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系马振勇坚持说“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划为右派；蒋士钊、李东野攻击审干运动，划为右派；王 × 民、王炎划为中右。其他政工系、军教系、哲学系也都化了几个右派和中右分子。这些人都做了处理，到地方农场劳动改造。

    后来冬天，在长沙市百货公司买东西，见到王 × 民老婆，她是公司的党支部书记，主动对我说“王 × 民去了北大荒农场，劳动表现好，当科长了……”也不知真假，目的是向我示威。

    1957 年 9 月，学员毕业了。这时接到庆华妈妈的来信要她回去，我找个分配去东北的学员，带她乘火车回开原，以后她妈又嫁给了一姓吴的林业工人，庆华跟着她妈去了小兴安岭伊春的林区。

    从此，我每月给庆华寄钱读书，小学毕业后在伊春市读初中，周末回家，平时就住在学校里。

    反右运动后，校党委认为知识分子成堆不好管理，把教员下放到学员队领导与监督，各系组织教员备课；对一部分不适合当教员的改行或送部队工作。

    我早就不想干了。实事求是地讲，通过审干和反右运动，我受到了伤害，我后期的报复也伤害了整过我的人，大家都留下心理阴影，一段时间里是很难抚平的。虽然从党性，从政治觉悟上讲要正确对待，但“梁子”毕竟结过，化解不易。同时，几年来，在这知识分子堆里我也腻歪透了！自觉不适应此环境。我是从战士、班、排、连、营干起的，有带兵打仗的经验，我渴望火热的部队生活，渴望那熟悉的基层环境，渴望可能的重上战场。现在机会来了，我岂能放弃？于是我马上写请调报告，强调自己文化基础差，不适合当教员，申请到部队去。校党委同意了，将回部队人员名单上报广州军区。

    1958 年 2 月，军区调令来了：去衡阳第 47 军文化速成中学任训练处长。又是到学校！我非常失望，但也只好服从命令。我的家属孩子仍暂住在政干校，几天后我去第 47 军军部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