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央正在解决土地改革中发生的“左”的倾向，伯伯很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伯伯同我的谈话，与其说是为了解这里的土改情况，不如说是在了解我的思想状态。

　　解放战争迅速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9年春，中央领导机关进入北京。建国初期，伯伯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不想打搅他，所以很少去看望。他住在香山时，我匆匆看望过一次。这年冬天，我又去过一次。我因身体不好，格外怕冷。伯伯见我有点畏缩的样子就问：“看你好冷啊，怎么不多穿点衣服？”

　　“只发了一套棉衣。听说还要发一件棉背心，还没有发下来。”伯伯就把他的一件旧棉衣和一顶旧毡帽(当时的军帽)给了我。

　　“你丈夫哪里去了？”伯伯问。

　　“已经南下了，现在江西军区工作，我也要去江西了。”

　　“去江西？那好。要去看看老区的人民，不能忘记他们啊!”

　　多少年来，为了避免影响伯伯工作，我宁愿少去打搅，即是逢他生日，我也很少去看望。记得只去过两次。

　　一次是1944年，伯伯51诞辰。当时我住在和平医院养病。贺老总见到我说：“今天是你伯伯的生日，你要去看看他呀!”

　　“这离枣园那么远，我去不了。”

　　“就搭我的车子一起去嘛!”

　　到了那里，伯伯正和朱总司令坐在一起。他指着我风趣地对总司令说：“这是我的侄女，泽民的女儿，叫远志，志向远大啊!就是头痛个要死。”这天华初、觉民带着海英、森洪都不约而同地去了。吃饭时，伯伯和领导同志们在一起，我们几个和李讷妹妹在另一间窑洞里，伯伯走过来看看我们，很高兴地说：“祝你们身体健康。”

　　1963年伯伯70寿辰，我们和李敏相约去了，这是我第二次陪他老人家过生日。一见面，伯伯就说：“远志你来啦!这么多年为什么不来，信也不写？你的头痛病好了吗？”是的，说起来已有十多年了，这期间除李敏结婚那次外，我再没有去看望伯伯，信也不写。我怎么不想念，我是经常思念着伯伯啊!但是我不能再去干扰他的工作和休息。另一方面，我也是有意回避这种关系。我上前紧紧拉着伯伯的手，凝视着他慈爱的面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饭，除了伯伯身边的人外，在坐的还有程潜、章士钊和王季范三位老人。李敏和我坐在老人这桌。饭后，伯伯送走客人，看见我正准备走，便招手叫住了我：“远志，来!”我赶忙走过去，坐在他的身边。可以听的出，他的鼻子有点不通气。

　　“伯伯，你有点感冒吧？”

　　伯伯吸吸鼻子，拍着我的手说：“这感冒呀，不发烧就不要紧的。”稍停，他又接着说：“人啊，随时都可能死……”我感到纳闷了。刚才吃饭时伯伯就讲：“人啊，坐飞机可能坠落摔死，乘火车可能翻车撞死，骑马也可能掉下来摔死……”怎么现在讲起死的问题？嗅!我想这是伯伯对做寿的回答吧!

　　伯伯又一连串地问：“你今年多大了？”“还在中组部工作吗？”“现在几个孩子？都在哪里？”“远新去看过你吗？”就这样陪伯伯坐在那，轻松愉快地谈了好一阵。我看到他下身只穿了一条棉毛裤，一条薄呢子裤，怕他坐久了受凉，就说：“伯伯，你穿的少了。”

　　“我不冷，你摸摸我的手。”真的，伯伯的手又暖又软。那天他老人家兴致很高，又站在那里同身边人员一一合影。我们担心他太累了，请他坐着照。他说：“站着好，不要紧。有时我不是站一两小时吗？”

　　四

　　在延安的时候，伯伯对军委二局(现在总参三部)的工作很关心，经常听汇报和过问那里的情况。在这里我只讲两件事。

　　1939年秋，我们二局的同志发现安塞河滩上有一辆小汽车抛锚了，赶忙跑过去一看，是毛主席。原来，伯伯是在外参加会议后回延安，刚到真武洞，汽车就走不动了。同志们接他到二局休息，并请他给全体工作人员讲话。记得他说，你们在二局工作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