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提出了我军当前任务的建议：

    “目前我军之主要敌人为胡宗南及刘湘残敌，我军之当前任务必先消灭其一个，战局才能顺利

    开展，因之或先打胡或先打刘须急待决定者。我等意见：西征军万里长征，屡克各城，迭摧强敌。

    然长途跋涉，不无疲劳，休息补充亦属必要，最好西征军暂住后方固阵休息补充，把四方面军放在前面消灭敌人，究以先打胡先打刘何者太好，请兄方按各方实况商决示知为盼。”

    第四、报告了氓江以西的地理民情：

    “此方对番回夷羌少数民族工作正加紧进行中、理、懋一带大约地瘠人稀，粮食不丰，大金川之丹巴、崇化、绥靖一带或较此为好，马塘以上即为小草地，居民游牧生活者为多，然人烟亦密。”

    第五、派部队迎接党中央并请示会合的行动方针：

    “三十军政委李先念同志已来懋功，并带电台一架，在懋功之部队日前应如何配合兄方行动，请直接示知之。以后关于党政军应如何组织行动，总方针应如何决定、兄等抽人来懋或我方抽人前

    来，请立即告知，电码密本请亦编好告知，以便灵通消息。最后红四方面军及川西北数千万工农群众，正准备十二万分的热忱欢迎我百战百胜的中央西征军。”

    这份报告是在两个方面军即将会师的时刻发出的，为中央制定新的战略方针，提供了详细情况，具有重要意义。

    与此同时，李先念同志受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委托，率领九军之八十、八十一、七十四团，三十军之二六五、二六八团，已到懋功、达维一线，迎接党中央和一方面军。在懋功，李先念同志向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汇报了四方面军由川陕根据地进入岷江地区的具体情况。这也为中央提出北上战略方针提供了依据。

    总之，中央提出的北上战略方针，是从敌情、我情、民情及全国政治形势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符合当时中华民族奋起进行抗日斗争总形势要求的，因而是英明正确的。这对于粉碎蒋介石妄图阻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计划，为这两支红军部队在中央和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开创新的局面，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因此，这一战略方针的提出，得到了一、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积极支持和衷心拥护。然而，张国焘在撤出川陕根据地以后，对于在什么地方建立根据地，红军向何处发展，他虽然没有明确的主张，但实际上是想在川康边陲地区占块地方。当中央提出北上战略方针时，他就反对。六月十七日，张国焘致电中央，故意夸大向东向北发展的困难，强调“北川一带地形给养均不利大部队行动；再者水深流急(指岷江——引者)，敌已有准备，不易过”。他提出，方面军沿金川北进，占领阿坝，四方面军从茂、理地区北上、进占松潘西，两军“同时向川陕甘发展，组织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道德集主力打。”他还提出，如果向北发展遇到困难，暂时可南下，取岷汪以西的天全、芦山、名山、雅安地区。显然，张国焘提出的这个方案，不仅离开了全国发展的新形势，而且也是不顾当时当地的地理、民情和敌情等对我十分不利的实际情况，所以。它是行不通的，因而是错误的。张国焘在战略方针问题上同党中央的分歧和争论，这就开始种下了他反对中央北上战略方针进行分裂活动的祸根。

    二、北上战略方针的发展和《松潘战役计划》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党中央在懋功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