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民航广州管理局
1963 年 8 月 29 日,中国和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简称巴航)签订通航协定,拟定于 1964 年 4 月 29 日开通达卡—上海—广州—达卡航线,广州白云机场升格为国际机场,并经国务院批准按国际机场标准进行扩建。
1964 年 1 月 3 日开始至 4 月 10 日结束,完成了第一阶段施工。同 月 26 日,巴航飞机进行了试航,认为白云机场符合该公司飞机起降标准,29 日晚,扩建后的白云机场第一次迎来了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首航班机。
接着又进行第二期工程机场扩建,工程量更大,时间也长,全部工程计划要到 1967 年 4 月结束。
民航面临了大发展的局面,原广州空军政委刘锦平调任中国民航局政委。广州民航更亦如此,急需大量干部,考虑到民航系统的军事特性,要从部队调干部来,但广州空军干部不够,刘锦平就向广州军区黄永胜司令员要求大军区支援,广州军区同意了,决定调 50 个干部到广州民航。
1964 年 6 月 1 日接到广州军区政治部命令:调我到广州空军分配工作。我于 6 月 5 日到广州空军政治部干部调配科报到。
调配科长看完介绍信又查对从陆军调来的名单后说:“你是分配去民航的”说完给我开介绍信,去白云机场民航广州管理局报到。
怎么?不是到空军部队?民航又是什么单位?我很失望,但既然来了,先去看看吧。
下午两点我来到白云机场。一进机场南门忽然听到有人喊“孟教导员”,看看不认识。“教导员,我是你的老部下原明呀!”
仔细打量一阵后认出来了:噢……原来是 9 连副指导员原明!自从五〇年打完万山群岛,我离开 392 团已 14 年了:“你发福了不敢认了,你什么时候调来这儿的?”
“五二年部队整编,392 团编到 41 军,我没去,转业到广州铁路局,以后从省交通厅调来民航,现在航修厂当副政委。”
我俩边走边谈离开 392 团的各自情况,他把我送到局政治部干部处。处长边英韬热情接待我:“昨天收到你电报,上午派人去车站接你,没有接到……”
我没交出介绍信:“部队工作还没交代完,我是来看看的,请介绍一下民航情况好吗?”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民航就是民用航空,是高级运输企业,五〇年成立了军委民航局,军委直接领导,五八年又改归交通运输部领导,各地的民航管理处归各省交通厅领导。由于民航飞行涉及国家制空权,所以现在又改归空军领导。
北京设民航总局,全国六个大区相对应设立六个管理局,广州民航管理局是正军级单位,管中南地区五个省民航局;广州有第六飞行大队,执飞 12 架苏联造的伊尔 14 飞机;还有航修厂,航修厂下属四个车间;还有局直属各机关及一些业务单位,归局直政治处管。
民航的干部大多是从空军调来的,陆军也调来一些。校官以上的保留军籍、军衔,一切待遇和空军一样,服装、工资都由空后发放;尉官一律办转业,你来了之后边工作边了解情况……”
“我来干什么呢?”
“接到你的档案后,局党委决定任命你为政治部的局直属政治工作处处长,已上报总局。直政处和陆军军部一样,管炮兵团、坦克团、警卫营、工兵营等直属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局直有多少个单位?” “大大小小二十多个单位。” “干什么工作由组织分配”我敷衍道。
在招待所住了两天,为了解情况,我到候机室及各机关转转,觉得这里男男女女的不像个部队,很看不上眼,不军不民不商的,我不想干,第三天借口说回部队交代工作走了。
一、王居义批评
好久没见到我的老首长——原 391 团政委王居义了,何不路过韶关去炮 1师看看,他现是炮 1 师政治部主任。10 点钟在韶关火车站下车,中午到炮 1 师见到王居义,他十分高兴,请我吃饭边吃边聊。我讲了调民航的事,说:“我看这里是企业不是部队,军不军民不民的,我不想干,47 军不要我,我到县兵役局去……”
王听了后有点不高兴:“你呀,错了。你还不知道民航的重要性,建国后美帝国主义一直在各方面封锁我们。过去我们要出国只有靠苏联,路过苏联出去,现在苏联变成修正主义,也在空中封锁我们。我们和巴基斯坦决定今年互相通航,这样我国的出国人员今后就可以靠西南这条航线走出去了,所以要加快建设民航。民航以前国民党两航起义人员较多,现在要从军队调干部去改造民航,空军干部不够才从陆军抽调,我们部队也调去了一些干部。
民航是复杂,工作有困难。你呀,过和平生活惯了,怕困难了,这还像你孟宪章吗?那冲劲、那干劲哪去啦?你的思想有变化了?你不想国家利益,党的利益了?想下地方过安逸生活,怕困难?变了……变了。”
被他这劈头盖脸地一顿批评,我脸红了。想想过去战争年代,是他那批领导培养了我。那时,王居义见面从来就没个笑容,总是板着脸挑毛病,实在挑不出了,还要挑你不是帽子没戴正,或者是风纪扣没扣好,军容不整等等,我们基层干部都怕他,老远见到他就躲避,绕道开溜,经常是被他叫住又批一顿。他大会小会上经常说:带兵就是要抓干部,慈不掌兵……
平时常批评,关键时信任,哪里有困难就叫我上,打锦州时,他决定叫我带一个排坚守馒头山,打败敌人又给我火线立大功……
今天我接受他的批评,民航既然如此重要,为了国家、党的利益我改变主意,同意去民航。
在他们招待所住了一宿,第二天我又回到广州民航局,见边处长交了介绍信。
二、广州民航局的情况
局长王雨青原是空 7 军副军长,现任广州空军副参谋长兼广州民航局局长;政委米加农原是武汉空军驻河南空23 师政委。副局长周玉清老红军,原民航处长;副政委李新从原是陆军 127 师副政委;沈阳空军某师长崔双纪、空军某基地主任高天雄也为副局长,局政治部主任杨心田原是广州空军组织部长,还没到职。干部部部长边英韬原是武空政治部副处长,宣传处长曹庆华原是广空 18 师某团副政委,组织处长王曙勃原是广空组织部档案科长,保卫处长范景和原是广空保卫科长,各处的干事都是从空军、陆军来的,团以下尉官都办了转业手续。
我们直政处有四名干事:女干事余家惠是曹庆华的老婆,杨仁灿也是 47 军来的,张天太是炮兵来的,李平是广空后勤部来的。
6 月 20 日召开局直各大小单位的干部职工大会,管理局周副局长宣布总局对我的任命,同时还宣布局党委的决定,局直党委会由周兼任书记,我为副书记,委员有局办公室主任邓明一;后勤处长赵德保;通信处长高云保;运输处长陈祖俊;劳资处长刘国庆七人组成,同时宣布成立八个党支部。
一支部:航行处下属调度室、气象台有4个党员,和机务处2个党员、专业处2个党员合为一个支部,选出一兼职支书。 二支部:训练处1个党员、计划处1个党员、劳资处2个党员共 4 个党员,为一个党支部,选出一兼职支书。 三支部:通讯处3个党员,下属通讯大队 14 个党员共 17 个党员,为一个支部,41 军来的教导员孙亮为专职支部书记。 四支部:运输处 2 个党员,下属候机室 4 个党员、售票处 3 个党员,共 9 个党员,为一个支部,由广州炮兵来的协理员郭海任支部书记。 五支部:修建处 2 个党员,与下属场务队 13 个党员共 15 个党员,为一个支部,55 军来的指导员陈修滔为支部书记。 六支部:办公室及下属管理科、机要科、保密室共 18 个党员,由 43 军 127师来的协理员刘兴建任支部书记; 七支部:后勤处下属航材科、油料科、车队共 18 个党员为一个支部,由 55军来的协理员徐达任支部书记。 八支部:局政治部 25 个党员为一个支部。
以上八个支部,党政工作均归直属党委领导,周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实际党政工作由我负责,20 级以下的干部职工结婚、困难补贴都由直政处审批,我有 50 元权限。健全党组织后便开展工作了。
三、七一报告打开局面
很快就到七一了,宣传处长曹庆华对我说:“七一是党的生日,按部队要求进行传统教育,你作个报告吧,全局加飞行大队、航修厂一起参加”。
因为政治部主任杨心田还未到任,宣传处长曹庆华先来民航,暂时负责政治部工作,四月份中巴两国通航时,他还临时当办公室主任,与外国领事馆打交道。他布置工作我得执行。
怎样作这个报告呢?我想现在全国都在学毛著,还是以宣扬毛泽东思想为主题,于是按林彪在七千人大会讲话加部分党史来准备,我在政干校当过党史教员,这对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
七一这天全局开大会,飞行队、航修厂、局直各处室干部、职工都参加,曹庆华主持。
我讲的题目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从胜利走向胜利》
43 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经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胜利。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讲了以下几点:
1、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三个概念的定义。
(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用一句话概括“是资本主义上升时代工人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是恩格斯说的。
1840 年法国工人阶级在马列主义指导下一度夺取政权,建立巴黎公社,但是一个星期就被法、德、联军镇压下去失败了。这时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要取得胜利,一个国家不行要全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一齐起来斗争,所以他说:“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二)什么是列宁主义?“是资本主义上升到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是斯大林说的。
资本主义经过近百年发展成为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就是战争”。这时全世界的殖民地已被资本主义各国瓜分完,为了争夺殖民地资本主义各国发动了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德国发动与英、法、俄开打的,欧洲各小国也卷入,而各国的共产党人此时却都号召本国的工人、农民保卫祖国上前线。
因此,列宁号召各国人民反对本国统治者进行的战争。俄国军队响应,士兵们纷纷从前线跑回来,与工人一起于 1917 年打倒了沙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获得成功。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证明:一个国家也能取得革命成功。
(三)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是“世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各国人民走向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林彪说的。
为什么叫思想不叫主义?主要区别与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这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实际与马列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中国化的马列主义。他的核心内容是:
(1)武装斗争建立军队; (2)建立根据地,打土豪分田地解决兵源、粮饷; (3)党的建设。
2、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革命就前进、就胜利,反之则倒退、失败,党的三十年斗争历史事实完全证明了这点。
我简明扼要地通过回顾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土地革命时期的南昌起义、湖南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根据地建设思想,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建军思想,中央苏区后期的反“围剿”斗争,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如何正确对待统一战线、实行何种抗日军事战略方针,解放战争,抗美援朝,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
林彪说:历史完全证明了,凡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革命就胜利就发展,反之则失败、倒退。
3、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建设新民航。
根据广空政治部布置的贯彻林彪副主席指示,部队开展创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五好食堂活动,我们民航也要开展创四好单位,五好职工(飞行员)、五好空地勤食堂。
首先大家要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改造人生观。主要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端正服务态度。
要按各工种、各业务要求订出具体创四好、五好计划,每月小结,半年评比,全年总结上报,五好个人由直政处批准,四好大小单位由局政治部批准。
报告完了,下边一片热烈掌声,散会后纷纷议论“没有听过这么好的报告”。当时学党史、军史较少,系统地进行党史、军史教育的更少,因为大部分人都没听过,起码觉得新鲜。从此直政处威信大增,群众也由此认识了我,上下班的职工看到我都点头微笑。
四、局长批评
七一后我分到房子,在东山农林下路民航大院内。于是我回桂林搬家,全家人坐火车到南宁以后坐飞机回广州。民航机场以前在天河机场,干部职工宿舍在东山一带,是解放后政府没收国民党官僚的房子,住的很分散。今年建设国际机场,从天河搬到白云机场,原白云机场的空 18 师迁去佛山机场。为了方便工作,机场先盖了几栋宿舍楼,主要是局长楼、处长楼。
一天,王局长召开处长会议,拿出处长楼图纸征求意见,特别点名政治部的处长先发言,他们几位先来民航的处长都摇头不发言,点到我不发言不好,表个态吧:“看了图纸我没意见,只是……以后,再过几年我们孩子长大了,男孩女孩要分开住,这房子小了……”
王局长大声批评:“你们都说房子小,你们想要多大的房子?你们是来建设民航还是来享受的?现在国家刚摆脱经济困难,哪有钱呢?这还是卖了东山那几栋职工房来给你们修楼的(东山的职工搬到萧岗,住迁走的地主、四类分子房子,因为机场跑道和萧岗村只隔一道铁丝网),你们还说房子小……”
我听了很后悔,站起来:“局长,我错了……我的确有来民航享受的思想。” “叭”拍下桌子:“你坐下。”
局长面对大家继续批评:“你们还说小,按部队规定军级干部 180 平方米,我们局干部往下压缩了 20 平方米建 160 平方米,团级干部规定住 40 平方米,给你们加了 20 平方米,60 平方米,你们还说小!你们思想变了,忘了毛主席说的进城后两个务必……”
我心里震动,第二次站起来:“我同意局长批评,我是有点忘本了……” “叭”又拍桌子:“你坐下。你们讲怪话,说我们住将军楼,不顾下边职工死活……”
“局长,我没有讲怪话,你开会征求我们意见,提得不对你可以批评,我两次检讨都被你拍桌子挡住,为什么抓住我不放,我就是有享乐思想犯法了吗?”我火了。
局长一愣神:“我没说你。哎,政治部的,你们几位怎么不说话呀”。
晚上王局长到招待所对我说:“你没有讲怪话,是他们那几个处长背后乱讲,我是批评他们的……你呀,你忙着检讨啥?我两次叫你坐下,以后你不了解情况少说话,不要和他们混在一起……”
我这才明白原来是批他们。以后修建处长王 × 林来对我说:“老孟呀,你怎么顶局长呀?咱们要靠局长吃饭呀……”
“去你的,我靠共产党吃饭。”
以后另一位局领导对我说:“你还有点斗争性……我也不同意王的意见。”原来他支持那几位处长。
第二章 风波
七月底,分管政治机关的领导到任了。他听到群众的反映,对我印象还好: “你的七一报告很好,有点理论水平,你有实际工作经验,好好干吧”,又把配给他的烟票给我。 能得到主管领导的认可我当然也很高兴,但万万没想到,不久,这位领导偏听偏信别人的诬告,错误处理,我和他的矛盾不断激化,影响了工作,也对双方造成了伤害。
1、一人提两级
当时,国务院通知上半年全国按 10%比例涨一级工资,我们一个干部提了两级。这个干部是位首长的夫人,在原单位也是个基层领导,随调广州民航时,原单位来不及调级,但写个证明:“工作表现好应提两级”,现在来民航后就连提了两级,群众意见大,相关各部门都反对,局里不少其他首长也反对。
局干部处派人去这位首长夫人的原地区原单位调查,也去了这位首长的原部队调查,一位处长将此事偷偷告诉了这位首长,这位首长很生气,上告总局政治部,认为“同级党委无权调查,这样就乱了”。分管干部处的领导在常委会上不承认是他派人去的,这位首长借此整顿政治部,决定开政治部全体干部大会。
2、被告巫状
会前,这位首长分别找些人个别谈话通气,也找了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此事并说:“你是局直党委副书记,我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向你汇报,开会时你要主持公道。”
这时我才知道干部处派人调查之事,这肯定是有领导指派的,否则干部处也不可能擅自决定。现在,高层领导有矛盾,我们夹在其中很不好办,我想还是劝和消除矛盾的好,尽量解释:“你要批评干部处,政治部领导不会反对的,一定会和你站在一起的……”
这位首长又说:“现在他把持政治部,我都不敢去了……”
我说:“按政工条例政治部是党委的办事机关,你去谁敢把你怎样,这话你说过头了……”
第二天,政治部全体人员开会,分管领导叫干部处检讨,我想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板子打在干事身上,发言说:“这事是你们瞒着处长、领导干的,要好好检讨”。 没想到分管领导拍案大叫:“你不要葫芦揽茄子。干部处呀,你们一定要向首长好好检讨!我也要检讨。现在有人利用这件事在我们领导关系中撒了两把盐呐,想挑拨关系呀……”
全场人都吃惊,有的处长和干事哭了,说:“我们对不起首长呀……对不起领导呀……”
一位处长问撒盐的人是谁?分管领导说:“此人就是孟宪章”。我大吃一惊,继而愤怒:“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挑拨关系?”
“你昨天在首长办公室说的,说你在团里当主任是如何和同上级一致的,说政治部不懂条例……”
“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我马上问这位首长:“我昨天是这样讲的吗?你可以证明啊”。
这位首长想了下:“昨天我在讲话,你说什么我没听到。”
分管领导微微笑了:“今天会开到这里。今天是解决干部处问题,下次开会解决孟宪章问题”。
散会后我又找到这位首长:“你怎么不讲实际情况呢?这不是歪曲吗?我成了什么人了?以后他报复我怎么办?”
这位首长:“会上我也蒙了,是谁向他汇报的呢?放心,常委又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3、原来是你
当天晚上我没有回家,坐在办公室发闷,总想着会上的事。门一开,一位处长进来:“还在想开会的事吧?我知道你想不通。你猜是谁向领导汇报的?”
“是呀,也不知是哪个王八蛋歪曲我的话!”
“别骂,别骂,是我汇报的。你和首长讲话时,我就在对面机要室看电报,窗、门都打开,你俩说话我都听到了”。
“啊”我又大吃一惊!当年反右时在长沙政治干校,王炎来告诉我是他去查我自传,断章取义整我材料要打我特务,以煽动我对党不满;现在又一个歪曲污蔑打我小报告的人,居然堂而皇之地告诉我是他,这是什么人呐?想干啥呢?
“好,既然你全听到了,那你说:我是劝和还是挑唆?” “你是劝和不是挑唆。”
“那你为什么歪曲事实呢?”
“别问我为什么。你这人自从七一报告后大出风头,没把我们这些人放在眼里,现在你只有好好检讨,我再向领导替你说点好话。”
“用不着你来替我说好话!你必须说明白,你为什么要颠倒事实瞎说。” “我就是来叫你好好检讨,对你有好处。我小孩发烧先回家了”说完开门 走了。
看来,这场风波是这位处长挑起来的,他妒忌我就造谣,但首长为什么不证明呢?为什么不说公道话呢,这还像个首长吗?
检讨?检讨什么?检讨不就是承认了自己是挑拨领导关系的幕后黑手吗? 说我挑拨领导关系?和首长的谈话及会上发言,我是明显的和稀泥,把板子打在干事身上,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各方面都有个台阶下,分管领导不明白吗?他是偏听偏信还是就是不听不信?为什么要这样?难道,他是想趁着有人诬告借题发挥,让我当替罪羊,好转移他们领导之间矛盾?
这位首长明明知道我一直是在劝和,为什么不说出真相呢?是因为找我谈话时没有表态反对分管领导对我不满意?还是我没表态支持你夫人涨两级工资不满意?
事情是你夫人连涨两级工资引起的,在全国各行各业多年才涨工资的情况下,万众关注是很自然的。一人连涨两级,在战争年代,在血雨腥风的战场上,要有多么壮烈的事迹和战功才能获此殊荣啊!从这点讲我不敢苟同。虽然原单位有明确意见和证明,但这样做是否合适?群众是否相信?作为主要领导,对群众的意见是否有所预见?能否姿态高点比如涨一级?
我不想被搅和进来,这也不是我管的事。尽管谈话时我回避,没有表态支持涨两级工资,但也没有和别人一起反对啊?也就是中立罢了,因此你就在别人歪曲污蔑我时如此这般吗?
我不由得想起五五年在长沙政干校被审查时,我的老团长张兴发说的话:“现在可比不上过去战争时期了,人际关系不像过去了,变得复杂了……”唉!多么深刻的告诫啊!和平时期和战争年代,同志情、战友爱,人与人的关系,上下级关系就是不同了啊。这涉及人的心胸和格局。恩格斯在分析私有制时曾说过:家庭是私有制的起源——多么精辟的论述啊!战争年代的领导、首长都是这样怎么能拉队伍?怎么能带兵?
看来这位首长内心深处可能主要是对我不支持提两级有看法。
现在主要首长对我不满意,分管领导又要整我,同级中又有这么些人?今后怎么办?这位处长叫我检讨,实际要向他们低头,我不检讨必然会遭到他们不断的打击报复!但是低头,我宁死也不会的,不能违心检讨。我想首要的还是找时间和分管领导解释清楚,他转变了看法,这样诬告失效矛盾就开释了。
想通了,我回招待所睡觉去了。
4、打击报复
事隔三天,宣传处来了两个干事,张志为、石某某,“领导后天去北京开会,叫你们明天要写个局直开展四好、五好情况的材料。”
他俩未走组织处又来一干事曾子贤:“领导后天去开会,叫你们把局直党员情况写个报告。”
他们三个干事都还未走,又来了保卫处干事王达仁:“后天领导去开会,叫你们把两航起义人员的动向写份报告。”
我处干事杨仁灿说:“处长,就是连夜写,三个报告也写不了啊。”
报复来了,我冷静地说:“你们四个都回去,汇报就说我一个报告也不写。” “这……不好吧。”
我大声喝道:“回去!”这样又得罪了众干事。
5、大干一场
一个星期后,分管领导找我谈话:“怎么样?这几天反省了吧?” “首长,你不能听某处长的一面之词,我给你汇报下事情经过……”领导:“不听,不听,你要好好检讨。”
我给他的茶杯续上水:“你消消气,打官司还有原告被告嘛,某处长是歪曲事实——”
“你少来这一套!你已经到了反党边缘了。”
这一扣帽子我也火了,大声说:“反党,你就是党吗?党是姓共!我不反党我反你这个官僚糊涂蛋。”
“好呀,你说实话了”,“趴”一拍桌子:“你还反了你?”
我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喝道他的名字:“你敢再拍桌子一下,我就拍三下!”他“叭”又拍了一下桌子:“你敢?”
我连拍了三下桌子,又把茶壶举起:“你再拍我就摔茶壶,掀翻你的桌子!我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有条命在阎王小鬼都不怕,你拍、你拍!”
他吓住了,坐到沙发上:“哎哟,你气死我了,我的高血压、心脏病犯了。”我大声说:“活该”,“嘣”地一脚踢开门走了。
想给分管领导解释清楚的目的也落空了。以后我分别向其他几位局首长作了汇报,我说:“现在给我扣个反党帽子,以后还不知道会搞什么政治陷害,我不干了!下地方去。”
王局长说:“他这样整你是不对的,但你不该发火,你不是给他干的,下什么地方?你好好工作就是了。”
6、分庭抗礼
从此不开会整我了,但转变方法在工作中找碴子。我想此时更是要谨慎小心,兢兢业业,工作不能出岔子,工作中要是出了岔子就没得好说更被动了。
我和处里干部大部分都是刚从陆军来的,不熟悉民航业务,于是决定深入下去,一方面熟悉了解各项业务,一方面检查学毛著,开展四好、五好活动情况。
我带个干事到运输处和搬运队蹲点,女干事余家惠到女同志多的候机室,张天太到油料库。杨仁灿到售票处,了解到通过学毛著提高了为人民服务的态度,改变了过去官商等客上门的作风,堵住工作中的差错漏洞,提高了服务质量。如杨仁灿和售票员们一起到省委召开的会场卖票,到工厂、企业争取空运货源……工作上认真,堵住了在旅客行李上贴错标签,去南京的贴错去南宁的差、错、漏洞等等,杨仁灿写了总结报告。
正好总局四局召开全国售票处工作会议,售票处主任施乃乐在会上读了杨仁灿的这个报告,引起王局长兴趣打印出来报送总局。
中国民航局刘锦屏政委看了十分高兴,在当前全国大学毛著时民航能有这个典型,值得推广。他在报告上批了“下月在广州售票处召开全国民航售票处现场工作会”。
四局派了科长王辉和施乃乐一起回到广州,将刘政委批示给王局长、常委们看了,都认为是广州全局的光荣,于是布置召开现场会的准备工作。但是,分管领导公开反对,说这个报告材料是假的,马上派某处长带人去售票处调查,专门收集一些落后人员的负面材料,两天后拿出一个相反的报告,王局长看后难下决心,最后取消现场工作会,王辉回北京。
局直各单位也受到株连。年底四好五好活动评选,局直属机关评出的四好单位上报局政治部,都不批准被打回,凡是我们说哪个单位好,他就说不好,是落后。我们局直党委开会,大家不解纷纷追问,我只好说出原因。局直党委委员中不少人是广州空军来的老人,知道他们的底,如后勤处长赵得保,原是空 18 师的,又在空 7 军当过后勤部副部长;还有通讯处长高云保,他俩都是山西人,老八路,资格老。知道原因后很生气,说“老孟你好好工作,我们支持你,今后,凡是局机关不通过直政处下来要材料,一律不给”。于是局直党委和政治部对着干,形成分庭抗礼之势。
虽然局直大部分处长支持我,特别是在有时召开的干部会上,别人对我发难,赵得保、高云保还站出来分别跟别人干,为我辩护——他俩和我没有什么老关系,是来民航后才认识的,我也没有刻意去和他俩拉关系,搞小圈子,完全是凭着个人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支持我,在当时的人若失势众人相推的形势下帮助我,给我以很大的温暖,这两个“保”保了我!让我又体会到战争年代,那些老红军、老八路们对我的关心、爱护;又体会到战争年代那些老红军、老八路等军中前辈们正直、无私、纯朴、敦厚的品质,这给我身处逆境中以极大的安慰!高云保后调任民航湖北省局副局长,可惜六八年不幸身患癌症去世了;赵得保七十年代后期也身遇不顺,遭人诬陷打击免职,也身染绝症。还在湖南省局当党委书记时,我就花了很大精力平反历次运动的冤假错案,特别是两航起义人员的冤假错案,后来我回到广州任职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主任,彻底推翻强加于他的污蔑不实之词,并特批用进口药品和安排去上海等医疗条件较好的地区治病,要报当年之恩啊!
但当时这个局面毕竟是不正常的,长此以往也总不是个办法啊!我的心情也很不好。
7、马上出院
转眼就到 1965 年了。春天潮湿,战争年代得的多发性毛囊炎又犯了,从大腿到屁股上长了一片片小脓包,先是在卫生队看病,一直不见好转,九月份我到 458 空军医院住院治疗,十几天了有所好转。一天傍晚上我躺在床上正闭目养神,突然感觉有人的气息,睁开眼看是分管领导,低头看着我。
我急忙坐起来:“谢谢首长来看我。”
“怎么样,好点了吗?有个事给你讲。现在全国农村都在搞四清运动,毛主席号召军队干部下去,我们民航跟着空军走,局里这批下去四清的干部由李副政委和组织处长王署波带队,党委通过了有你,看看你能不能下去?”
这分明是以去农村四清的名义来逼我服软,认个错再求下情,农村四清也许就不用去。我天生就不愿服软:“毛主席号召我响应,党委决定我执行,明天我就出院,死也到农村去。”
气得他站起来:“好,下农村也要给我写检讨。” “你等着吧,我一个字也不给你写。”
他甩手走了,边走边嘟哝说:“软硬不吃的家伙。”
虽然病还没好,但能离开极不正常的工作环境,转移工作阵地,总比出院后
再回去面对那样的窘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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