反对过解放农民的贵族，另一方面是农民，而这两个人却被置于这两方面之间。在我看来，这就构成了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您忽略了这一因素，而把这个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极其有限的范围之内：使济金根不立即向皇帝和帝国宣战，而只向一个诸侯宣战（这里虽然您也非常恰当地把农民引进来），并且使他仅仅由于贵族的冷漠和胆怯就遭到了灭亡。但是，如果您在此以前就先比较有力地强调了气势凶猛的农民运动以及由于先前的“鞋会”和“穷康拉德”（注）而必然变得更加保守的贵族的心情，那末这一点就会得到完全不同的论证。然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可以把农民运动和平民运动写入戏剧的一种方法而已；此外至少还有十种同样好的或者更好的其他的方法。
您看，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而且我必须这样做才能提出一些反对意见，这对您来说正是我推崇这篇作品的最好证明。是的，几年来，在我们中间，为了党本身的利益，批评必然是最坦率的。(p.583)

    （注）“鞋会” 和“穷康拉德”都是农民秘密团体，它们的活动为德国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作了准备。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这一著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４２３—４３５页）中阐述了这两个团体的活动。

    在这样一个斗争中，必然出现一个时刻，那时只有最不顾一切的、最坚决的党才能拯救民族，同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条件，只是在那些条件下，才有可能彻底清除一切旧的垃圾。(p.587)

    马克思致斐迪南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１１月２２日［于伦敦］

    形势可能不久又要临近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党内应当在两者之中择其一：要么任何人不同别人商量，均不得代表党讲话；要么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不管其他人。然而，最好是不采取后一种方法，因为在人数这样少的党内进行公开辩论（而应当希望党通过它的努力来弥补其数量上的不足）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利的。(p.616)

    恩格斯致燕妮.马克思     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２２日于曼彻斯特

    我恨透了弗莱里格拉特之流。这群下流文人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总是希望别人在报纸上奉承他们，不停地向读者提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写的最蹩脚的诗对他们来说比世界上最大的事件还重要。因为这一切没有阴谋组织就办不到，所以十分自然，这种组织就成为最迫切的需要。但是遗憾的是，我们这些不幸的共产党人对此完全不适用，不仅如此，我们还能看透这全部欺诈勾当，嘲笑这种功名组织，并对成名感到一种几乎是犯罪似的厌恶。如果这样的诗人正是因此在这样的党里感到不自在，那末这只能说明他的极端的狭隘性。....但是您想要什么呢？诗人为了生存需要奉承，大大的奉承，——而诗人的妻子需要得更多。不管有无竞争，诗人的妻子总是梦想人们天天把她的高尚的天才的斐迪南、她自己、她的有趣的后裔、她的猫、狗、兔子、金丝雀和其他寄生虫奉献给读者，并且这一切还要蒙上五彩焰火的光辉、温情和浪漫的谎言。而诗人的妻子想要的，诗人先生也一定想要，何况夫人对他说的正是他心灵深处的东西。(p.621-622)

    附录  燕妮.马克思致康拉德.施拉姆   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８日于［伦敦］哈佛斯托克小山梅特兰公园路格拉弗顿坊９号

    您对普遍的恐慌怎样看？人们对旧的丑恶事物的普遍崩溃和普遍震荡确实会感到高兴，不对吗！....尽管我们已强烈地感到美国的危机对我们钱包的影响（因为现在卡尔给《论坛报》不是每星期写两篇文章，而是至多只写一篇文章，这家报纸现在除了贝阿德泰勒和卡尔以外，已经不收一切欧洲通讯员的稿子了），但您也许会想象得到，摩尔（注1）是多么兴奋。他以往的工作能力和精力已经全部恢复了，而且精神焕发心情愉快，这是自从我们遭到很大不幸——失去了我们可爱的孩子（注）（这使我一直悲恸不已）以后，几年来所没有的。卡尔白天为糊口而工作，夜里则为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而工作。目前，当这一著作成为时代的需要，成为一种必需品时，大概我们能找到一个可怜的出版商。(p.631-632)

    （注1）摩尔是马克思的昵称。摩尔人是中世纪伊比利亚、马格里布和西非穆斯林居民，由埃塞俄比亚人、西非黑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组成，肤色较深。
    （注2）埃德加尔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