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 年 10 月 6 日，祸害了中华大地十年的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帮”，被以华国锋、叶剑英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真是大快人心！全国人民称之为“第二次解放”。

    多年来的掣肘、内耗、攻讦的源头消失了，政治氛围焕然一新，我工作得更有劲了，全国都投身到抓纲治国拨乱反正工作中。湖南省局的工作，按中央精神和上级的部署有序进行。转眼七七年了，拨乱反正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把过去被“四人帮”颠倒了的东西再恢复过来，其中，从上至下平反冤假错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恢复党史教育，特别是军队中恢复传统教育。

    一、西藏来信

    一天，收发员送来一封印有西藏某部队信封的来信。拆开一看，不觉浮想联翩思绪万千。原来，这是我成长的老部队——原 131 师 391 团的来信。信中除简单介绍了部队现状之外，还确认我是该团 10 连的第四任指导员，并表示欢迎我抽空回老部队看看。

    这是我的老部队！这是教育我、培养我成长的地方啊！几天来，每到忙完一天工作，夜深人静之时，我都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我不由得想起了参军……冀热辽军区 24 旅 69 团……辽吉二军分区教导队……17 团骑兵 1 连……保 2 旅 4 团 3 营 8 连……我是 1947 年 3 月从营部去的 8 连，当时指导员是周瑞波。因为我入党才三个月，党龄不够，就以文化教员的身份协助周瑞波工作，直到 1948 年 8 月。随着部队的充实和发展，每个营增编一个机炮连，为三个步兵连一个机炮连共四个连，我们 3 营 8 连顺改为 10 连。周瑞波以后指导员是于广训。我接于广训为 10连指导员。

    我想起了三战四平负重伤……

    想起了我们 10 连作为全团尖刀连，打得仅剩 8 个人……想起了四战四平，牺牲的陈德清连长……

    想起接任连长陈洪山，想起天津和陈连长发生矛盾，吵架、动枪……

    想起了 1949 年 3 月离开 10 连时，陈洪山和接任指导员罗锡久为我举行的检阅 10 连的告别仪式……

    我还想起了新兵时期，第一次下抢、偷苏军物资、闯祸……

    想起了三战四平负重伤一路照顾我的“大酒壶”，四七年负伤归队茂林一别，他和他的“婆姨”送别我依依不舍的情景……

    还有四七年初在离通辽三十里“插花街”村，认我为儿子的蒙古大妈和蒙古爹爹……

    “大酒壶”——老红军陈大哥！你和你的婆姨还健在吗？还好吗？

    插花街村的蒙古妈妈和爹爹，你们还健在吗？你们认了我这个汉族青年，慰藉了你们失儿之痛；我认了你们蒙族妈妈和爹爹，也弥补了我从小母爱的缺失和家庭的温暖，更主要的是：体现了军民鱼水情和蒙汉两族的和睦团结！

    可惜呀！老红军陈大哥！可惜呀！我亲爱的蒙古妈妈和爹爹！

    你们都是在我最困难、最无助、最脆弱的困境中，帮助我、关爱过我的人啊！

    中国古来一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可是，我再也没能回去找你们，看看你们，报答你们！只能留下这深深的怀念和永久的遗憾了！当年的战友们！你们现在都在哪里啊？你们还好吗？

    我想起了土匪出身的 391 团战斗英雄王海山，攻打锦州时，带一个战士两杆长枪，一枪一个，打得城墙上的敌人不敢露头，掩护全连冲出敌人控制封锁的大院……

    王海山参军时已 38 岁，解放广州时已是副排长。后因年纪大退役回家，现在也是快七十的人了，你，还健在吗？

    想起我当时的通讯员，建国后任某团副团长的张云龙。张云龙，你后来继续进步了吗？安然度过了这场运动吗？

    还有位通讯员韩章，牺牲在了朝鲜战场……

    我还想起了我的老团长——张兴发，战争年代你像兄长一样带着我成长，培养、使用、提拔了我，特别是五五年政干校审干，我被隔离审查，你路过长沙时主动为我说话，使校领导了解了我，解救我出困境，还语重心长地告诫我：“现在和战争年代不一样了，人与人的关系不同了……”那次长沙一别就再也没见到他，因为是首长，连他一张照片也没留下！我多想有生之年再见他一面啊！

    想起王居义政委，这个治军严厉的政委，当年要不是他一顿批评，我很不情愿地来到民航并从此而终。他从没表扬过我，其实他的眉目之间分明透露着一丝的笑意，一丝的爱意——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你的喜爱！

    他也倒霉了。没多久就被打成三反分子，隔离关押了！现在怎样了？平反了吗？身体还好吗？

    想起肖进前，这个我在 391 团的副政委，392 团政委。和王居义相反，从不掩饰对我（和郝琼）的喜爱，经常表扬我，夸奖我，这当然让我感觉温暖。

    团长刘铭楷也是我在 391 团时的副团长，万山战役时 392 团团长，也是熟悉的老领导……

    这一人人、一幕幕像电影一样，夜深人静之时在我的眼前反反复复滑过！ 我最早的老主任，也是最早就认识我喜欢我（和郝琼）的老红军汪春林，六五年就离休在长沙东湖干休所，每年春节我都要带着老婆孩子去看他，给他拜年。

    391 团呀，英雄的部队。虽然成立于解放战争，比不上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英雄团队战史悠久战功赫赫，但在老红军、老八路，老新四军等军中前辈的带领下，迅速成长进步，打了不少大仗恶仗，同样创造了不凡的战绩！在五二年的全军整编中，当时已是 392 团团长的万山群岛战役时我的搭档营长李双庆平调391 团，率 391 团随 44 军 130 师整编到第 54 军，参加了抗美援朝，参加了金城反击战，后随 54 军最后一批撤回国内。没享受安逸生活，就派驻青海玉树，参加青藏公路勘测及剿匪；以后又参加西藏平叛；参加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最后驻防到西藏林芝地区，参加林芝地区建设……

    你们是 131 师在中国陆军留下的种子啊！

    一支战史不长的团队，能在建国后多次整编中军旗还在，真是不容易啊！我多怀念这个团队！怀念这个革命大家庭啊！

    现在老部队来信了，我真想回去看看！可是，拨乱反正的工作千头万绪，怎么有时间和机会去呢？我也五十有整了，虽然年纪尚可，但之前多年的工作不顺，身心俱受打击，头发已全白，人称“白发老头”；还得了严重的胃溃疡病，心脏也开始不太好了。因此，孩子们也不赞成我去西藏。那时西藏信息缺乏路途艰难，全家人都闻西藏而害怕。

    遗憾啊遗憾！我没能回到老部队看看，没能西藏之行！

    二、广州文艺

    拨乱反正文艺界也在行动。七六年底的一天，广州文艺杂志编辑社来函，他们不知怎么知道了我写过万山战役电影剧本，觉得是一个好题材，想把剧本修改下，在七七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50 周年广州文艺杂志上发表。我当然同意。于是他们派了一位霍姓主编来长沙，我安排他住在招待所，历经一段时间修改， 1977 年广州文艺杂志第三、四期两期以《南海激战》的名字发表了，虽然没有拍成电影，但我已没有精力再搞下去，搞到这个程度也算对我从五八年以来近二十年的心血，对万山战役的参战者和先烈们有个交代吧。

    这次居然还给了我 200 元稿费——这在当时也是笔不小的数了。这倒出乎我意料，说这也是拨乱反正的表现。我本意就是为了反映万山战役事迹，想想此役牺牲的我 392 团副团长兼火力船大队大队长郭庆隆，想想桂山舰上牺牲的我 3 营、1 营和舰艇官兵，想想战役中牺牲的 299 位烈士，我不安心收这笔钱，把这 200元钱作为党费上交了。

    三、遥望南疆

    国内形势在一片大好中发展，工作继续在顺利中进行，但此时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主要就是越南由朋友变成了敌人。中越关系日益恶化，中越边境形势日趋紧张，中越两国的关系怎样走向破裂的，全世界都清楚。1979 年 2 月 17 日，中央决定惩罚越南，进行自卫还击作战。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一件往事：

    还是在 1970 年，鉴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的局面，军委恢复组建了 131 师。

    新的 131 师是原广州军区守备 27 师改编的，不可能有当年的老人，人脉是断了，但一支军队番号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在一支军队特别是一个当兵人心中的地位是神圣的、难忘的。

    “九一三”事件，广州民航局陷得很深，是所谓的“重灾区”。军区派出庞大的工作组接管进驻，其中有一位姓范的原广州警备区领导，在清查广州民航局干部时知道我是原 131 师 392 团的，一天晚上到我家登门探望。

    原来他之前在新 131 师 392 团任过职。

    我大吃一惊，想不到啊！当时广州民航局的干部都是不信任受怀疑在接受审查的，来接管的工作组很多人还带了枪，有的还带警卫员。今天竟然有个我从不认识的，掌握我们政治生命大权的工作组干部亲临登门？

    范领导开门见山：“听说你是老 392 团的人，我特地来看看。我们早就听说过老 131 师的光荣战史，特别是万山海战，392 团是主攻团，3 营是主攻营，没想到，当年主攻营的教导员就在这里。你们当年陆军打海战，别人都不知道：新中国的第一场海战居然是陆军打的！真是不简单。”

    他对 3 营 9 连副连长李景深指挥“先锋”号跳帮抓俘虏，俘获后击沉敌“炮 25”艇和 9 连副指导员刘义指挥“奋斗”号击沉敌“炮 26”艇的事都知道，对刘义被授予全军“海陆英雄”，出席全国首届英模大会，对毛主席的表彰都清楚。我们自然聊了起来。

    期间我问他：“你真大胆啊！这个时期这种环境下，怎么敢到我们这些民航干部家里来？”还是老392团干部的脾气，“楞”啊。

    他大气地说：“怕啥？我就是来看看老前辈老领导嘛！何况我知道你是受压的。”

    我们聊起了392 团的历史：吕正操的部队，东北军的老底子，能打硬仗、恶仗，不怕牺牲，但军阀习气严重，绝对没想到：今天的新 392 团也是如此。范领导说： “现在全团干部也是脾气大，好骂人，好骂娘，就是受了你们当年的影响！”

    基层带过兵的人有个摆不上台面的说法：能打仗的部队往往是两头冒尖：一头是不怕牺牲敢打恶仗；一头是军纪差，经常好犯纪律，而且干部作风粗暴，军阀习气严重。但新 392 团没有当年的干部，怎么也会有这些习气呢？唉！这，可能就是军魂的力量。

    现在听说新392 团也上了前线，不知他们打得怎样？还能打硬仗、恶仗吗？

    我多想再上前线啊，多想再带兵打仗，在战场上冲杀！

    可惜我老了，离开战斗部队多年，部队——也不需要我了！我只能关注南疆战报，遥望南疆！祝愿新 392 团打胜仗，为新 392 团祝福！

    四、过渡书记

    1977 年 7 月 17 日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第三次出山复职，以后大抓经济工作，中央提出“要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湖南省局的工作得到广州民航局、民航总局的肯定，曾经多次在湖南省局召开民航系统各种全国性现场会议。七八年以后，全军抓领导班子建设，树立了空 1 师领导班子的典型，在全军师以上领导班子中开展“学习空1 师领导班子”活动。

    湖南省局经民航总局并报上级批准为“民航系统学空 1 师领导班子”的班子建设典型。

    1980 年 3 月 5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下达了改变民航领导体制的文件，从3 月 15 日起，民航脱离军队序列，改为国务院领导，又脱下军装改回地方。

    1981 年 9 月，在新的一轮领导班子调整中，因为民航系统的重要性和新中国成立以来体制频繁变动及那场政治运动的影响，中央对民航系统的建设高度重视，全国省局以上领导班子的调整经民航总局考察后上报中组部，经中组部批准，我被任命为民航湖南省局党委书记。

    这一年我 54 岁了，虽然论工作经历、工作经验还算丰富，建国 30 年了，经历了一系列政治风暴的风风雨雨，在全国走向安定，大乱走向大治的大好局面中，我的工作终于得到了上级的肯定，成了民航改制后湖南省局的第一任党委书记。但我深知，按照中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要求，我也就是个“过渡书记”。

    当时，中央要求各级都要考察配备后备干部，建立第二梯队。实际上后备干部的要求首先就是学历，其次是年龄。由于那场运动的耽误，有学历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中专以上学历都属知识分子范畴。列入后备干部名单的就在湖南省局二十多位中专以上学历的人中间选拔培养。

    我七五年第二次来湖南后，已经打下了基础，工作得心应手。湖南的老战友、老同事、亲朋好友很多，特别是 47 军转业下来的老战友不少，省直各厅局、地方各地、市、县，47 军下来的干部很多，我还是当年 47 军“四大胡子”之一的“孟大胡子”，小有点名气；还有不少老首长也安家在了湖南。儿女们也大了，儿女亲家们也都是长沙的。在湖南生活多年，对湖南习惯了也有感情了，我想养老就在长沙了。

    省里面拨给湖南省局在长沙火车站对面块儿地盖售票处，旁边又盖了两栋家属楼，搞了个家属院。因为都是普通干部标准住房，按我级别可要两套，我把家从大托铺搬到了市里。我特地要了个一楼、二楼，一楼有一个小院子，能种些花草树木，这样退休后养花种草，含饴弄孙，逛逛街，会会友，比在大托铺机场偏僻一隅好多了。

    每天早上我和干部职工一起坐班车去机场上班，晚上坐班车回来。工作有基础，顺手了，也没那么累，我早出晚归。吃完晚饭和余凤英去长沙火车站广场散散步——那时人没这么多；乘乘凉——那时都没空调，似乎又回到了年轻时刚结婚第一次在长沙的生活。一边等待着渐渐来临的老去，等待着退休生活的到来。

    五、第三次回广州

    可惜好景不长。

    八二年下半年，广州、北京就有不少人向我透露：广州民航局班子要调整，我将要调回广州。开始我还不信。湖南，我刚刚任职不久，而且我的条件离中央四化干部的要求也不符，本身就是个过渡性的，怎么可能再去广州呢？何况儿女都大了，家也不是那么好搬的了，我不想去，不想搬家折腾了。

    后来风声越传越多，越具体化了，工作安排都明了啦，我当然也不好打听，静待上级决定吧。八二年底，已任职广州民航局党委书记的原湖南省局的搭档杜国光同志给我电话，正式告知总局和中组部的决定，说命令很快就到，催我马上到广州先接手工作。

    这也太突然了。年底了，本来工作就多，这个时期阴雨绵绵，是湖南天气不好的周期，飞行安全压力很大，我离职出事怎么办？实在让人放心不下，总要把湖南工作安排稳妥才好离去啊。经过商量，杜国光同意我八三年春节后尽快到职。于是做好妥善安排后，1983 年1 月17 日农历初五，家里人给我过完生日的第二天，我动身离开长沙。因为当时湖南天气不好航班不太正常，为不误事我乘火车前往广州就职。

    我的一生中又第三次回到广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