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坚持正面教育

    四清运动结束了。离开了火热的广阔农村基层工作，离开了那个能充分施展个人才华的舞台，离开了那个职责分明，能够担当，功过清晰，没有扯皮推诿，没有内耗掣肘，不需揣测迎合领导意图，更不必担心小人陷害的工作岗位，和过去战争年代一样，不过换了个形式、空间、人物、角色而已。目的明确，任务明确，要求明确，如何完成任务，就靠个人的智慧和发挥。

    虽然也有工作初期的迷茫，找不到工作突破口或遇到突发情况的焦虑，但更有工作过后完成任务的喜悦——这样的氛围让人痛快！让人振奋！让人能充分体会到工作的乐趣！
我的工作得到上级肯定，我本人被评为先进工作队长。

    这时，新的一轮政治运动在我国掀起，全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

    四清工作我交的不少农村朋友，特别是培养提拔的那批年轻人，在这新一轮运动的混乱初期，他们担心我，十几个人还来我家探望。

    不少地区，趁机进行翻案，批斗四清工作队干部。与之相比，我的四清成果稳定，干部群众认可——这是让我欣慰的。

    回到广州民航局，还是原岗位，一切工作照旧。近一年离岗四清，脱离了原来的是非圈子，当年，因某干部连提两级引发的领导层、中层干部和机关干部中的那场风波已经过去，并被新的人际关系矛盾所取代，我置身事外。此时，新的政治运动开始，大家都处在迷茫之中，不知这场运动怎么搞，如何发展，各级领导都面临新的局面和压力。

    民航系统，因为运输工具——飞机是在天上运行的，所以安全是头等重要重中之重的大事，搞不好就要摔飞机，或者出现外逃等空防安全恶性事件。中央对此非常清楚，所以全国各行各业连军队军以上单位都投身运动，民航却和部队一样，只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搞串联，强调稳定，强调不能乱。不久， 1967 年 1 月 26 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民用航空系统由军队接管的命令》，成为全国最早被军管的单位。

    建国以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三反、五反、反右、反教条主义、四清，有的运动如审干，我卷入中心是被整之人；有的运动我是整人的人，如五反和刚结束不久的四清，不管我的角色是被整还是领导运动去整人，都经历过了，教训也多了。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要实事求是，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

    对中央方面的事情老实讲我们是不清楚的，对文化界、艺术界、理论界的问题，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去判断、分析和界定。作为一个党员、中层干部，只能按照（还在运行中的）组织系统和传达的中央文件办事儿。

    我对四清前那场风波几位领导的做法是有意见的，但这事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正常的组织程序处理，绝不能趁机发难，这样将严重违反中央关于民航系统进行这场运动的有关规定，对此，我非常清醒。此刻，必须抛弃个人恩怨，必须顾全大局，必须思想端正，服从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民航系统进行军事管制的命令，保持单位的稳定。

    当时社会上对民航的冲击非常大，每个人都有同学、朋友等社会关系，军队军以上机关和军事院校都可以搞“四大”，社会上也不断发生冲击党政军首脑机关、公检法机关事例，这些高级党政军首脑机关都可以被冲击，民航就是一片净土？怎么可能就会不搞“四大”只进行正面教育？很多人就是不相信。外面有人来串联要冲击民航，民航内部主要是一些年轻职工，特别是几年里陆续分来的一些院校学生，他们要搞“四大”，要斗走资派，要夺权，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响应中央号召积极投身运动，不相信国务院中央军委 1967 年 1 月 26 日关于民航军管的命令。

    二、“曹孟事件”

    直属政治处是局直属各单位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关，每天的日常工作除了上情下达、下情上报，及时沟通上下情况进行各种正面教育之外，还要直接面对群众。各直属单位发生的群众不服管、不工作，闹事是家常便饭，作为局直党委副书记、直政处处长，要经常参与处理群众的闹事、辩论，经常伴随着激烈的交锋。由于长期形成的暴躁脾气，多次在基层面对造反派，我逐渐成了矛盾的焦点，成为造反派眼中的“走资派”。不久，宣传处长曹庆华在做群众工作时，未能随身携带毛主席语录被造反派抓住。当时随身携带小红本的毛主席语录开始成为“标配”，一有需要随时拿出来，特别是高呼口号时，要一边手挥毛主席语录的塑料皮小红书，一边有节奏地高呼口号。当时这个标配举动，在造反派中刚刚兴起，许多人不适应，不少人一时没做到时时处处身带小红书被抓住而上纲上线，曹处长因此中招被造反派定为“三反分子”。

    一个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三反分子，一个是走资派，成为六七年初广州民航局的头等大事：“曹孟事件”。广州民航局党委迫于无奈，不得不召开全体员工大会批判曹孟，否则造反派以此要挟，党委更加被动。

    一天晚上，全局批判曹孟的干部职工大会在大礼堂召开，为了更广泛教育群众，家属、小孩儿也能参加。大会在不断地口号声，不断地热烈掌声，不断地扣大帽子，不断地上纲上线中进行和结束。

    我已经是“老运动员”啦，经历过此阵仗，对工作方法上的问题，说话不注意等该检讨就做些检讨；但对于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无产阶级这场运动——这些大帽子是断不接受的。好在造反派们也没深究，因为抓曹处长和我，谁都知道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是以我俩为突破口，进而攻击局党委。局党委推出我俩，有人说是丢车保帅，对此，我对局党委没有怨言。战争年代为了全局牺牲局部是常事，批斗会上，造反派也动辄对局领导发难。尽管如此，民航军管，不搞四大，保持稳定毕竟是主流，进行正面教育就是民航系统新的政治运动。随着社会上发展到夺权武斗阶段，广州民航局总体稳定，除各单位造反派煽动部分群众不服从领导，不服从管理，无组织无纪律，闹无政府主义之外，工作秩序虽受影响，但航班总体还能安全运行，全局形势基本稳定。

    1967 年 3 月 15 日，中共中央决定广东全省实行军管，原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当省军管会主任。1967 年 3 月 19 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的决定》，即“三支两军”，军队开始全面介入地方运动。此时社会上，形势越来越不容乐观，在江青、四人帮等人的支持、干扰和破坏下，地方上的两派对立越来越尖锐，进而发展到抢军火库、抢军用物资，进行大规模武斗。

    毛主席不断发出相关指示，采取相应措施，全国各地，随着造反派代表、军队干部、原各级政府机关部分领导干部的所谓三结合的临时权力领导机关——革命委员会相继建立，全国的混乱局面终于逐渐缓解。广东省革命委员会是在 1968 年 2 月 21 日成立的，随着 9 月 5 日西藏、新疆最后两地革命委员会成立，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全国运动进入到了新的斗、批、改阶段。斗批改的主要内容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三、让我再活次命吧

    清理阶级队伍，就是又一次大规模审查干部，中层干部离岗办学习班，个人写材料交代历史情况。我已写过多次了，无非是把过去写的再重复写一次，然后组织上派人外调核实，所以这次还算平静度过。

    我后来才知道：得罪了分管领导后，六五年底趁我四清，政治部就进行了审查，派两名干事远赴东北，找到我家乡、我的前妻等五五年政干校审干都没找到过的同学、战友，包括一些对立面，无非就是查我有无历史问题。他们甚至还诱使我的前妻：他都抛弃你了，难道你不恨他吗？这次，我们可以为你做主。还好的是，这次审查没说我是日本人了。

    那时，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虽然比起早前跳“忠字舞”、家里要贴“忠字墙”“早请示”“晚汇报”“斗私批修”消退了很多，但一有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就要上街，敲锣打鼓宣传，游行庆祝，叫做“毛主席指示不过夜”，漏夜大造宣传声势。谁要是迟缓，就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这可是个不得了的大帽子。有时还要连续几天，到农村、郊区等偏僻地方去宣传。

    几次下来我受不了啦。一天，我的胃病犯了，晚上胃疼得没睡好，白天还要继续上街游行宣传，于是我向小组长请假去看病。小组长原来是个科长，对我也还尊重，批准了我的病假。但不知是上级的意图还是什么原因，第二天的小组会上，就没点名的批评上了：“我们一些老同志啊，还是要学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要批判活命哲学……”

    我生气了，因为没点名不便发作，何况我已不是在长沙政干校时的动辄跟人干架的年纪了，但不管怎么样，我要作弄下这小子。

    于是第二天，我又请假看病：“让我再活次命吧。”他一愣，看我态度尚好一时不便说什么就同意了。 过了几天我又去找他：“我还想活次命……”

    他无奈又同意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找他，一见面他就说：“得、得，老同志，你想看病就去看吧。”

    以后，一遇外出游行等活动时，我就请假：“再给我活次命”。

    四、“五七”大队政委

    不久毛主席发表有关“吐故纳新”的指示，主要精神：吐故——就是清除审干中不合格的干部；纳新——就是提拔年轻人取代被清除的干部。我们这批中层干部离职参加审干，岗位上不能长期没人负责，按照毛主席“吐故纳新”的指示，广州民航局提拔了一批年轻科处长，我们这批人，审干结束绝大部分回不了原岗位，成了“编余干部”。

    此时，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热潮，干部亦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到农村去办“五七”干校，一边在农村劳动锻炼，一边等待组织结论。

    广州民航局根据实际情况，成立了临时性的“五七”大队，学习班的干部都转到“五七”大队，将机场跑道南北两头、东西两侧的荒地开垦出来种水稻，从事农副业生产。居然让我当“五七”大队的政委，原局办公室主任邓明一当大队长。我是即下放又不完全是下放，即罢了官又不完全是罢官。

    五、又成为军人

    1969 年 4 月 1 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此时，国际上我国和苏联的关系日益恶化。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1969年 3 月 5 日和 15 日，我军和苏联边防军在东北的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党的“九大”会上，毛主席提出“九大”的任务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准备打仗；全国备战备荒为人民。不久，毛主席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指示，全国“7 亿人民 7 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备战形势越发严峻。

    1969 年 10 月 31 日， 民航总局党委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关于进一步改革民航体制和制度的请示报告》，11 月 20 号，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了这个报告，决定：民航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成为空军的组成部分，各项制度按军队的执行；民航总局对外名称不变，仍为国务院直属局；民航各级机构的设置，按照空军机关、部队的组织形式进行相应的改革；民航实行义务工役制；民航基建投资、生产资金、行政事业经费和其他经费由民航每年编制预算和计划，按军队系统上报，由国家统一拨到军队；民航的企业收入亦由军队系统统一上报。我们发了领章、帽徽和军装，又成为了军人。

    没想到，1965 年 7 月，根据国防部长林彪的命令，我们从军队来的保留军籍的 42 名团以上干部集体转业后，时隔四年会再一次穿上军装。

    离开了奋斗二十年的军队，以后时时想起，非常伤感。毕竟五年血与火的战争年代，激情洋溢的部队生活，渴望带兵打仗的向往，就这么终结了！虽然来到民航，对迟早会离开军队也有预感，但真的这天来临了，还是深感遗憾。没想到在当前战争形势的需求下，我又重新穿上了军装！

    六、到河南省局帮助工作

    广州民航局下属的河南省局地处中原要地，省会郑州市紧邻黄河，京广铁路上的黄河铁路大桥和郑州火车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京广铁路、陇海铁路交会于此，战略地位重要。为应对战争的严峻形势，加强河南省局领导，要调个有战争经验的人，上级想到我。六九年下半年，派我到河南省局帮助工作，有意让我到河南省局当副局长。

    让我政工干部改行当行政干部？我有所顾虑：“是否认为我不适合当政工干部”？但大敌当前用人之际，要服从准备打仗的大局，我还是欣然从命。

    一晃数月就过去了，已是七○年夏天了，任职命令迟迟未下，我想看来是黄了。此时，中苏矛盾有所缓解，最紧张时刻已过，我只身一人在郑州，爱人也早随广东省政府的干部下放到英德“五七”干校，女儿孟微已于六九年底参军，还有两个孩子在广州需要照顾，长期如此，家庭分散也不是个办法。我要求回广州，得到批准，1970 年 8 月，结束了我十个月的河南省局帮助工作经历。

    七、挖防空洞

    运动继续进行中，在“抓革命、促生产”口号下，社会各方面的秩序逐步恢复。广州空军、广州军区、省委、省政府落实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相继成立了“五七”干校。去年“五七”大队的学员们，随着广州空军大部分去了广西鹿寨的广空“五七”干校。此时审干已基本结束，去广空鹿寨“五七”干校的干部们，除个别所谓有问题的受处理外，陆续安排工作，主要去了湖南“支左”。通过军管、三支两军、 “三结合”，军队已深深介入地方，政府机关、厂矿企业、文教卫系统，到处都有军队干部在“支左”。

    我渴望去“支左”。运动前的那场风波，始终是个未解之结。我不想在广州民航干，希望能换个环境，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不久，我不得不接受了修建机场防空洞工作。

    这还是为落实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指示，全国各地各单位为“备战”确定的工程。为防止苏联的突然袭击，各地、各部门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条件的地方修建一些防空设施，局里决定在当时偏僻荒凉的后山，现在的民航医院脚下修防空洞，已动工多时了。由一位老处长负责，带几个技术员，主要靠新兵和各单位战士，轮流施工。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让我接手那位处长工作。

    地下施工有危险，主要怕出现事故造成伤亡。我们不是专业施工队，轮流来挖洞子的战士年轻，都是些大点的孩子，没有施工技能和经验，万一出了工伤事故，没法向上级特别是他们的父母交代啊！因此一直是靠人工挖掘，进度很慢。我原来的老首长王居义，运动前就调到与白云机场一山之隔的同和广州军区工程兵司令部任政治部主任，可惜运动开始没多久就被打倒了，但还有其他一些老战友。经上级同意，我联系他们派来一些工程兵支援。他们是专业人员，采用打眼爆破方式，工程进度大大加快。

    虽然工程兵是专业队伍，但也不可能不会遇到事故，因为是改为爆破施工，对地质的震动大，塌方的危险也更大。我深感压力在身，不敢怠慢。除了身临施工一线深入掌子面指挥外，特别是爆破前后，我一定要亲到现场，处理爆破以后的工作。经常夜半三更才拖着疲惫的身躯，一身水一身泥回到家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呐！ 1971 年 4 月，在没有发生事故没伤亡一人的前提下，防空洞工程终于完工了。从前年准备打仗到河南帮助工作，到这次接手防空洞工程，我也是憋着一肚子气的。因为当时，凡是有问题的干部，除了隔离审查办学习班看管起来之外，就是去劳动，历史情况一时审查不清的也亦如此。挖防空洞，别人很容易有这样的理解和看法。而自己又不可能“此地无银三百两”逢人解释，因此要承受别人的误解，孩子们在外也抬不起头。在“准备打仗”背景下，要顾全大局，现在工程结束了，老子不干了！我找到分管的李心从副政委，他是广州军区我们一批来的干部。原是 127 师政委，经广州军区的老首长等人介绍，他了解我，同情我的处境。当时主要领导都不在家，他主持工作。我向他提出：“你们不用我，又不让我走，现在‘五七’大队我去过了，河南省局去过了，防空洞也挖完了，你们还有什么说的？我不干了，要走，去支左。你们不联系我自己去湖南联系”。

    他深深叹口气：“看来也留不住你了，其他领导都不在，我批准了，你去湖南联系吧”。

    八、想去“支左”

    我的大儿子得了肾炎，顺便带他到长沙找李西山看看，反正学校当时也不怎么上课，主要是去工厂、农村、部队，学工、学农、学军。四月份的一天，我带着他坐上了经过长沙的 16 次特快。

    我已打听了，五二年在武汉高干班学习时的学员大队副政委赵广恩，现任湖南省革委会政工组组长。在高干班时就认识我，对我印象很好；后来曾任广州军区宣传部长。我在 47 军文校当训练处长时，改革教材上报军区宣传部审批，就是他主管的，他也赞扬我：敢把总政下发的课本改了。我找他去。

    湖南非常缺干部，省政工组长就是管干部的。几天后，我按约定去见他，他非常欢迎我来湖南。到长沙后的一天晚上，我去他家拜望没见到他，他爱人也认识，当时就跟他爱人讲了我的情况和想法，请她转告首长。这次一见面他就说：“你来任省宣传组副组长兼湖南大学革委会主任”。

    我吓了一跳：“首长，这湖南大学我可干不了啊，那可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你行，我了解。手续马上就办，你接到调令赶快来……”首长工作很忙不便多打扰，我敬个礼告辞了。

    省宣传组即相当于原来的省委宣传部，为体现平等、无等级差别，革命委员会都叫主任、副主任；各机关不分科处厅司，都称“组”，连军委机关都叫“办事组”。在广州民航局来支左的干部中，大部分是在县里和企业，省直厅局的很少，当一把手的更是没有，而我是在省委宣传组，宣传组副组长兼湖南大学革委会主任，主管湖南大学。这当然是赵广恩对我的了解和信任。我深知责任重大，也感激赵广恩的知遇之恩。在长沙待不住了，我赶快回到广州向李副政委汇报：湖南同意接收，马上发商调函办手续。出于防范心理，我没有讲具体工作安排。我在家一边收拾行李做搬家的准备，一边等着手续等调令下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迟迟不见动静。慢慢地去长沙支左的人传出来湖南对我的工作安排，我深感不妙。时光在流逝，我知道去支左没戏了。

    唉！其实还是那个结啊！此时，广州民航局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有几位领导调出调进，那位首长的地位现在已经很稳固了，可谓一言九鼎。迎合、巴结的人趋之若鹜，我天生不愿如此。虽然我的女儿六九年底当兵，三个女兵名额，我的女儿三分有其一，是那位首长点了头的，足见他对我的用心。“五七”大队当政委、去河南、修防空洞，关键时刻他也用我，觉得我还是有一定能力，李心从副政委也讲过；但又总觉得我不听话，不放心，不是圈内之人。四清前的那场风波，作为下级我不可能再去找他谈，而他作为首长，也始终没找我做个解释，这个结没有解。

    现在看来，我也太傲气了，心胸小了点，女儿参军应该表示下感谢，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时可不是当年四清时了，全国青年都以参军、当兵为荣，当然私下里人们还有个背景：不当兵就要下农村去当知识青年。多少人找门子托关系，为孩子当兵而求奶奶告爷爷的，特别是女兵，更是一名难求！我已几年招呼都没和那位首长打过了，女儿当兵更是没找过任何领导，是女儿自己报的名，居然就批准了！这极大地出乎我的意料，是根本没想到的事！从私人角度讲这也算是有恩于我啊。可是，我一直沉浸于当年风波的耿耿于怀，不买他的账。而他觉得我还是有可用之处，不让我离开，也是想有时间找机会慢慢转化。

    我因此始终不安心广州民航工作，想走，想离开，但现在，走又走不了，我彻底失望了，又不愿低头缓和与他的关系，当个“休息干部”，终日在家无所事事也不行。我回想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经历，想起自己的一步步，从东北战场，到万山群岛……再想起了五八年，在 47 军文校为迎接建国十周年，上级布置“文化大跃进”、大搞文艺创作，为国庆献礼，被逼着接受文校要写两部电影文学剧本的任务……想想这又是一段故事：

    当年刚到47军文校不久，到广州军区参加相关系统会议：你们文校知识分子多，秀才多，布置文校要写两个电影剧本!

    军队就是这样，什么时候都有个“命令主义”，由不得你解释、申辩、讨价还价，“这是任务”。

    于是，我带着这两个电影文学剧本的任务回到文校，向校长、政委汇报。

    “谁叫你接受这个任务的”校长板着脸问道。

    “啊”？我愣住了。这样的会议布置的任务，我一个基层干部怎么能够抗拒呢？

    “你接受的任务你就负责完成一个”政委说道。

    “这……这……我文化低，是不是首长在全校教员中研究选拔一下人员和题材……”

    “就这么定了”两位领导狡猾的笑着如是说。

    唉！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这“不是赶鸭子上架嘛”！还是由不得你解释、申辩、讨价还价。

    “好吧”我无奈地答应了。

    我一直为参加了万山战役而自豪，也渴望能有反映万山战役的文学作品问世，但从没想过要自己来写，现在既然被逼如此，何不试一试？再说我也一直有写写画画的小爱好，四六年初第一次进教导队时，我就时常编些小节目，在队里和郝琼搞些小表演；四七年三打四平负重伤，在海伦县养伤，我也编过个小话剧，并亲自反串演个小姑娘角色。反映万山海战的电影文学剧本，也是对我参战将士和牺牲烈士的纪念啊！

    可这次——毕竟是电影文学剧本啊！

    “管他的呢”！这毕竟不是战争时期的战斗任务，大军区命令主义，其实也有点“赖”；文校两位军政首长也是“赖”，我既然推不掉，就应承下来试试吧，实在写不了，我也就“赖”吧，难道还处分、枪毙我不成？

    因为文校教员们的文化程度都比我高，我怕人笑话不敢声张，开始时主要利用休息时间和回长沙探亲时（基本是）偷偷地写。暂定的剧本名字是《永不沉没的战舰》。电影剧本不是短时期搞得出来的，要仅过反反复复多次的不断修改打磨。六一年文校改编，当时的校长、政委、我都调离了改编的文校到各师团任职，这个任务也不了了之了。

    领导的压力是没了，但出于一种激情和舍不得放弃已经初就的成果，六一年我还带着经反复修改的《永不沉没的战舰》初稿借回伊春探亲时到沈阳拜访了已任沈阳军区副司令的当年指挥战役的131师师长刘永源将军，献上初稿征求意见。

    虽然不想放弃并不时地利用闲时还翻阅修改，但毕竟军务繁忙后又来到民航，忙忙碌碌中书稿也搁置多时了。现在，我何不趁此闲机再写起来？缅怀先烈，反映军事故事，也好消磨时光。于是，我开始整理所存资料，重新修改剧本，一心不闻窗外之事。

    九、我又发火了

    时间一天天在流逝。一天下午，团以上干部集中乘车去广空传达文件。此时，中央高层斗争激烈，新的路线斗争已经开始，毛主席南巡，不断接见各地党政军干部，吹风打招呼，这些当然都是后来才知晓的。

    回来的路上，另外一位休息干部悄悄告诉我：“昨天你干啥去了？没参加会。会上你被点名了。那位首长批评了，说你是‘拿着工资不干活儿，到处溜溜逛逛’。当然，这也是杀鸡儆猴，敲打我们这批人……”

    点名？敲打我？顿时我火冒三丈：“昨天我去中医学院看病，没接到通知啊，什么时候通知开会的？”

    我越想越气：我拿钱不干活？是我不干活还是你不安排工作？到“五七”大队，去河南省局，挖防空洞，这些工作我不都干了吗？跟你讲过价钱吗？去支左，你不让我走；又不分配工作。四、五年了，从来不找我谈，我犯了什么错？是走资派还是三反分子？还是历史有问题？不行，这次要给我个说法！

    于是，在几十人的大客车上，我发起飙来，高腔大嗓破口大骂。见我发火了，又指名道姓针对那位首长，全车顿时无人吭声，更没人敢劝阻，静听我大骂。

    丁字路口车到站大家下车了，我在人群中继续骂，干部们纷纷躲避，与我拉开距离，快速离去。我见到我的党小组长追上去：“你是我的党小组长，我现在向你反映我的思想问题，我对领导有意见，这些意见你要反映上去……”

    回到家吃完晚饭，广州此时仍是夏天，白天日长天未黑。在我家走廊望去，只见不断有人往那位领导家赶去，应该有不少人是去汇报的。

    我余怒未消，第二天，继续借找我的支部书记反映思想问题，来到机关办公室，参谋、干事们见我还算客气，点头招呼，我又开口大骂开来。

    参谋干事们都大惊失色，纷纷借口上厕所，打开水溜走了，骂着骂着办公室就剩我一人了，于是我又到另一办公室。只要有人，我就借机发挥一番，直到找到支部书记。支书已知道情况，只能安慰我，劝我息怒，答应向上汇报，叫我等候通知……

    这次是我一生中最大一次发火。自从六五年那次政治部全体干部大会，积累六年了！那场会上所受的委屈窝堵至今！我是什么人？是想挑拨领导关系的人吗？是挑拨了领导关系破坏党委团结的人吗？是想借机选边站往上爬的人吗？是有政治野心之人吗？

    我带病下乡搞四清；这次新的政治运动初期履职第一线，做造反派工作至“曹孟事件”；后期审干，面对大批不同资历、不同年龄的干部和首长夫人们，难管难缠难对付的“五七”大队，让我去当这个难伺候人的“保姆”政委；我的审干简单明了，但审查清楚了不安排工作，干校不让去，支左不让去。还经常担负湖北农场专业飞行、海南和一些基层单位协助处理一些突发事情的临时性消防队长的工作。要打仗了，让我去河南省局，十个月不下任职命令，回来后仍是等待分配，结果待分去挖防空洞。既然你不尿我，我就走嘛！自己到湖南联系支左，你还不让走，你究竟什么意思？究竟怎么评价我？在你眼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难道就是“光拿钱不干活的人”吗？不行，这次你要给我讲清楚！

    第二天晚上，身居一言九鼎的那位首长派政治部干部处干事小陈来找我，因我外出，陈干事三次来家才撞到我，通知首长找我谈话。还好，这次还算有点老干部的传统、作风、气质和风度，面对问题不是绕着走，面对矛盾，不是躲着行，这和现在的很多领导不同。我本来估计最多可能是派其他领导或机关某部门领导找我谈话，没想到他居然能放下身段，终于亲自找我谈话，我欣然前往。

    我的大儿子吓坏了，他已 16 岁了，经历同学们中今天还是干部子弟，一夜就成为叛徒、特务、狗崽子、黑帮子弟和反革命家属的太多事例，他也懂事了，说害怕我被扣押，睡不着觉，迷糊了一夜。

    到领导办公室已经晚上十点了。机关大楼静悄悄地，听到脚步声，首长走出他的办公室和我握手，边说：“听说你发火了，不要当发火的将军嘛！我们好好谈谈吧……”

    我和这位首长终于进行了多年来难得的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

    十、九一三事件的心灵冲击

    和这位首长夜谈，终于一泄积累六年的怨气。没想到不久，1971 年9 月13 日，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发生了，这就是九一三事件。

    事件对我党我军的影响巨大。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太多，我就不再重复了，仅讲我自己。我们是不久到广州军区集中传达中央 57 号文件的，好似当头一棒！

    事件的主要人物是原第四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

    事件对我如晴天霹雳，惊雷震荡！几天来，我都头昏脑涨，晕晕乎乎。说实在话，我就是在四野部队成长起来的，这位领导人是我们第四野战军的统帅。第四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的战绩是明摆着，谁都清楚的；第四野战军在各个野战军中的战斗力也是明摆着，谁都清楚的；第四野战军全军将士，就是我个人对他的敬佩、崇拜，都是不用说的。

    这位领导人除了在战略上，特别是大兵团作战指挥上令人佩服，在战术上的建树，一点两面，三三制，四种情况，四种打法等等，我们都是如雷贯耳，背得滚瓜烂熟，并在解放战争中亲自学习实践和运用，六十年代初我还写过学习体会的回忆录文章，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

    跟着他打胜仗，这是几年来解放战争中我们形成的概念。

    “某某的命令往下传”这首歌，当年在四野的基层官兵中广为传唱，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一样人人都会唱，基层官兵都为自己是他的战士而自豪。而且后来是副统帅，接班人，写进党章的……

    现在一个筋斗从天上到地下，这个弯子也太难转了！但难转也得转啊。

    我虽然是这位领导人的崇拜者，但毛主席在心中的最高地位还是不可动摇的，这也是参加革命多年树立起来的坚定信念。我又长期学习了党史、军史，学习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明白毛主席在中国革命中地位的形成、地位的重要性和地位的作用，明白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形成，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和巨大作用。中国革命二十二年武装斗争的一切胜利，首屈一指的功劳是毛主席的！相比所有党政军高级领袖，毛主席的威望无疑是最大的。这个时候站队，必须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只能服从党中央，服从毛主席。随着时间的流逝，有关九一三事件大量材料的揭露和批判，心情慢慢平复下来。

    因为民航是现代化的交通运输工具，高层对民航和空军的控制都是非常重视的。

    这次路线斗争中，空军陷得很深，民航系统也不例外，我们广州民航局更是如此。这位领导人的儿子多次来白云机场进行相关活动，被中央点名是陷入较深的重点单位，我们去广州军区集中传达中央 57 号文件后，广州民航局的军政两位领导就被扣押，以后白云机场和全国各地的机场一样，派陆军部队和工作组接管。

    所幸我是挂起来的“休息干部”被边缘化了。同时，我后来埋头整理剧本，一心写作极少外出，更少串门。已是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这位领导人儿子来白云机场我一无所知，没人告诉我，我也从不打听，何况他来本身也保密，除了线上的人，就是在位的一般人都不知道，我因此躲过了这场全国性的政治风波，否则，凭着我对这位领导人朴素的崇拜之情，在他任空军作战部副部长的儿子到来之时，服从领导，积极配合，努力工作是很自然的。广州民航局除了定性一些死党之外，在位的中层、基层干部基本上分别被定性为“骨干”“上贼船”“沾了边”的，是根据上级交底的深浅，本人知道内情的程度定性，最低的定性是“沾了边”。真是“歪打正着”啊！我又躲过一劫，越想越不禁暗自庆幸，感叹多多！

    虽然没被定性沾边但还是沾了点边。九一三之后，中央当时高度保密，严格逐级层层传达，同时采取一些应变措施，以中苏关系紧张加强战备准备打仗名义，命令各部队采取相应措施。广州民航局也成立教导队，训练战斗骨干。前几天和那位首长大吵一场之后的夜谈，初步化解了矛盾，此时自然又被看中，安排我当临时成立的教导大队队长，集中训练基层干部——这是我一生中第四次进教导队——也是最后一次。这次进教导队又给我添了麻烦。我到任工作了几天，57号文传达到了我们这级，广州军区开会传达回来后，教导队就解散了。

    工作组对我这段还是进行了审查，很快做出结论解除了对我的怀疑。

    尽管如此，我还是一直没有安排正式工作。其中上级也有过研究，一会儿说是去广西区局当副政委，一会儿又说是去湖南省局当副政委，也有说去湖北省局的等等，甚至都和我谈过话了，始终没成，我继续当个“休息干部”。

    当时全国的政治局面极不正常，毛主席晚年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四人帮”得势，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先是批陈整风，到批林整风，到批林批孔批周公，一会儿是评水浒、一会儿是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会儿又是反对资产阶级法权……邓小平出来了大搞整顿，短短几个月，全国各条战线都有了新气象，刚有一线希望，没多久又被“四人帮”批为“右倾翻案”，要“反击右倾翻案风”又下台了，让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运动不断。但早年的运动，依靠对象、运动重点和步骤、具体政策、都是清晰有序的，运动进行可预期，可掌控。斗争对象就是反对和打击一些错误思潮的人和事，虽有扩大化和过激之处，但整体伤及面还是不大的，起码运动中死个人还是惊天大事。过去我参加的三反和四清，也死过人，还是不法资本家和四类分子，当时都是了不得的事，负面影响很大。可现在所谓造反派、保守派的对立，动乱太大了。

    在职就必须执行上级指示，基层工作面对活生生具体的人和事，无非就是团结人、表扬人、批评人、教育人。可现在上层变化频繁，政策多变，如何去团结人、表扬人、批评人、教育人呢？

    社会上造反派保守派的对立，在单位也造成了极大的干群对立，地方上结合进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在”四人帮”一伙的支持下，不断找茬添乱。民航系统虽说是正面教育单位，但受地方影响，无政府主义，无组织、无纪律，不服从领导，抓领导辫子等等内斗不断，工作也很难开展。

    这样的局面还要维持多久呢？这次运动何时才能结束呢？开始时说是二至三年，可现在都几年了？

    我也想开了，工作安排随他去吧，我乐得其所！不求人，不找领导提要求乱反映，一心埋头写剧本，一头沉浸在对战争年代、对往事的回忆之中。每每回想到经历过的点点滴滴激情之处，经常热泪盈眶。

    十一、“休息干部”边缘化，埋头写剧本

    从七二年开始，为改变当时文艺界“八亿人民八个样板戏”局面，中央决定要丰富文艺、文学、艺术创作，提倡创作更多的文艺作品，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改变文艺界作品少的局面。万山群岛战役是广东省的重大题材，我的剧本交到珠江电影制片厂，厂方很高兴，送相关单位审查，得到重视和肯定，决定上这个本子，组织创作班子修改剧本。

    创作班子自然要我参加，于是每周一派车接我到珠江电影制片厂修改剧本，周末派车送回家休息，期间也以创作组的名义重返万山群岛，和创作组其他人员一起到部队深入生活。

    文艺创作也不好搞，这次运动就是从文艺界开的口。六六年之前拍的电影，基本都被成了毒草，上百部电影被封存，有的还组织批判，作者和主要演员被批斗，有人也劝我风险太大。

    那时，所有的文艺作品必须按照“三突出”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在主要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即中心人物。八个样板戏和运动后期创作的作品，中心人物要高大上，要完美。结果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脸谱化，一看就知道，群众说一出场就知道是好人还是坏人。

    群众还戏称作品里的中心人物都是光棍，男的没有妻子，女的没有丈夫，大多没有家庭，或者家庭不健全，而且女的中心人物多过男性，“阴盛阳衰”。

    军事题材本身就要突出英雄人物，就是男性世界，少女性，少男女私情，对此还好办，难办的是要紧跟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政治中心，特别是政治人物，要随着政治人物的起伏而调整。

    稿子改了一遍又一遍，不是中心人物还不够高大上，就是群众作用少，不符合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或者没有学“毛著”内容。除了要反映学习体现毛主席军事思想、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之外还要紧跟政治形势。中央号召学习理论，就要有加强部队认真学习理论的内容；林彪垮了，要有批判林彪的干扰；邓小平第二次复出搞全国整顿，要有加强军队整顿的内容；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剧本又要改：“在一艘现代化战舰上，官兵正在批邓……”这样的机会主义实在让人受不了，也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任。

    时间长了我和创作组珠影厂配的导演意见分歧很大，加上当时全国各单位经常停顿工作搞运动，特别是后来，创作在时断时续中进行，直到七五年五月，我终于被安排工作出山了，剧本修改就此搁手。

    十二、重出江湖

    1975 年 5 月，我终于被“落实政策”，结束“休息干部”身份安排工作了，正式任命为民航湖南省局副政委。

    从六八年底到 1975 年 5 月，我离开正式工作岗位连头带尾的算已八年了，抗战才八年啊！当然，在全国当时的大环境下，和那些我所认识的一些老首长比，和国家党政军那些高级领导人的遭遇相比，我真是很幸运的了。运动初期，虽然遭遇“曹孟事件”的一阵批斗，但没戴高帽没游街，没挨打也没受到人身侮辱；虽然被罢了官，但没进牛棚遭关押，连“五七”干校都没去，在短暂的临时性的“五七”大队还当政委；虽然长期被挂起来边缘化，当休息干部，但躲过了九一三之大劫！这真是不幸中之万幸。而且还能和家庭和孩子们在一起，虽然老婆跟随单位省人委系统去了英德“五七”干校，但很快她就结束审查，安排在她们干校总校政工组，从事审查干部和干部分配工作，经常外调和将审查完的一拨拨干部分配来回广州奔波，这样，除了已当兵在兰州的女儿，全家人常可团聚，在当时的环境下实属难得的啦！

    从五八年离开政干校，阔别多年，我这次是第二次回长沙工作。虽然单位不同，但湖南省的党政军圈子不是很大，原来我和余凤英的熟人也大都还在。当时民航还属空军序列，我由原来穿黄裤子的陆军改为穿蓝裤子的空军，也让熟人们难以想象，湖南省民航局没有政委，我自然是政工口的一把手。我明白这是出于长期对我负面影响的结果，上面对我不是很放心，任命个副政委，先考察我一段——这也是使用干部的经常做法。但想起第一次在湖南政治干校的经历，难免有些得意之情：那些当年要打我是日本人、特务、反革命的人，你们现在有什么说的呢？特别是那个“不打我个反革命就不姓马”的人，现在你该姓什么了呢？

    民航湖南省局是当时全国民航系统比较乱的单位之一，湖南又是当年全国动乱厉害的省份之一。省革委会里，造反派出身的人能量很大，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了几年了，湖南依然派性严重，造反意识浓厚，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各单位纪律废弛，群众不服管，难管；干部不敢管，不愿管。我到职不久，就发生公共汽车司机罢工之事，广州军区派了一批部队司机支援，当时公共汽车的司机都是军人，保证城市公交运行。

    湖南省局在长沙市南郊的大托铺机场。大托铺机场驻有空军航空兵第 18 师，属军民两用机场。此外，还有空军飞机修理厂第 19 厂的几个车间和空军雷达 9 团；还有省军区一个警卫连，担负机场北头一个毛主席别墅的日常驻守任务，主席来了他们就转为外围警戒。

    省局局长杨太发，原是广州空军的干部。1961 年就来湖南省局当局长。它既是广州空军的老人，也是湖南省局的老人，资格很老是位抗战干部。

    副局长杜国光，原是天津民航机专学校的副校长，运动中受很大冲击，吃了不少苦，早我两年多落实干部政策，调来湖南省局，也是一位抗战干部。

    还有一位副局长李凤文，是湖南省局老领导，他资格也很老，属红军干部。此外，还有一位早我一点调来的副局长傅传金，他是我国较早的飞行员，飞行干部，当时配班子很强调要有懂飞行的干部。

    政工干部原有一位王春新副政委，也是省局老领导了，三八式的干部，他兼任政治部主任。

    十三、老子当兵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呢

    那时候中央的文件特别多，动不动就要开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同时要结合中央要求，部署贯彻落实的具体措施。

    一个晚上召开全体人员大会，传达中央文件。按常委之前研究分工，我传达完文件，结合分管工作作具体部署。我正讲话时，一声“报告”跟着一个人就站起来提问。我还从未见过这种情况呢！顿时火起：这还像话吗？我一拍桌子大喝一声“坐下”，跟着就骂开了：“你懂不懂规矩？没有批准就站起来，哪个条令里这样讲的？你还是当兵的呢！懂得上下级关系吗？懂得组织纪律吗？懂得下级服从上级吗？”

    ……

    我越说越气继续大骂：“老子当兵时，你还穿着开裆裤呢！”全场顿时震呆了！运动几年来，还从来没有哪个领导敢在大会上这么骂人，只有领导被群众指责、质问、训斥、顶撞的。我骂了一阵，也意识到脾气发大了，逐渐控制情绪，慢慢平静下来结束大会。

    会后有人说我骂人没有领导干部风度，没有修养，但都知道了我脾气大，知道我不好惹。广州管理局和北京总局都知道了，评价说：他骂人是不对，但有时候不得不骂。无形之中威信起来了。还是那句老话：鬼都怕恶人呐！

    我是班子里比较晚到职的，其他人在湖南都比我时间长。在那个动乱的年代，虽然中央再三要求“反对派性”，但当时的政治环境本身就存在着派性的温床，所以防不胜防。因为各种原因，干部和群众中难免产生了帮帮派派。我后来任职，光杆儿一个，也好，便于我脱离感情上的羁绊，在用人和处理问题上能更客观，使我能根据是非曲直和工作成效来处理问题、解决问题，来评价和使用干部。

    当时，我除了重视空勤人员工作，注重抓飞行员队伍建设——无论空军还是民航，这都是必需的，还较注意做好前几年陆续分来的民航各专科院校学生工作。他们早前普遍对民航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不相信，不理解，自然成为“造反派”，这在我们民航系统就是犯了错误。特别是总局院校新分来的学生，更是造反骨干，有的甚至打人，有虐待老干部行为。现在局势日趋稳定，是非也很清楚，怎么对待他们？是以胜利者之威居高临下，抓住不放，歧视他们进而报复整他们，还是原谅他们，善待他们？

    我首先重视他们。他们是建国后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这对我们知识分子缺乏的国家是宝贵的。

    其次同情他们。他们毕竟年轻，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难以跳出形势的束缚，得出清醒结论。

    同时理解他们。他们投身运动动机单纯，没有野心，和社会上的造反派不同；他们大部分出于听从毛主席号召，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不是为了自己夺权，谋取个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