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因为张国焘长期对部队实行家长式、军阀式的统治，朱德同徐向前等还注意进行提高四方面军政治素质工作。朱德把原一方面军的政治工作干部，分派到四方面军里面去，深入进行政治工作，用中央苏区的好办法来建设党，建设军队，进行群众工作，发扬军事民主，废除打骂制度。他自己也深入到广大指战员中间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向广大指战员讲马列主义，讲红军好传统，讲苏维埃的民主生活。由于朱德平易近人，部队里的伙夫、马夫、干部、战士都愿意同他接触，听他讲话。他还常同大家打球，大家也同他谈得来。朱德对人说：“不管怎样，多讲一点共产主义，多讲一点革命道理，总是有影响和起作用的。”尽管张国焘成立了伪中央，但朱德在部队中的威信仍然很高，他的话对四方面军干部有很大的影响。

　　朱德对张国焘迫害知识分子干部的行为也作了有力的斗争，想方设法保护一些同志。那时，在四方面军造成一种工农与知识分子对立的空气，只要你在上衣扣上一支钢笔，戴个眼镜，穿条制服还会讲道理，就被当作知识分子，认为不可信任，并因此受到敌视和迫害。当时蛮承志、朱光、罗世文等被张国焘软禁起来。朱德曾告诉康克洁，要她无论如何设法找到廖承志，把他保护好，说将来廖承志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能起到别人不能代替的作用。对其他知识分子干部，也要保护好。寥承志后来对别人说，要不是是被朱总司令保过来的，人头早已落地了。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朱德既善于斗争，又远见卓识。

　　这时候的张国焘，搞来搞去搞不出什么名堂，想打出四川也打不出去，开始悲观失望，想躲到绥靖去当土司，有些人就戏称他为“张土司”。等到朱德和徐向前等逐步把部队整顿好，又击溃了川军的十几个旅，补充了兵源，“张土司”才又出来。这时左路军表面上虽然还蒙着张国焘伪中央的阴影，但内部却在起着质的变化。张国焘感到西进路不好走，留在四川又蹲不下去，于是改变手法，摆出向一方面军干部拉拢的姿态。

　　北平“一二·九”学生救国运动爆发后，朱德于十二月十五日发出致川军各将领的公开信，号召川军与红军在三个条件(一、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和苏区；二、立即允许人民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三、立即武装民众作抗日救国的后备)下订立军事协定，共同抗日反蒋。并强调“以上提出三条，是抗日救国的中心”。这是朱德在长征中根据形势发展第三次对国民党部队将领进行有力的统战工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中共中央在陕西省瓦窑堡(今子长县)召开政治局会议，从政治上批判和纠正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确定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会议通过《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中央将会议情况和通过的决议通知朱德和张国焘。张国焘开始不同意会议通过的决议，认为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显然是对阶级敌人的投降，放弃自己的主张”，经朱德劝解后，他才勉强同意。

　　一九三六年三月，朱德随部队转战至西康省甘孜县(今属四川省)时，得悉红二、六军团已抵黔、滇边境。为了加强同张国焘斗争的力量，促使早日北上，朱德同刘伯承商议后，极力主张同二、六军团会合，并取得张国焘的同意。朱德于三月二十三日同张国焘联名致电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建议红二、六军团渡金沙江北上到西康同左路军会合。红二、六军团经过长征这时还有一万多人，接电后便向西康前进。张国焘之所以同意二、六军团前来会合，有他的另外打算，就是想把二、六军团拉到自己方面，借以加强对抗中央的力量。结果是，张国焘的如意算盘打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