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件事是1942年冬，我到杨家岭去看他那一次。他安排我住下后，就向我问二局的工作、生活情况。我就扳着指头一五一十地给他念叨，谁是我的科长，谁是股长，工作是怎样忙，几乎天天开夜车。……“你们伙食怎么样？”

　　“唉，净吃土豆。吃多了就吐酸水。有时酸水还从鼻子、眼睛往外流。”

　　“唉哟，那样厉害呀!你做过饭吗？”

　　“我帮厨呀!”

　　“那你会做什么菜？!”

　　“会切土豆丝、胡萝卜丝呀!”

　　“炒菜放多少油？”

　　“用油很少。一大锅白水熬菜，菜煮熟了，才浇上半菜勺油，漂浮在上面。”

　　“你们那里年轻人多，工作又紧张，看来伙食是差了些。我认识的三个人就病倒了两个半(两个指毛顺义和毛华初，我是那半个)。”后来伯伯就向二局的领导交待，从他的办公费中节约出三分之一给二局作为本钱，办个合作社。不久，二局果真开办了一个消费合作社，合作社赚的钱就补在伙食里，我们的伙食有了明显的改善。

　　这是一件很具体的事例，但是通过这件事使我受到了教育。伯伯日日夜夜地忙于天下大事，但他仍时刻关心群众的生活，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五

　　领袖伟大而又平凡，他有慈和爱，也有热烈的感情，但又很讲原则，严格要求子女和亲属，不能有特殊。有这样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多年来，伯伯对我的关心和疼爱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又不允许有特殊。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次钱希钧妈妈去看他，当谈到我时曾说：“泽民不在了，你要照顾一下远志。”伯伯回答说：“不能照顾，一照顾就要特殊了。”

　　我从湖南初到延安时，吃小米饭一下子不习惯。为了节省吃饭时间，我常爱用水泡小米饭锅巴，稀里糊噜地吞下去。结果，时间一长把胃搞坏了，经常胃疼。有一次去伯伯那里，秘书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给了我一元钱，让我胃疼不能吃饭时就买一碗油茶喝。后来伯伯问我：“有些人吃小米不习惯，你吃得惯吗？你要吃不惯就得饿肚皮嗅!”过后我悄悄问秘书是怎么回事。他说，伯伯已经知道我给你钱买油茶吃，让我以后不要再给你钱了。我明白了，伯伯是严格要求我，要和同学们一样，不能有特殊，我便把一元钱退给了秘书。

　　伯伯不允许亲属有特殊，但对于合理的要求就及时解决。1939 年，帅妈妈(孟奇)从湖南到了延安，带来妈妈的口信，要我们好好学习。同时她还告诉我们，你妈妈现在很苦，仍是以讨米为生干革命。我和华初当然了解妈妈以往的困苦，想到现在的条件应该和过去有所不同了，便给伯伯写信反映了这一情况，并建议组织给以生活接济。伯伯很快批复：“钱可寄去，好好安心学习。”后来我知道，伯伯是通过党组织给母亲寄去20元钱。

　　暑假期间，鲁迅小学组织一些干部子弟去看望中央领导同志，让我当队长。我们采了许多野花，一路歌声一路欢笑。有的同学提议，让我代表大家向伯伯提出要求，送我们到苏联去学习。我说我不提。但有的同学还是当面提出来了。记得当时伯伯耐心地向同学们解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