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书记(笔者曾担任过江阴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如果这些年我坚持了针灸，那么今天就会少一个更能治病的中医！这次武汉抗疫救人，果断采用中医药施治，就少了一种疗效显著的‘郑氏防感茶’，就少了一份价值20万元的捐赠！”

    听得出，郑军的​回答有些“自负”。

    郑军​向我解释了中断学针灸的缘由。他说：因为针和灸要“留针”，但我要按时去学校上课教学，没那么多空余时间，所以只能改转“用药”（中医），开好处方就可以走人，这是一方面的原因。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针灸，是耗损针灸师“精气神”的行当。虽然学针灸时间不长，但我体会到，练功有手感，打球有球感，针灸有气感，号脉有脉感。针灸前，要找气感、针感，这种感觉全凭意会、无法言表。针灸，仅仅把针扎下去，是十分肤浅的治疗；真正的针灸，针灸师必须调神、运气、动精、潜心，去辅助下针。而这个过程，会耗去针灸师的许多体能，久而久之，就会损伤针灸师的体质。黄仲林伯伯不到70岁就去世了，看上去是“无疾而终”，实际上是他从事针灸数十年“精气神”的严重透支。黄老伯伯虽然深谙“正道与人体能量成正比，悟道能强身健体”的道理，也晓得“要聚能、惜能、节能”，才能延年益寿。可是，黄伯伯更讲求“以心印心”，更注重“医者仁心”，一心为了患者，不惜透支自身。春蚕到死丝方尽，黄伯伯是一位赤胆忠心、尽责尽心的“人民医生”。

    听得出，郑军这番话，很敬畏针灸，很敬仰针灸大师​。

    实际上，郑军由“针灸”改行“用药”，也是“被迫”的。

    那是不堪回首的往事——郑军的父亲去世后，母亲的精神受到沉重打击。1991年，母亲身体状况出现不适，郑军劝母亲赶紧就医。因为家庭经济负担重，3个儿子还没有全部成家立业，母亲对病体能拖就拖，直至子宫肌瘤出血。见此情形，郑军马上向学校请假，带着母亲四处求医，“跑了好几家医院，找了好多医生，用了许多药，但还是没有看好母亲的病。母亲泪水涟涟，我说我们回家去吧，儿子帮你看病吧。”（郑军语）

    郑军坦言：母​亲是他自学中医并用于临床的“第一只白鼠”。为了治好母亲的病，郑军看书查阅再确诊，引经据典开药方，自己动手做丸药熬汤药。果不其然，一张方子，数味中药，几十元药费；精准施治，对症下药，药到病祛。

    无疑，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母亲的病被儿子看好了”，“郑军能用中医治病了”，“郑军开的中药，既能看好病又能省钞票”。郑军的中医“传奇”不胫而走，一时成为佳话。

    郑军说：“其实，我用的就是张仲景老先生的（黄土汤）处方。”

    郑军是特别用心之人。他认为，自己能治好母亲的病，绝非偶然碰巧；而是用中医手段找到了母亲的“病根”，用中药的力量祛除了母亲的“病灶”。于是，他在总结治愈母亲病例的基础上，拓展范围，拓宽路径，大胆而审慎、理论又实践、传承加创新，形成了许多疗效显著、思路独特的“郑氏药方”，救治了数以百计的病患，特别是疑难杂症甚至被西医判为“绝症无救”的病患。

    1997年，郑军母亲又不幸脑外伤。住院多日，伤病引起便血的问题迟迟未解决，医院中西医会诊后认为“基本没有救治希望”。郑军不同意这个“宣判”，他以“转院”的名义，用汽车把病母拉回家去。出院时，他顺道花不到15元的钱买了数味中药，到家后即煎成汤药让母亲吞服。第二天一大早，郑军的房门被母亲敲响，母亲说：“阿军，你好好睡吧，我喝了药，感觉好多了。”郑军一骨碌翻身起床，打开房门，只见母亲笑眯眯地站着。郑军扑上去，拥抱母亲——儿子仅用一副中药，就让娘亲站立起来！郑军激动得热泪盈眶。

    许多年以来，郑军除用中医施治，还稔熟“手工发丸药、冬令做膏方”，把中药的“汤散丸膏”做得风生水起。他记得是1994年，为了做膏方，专门去街上日杂店买回煤球炉、大铁锅，自己设计制作中药柜，亲自跑中药材市场，“亲自动手熬制膏方”(郑军语)。

    为了辨识中药材，郑军不停留在熟记药书上的插图和注释，而且要到中医药房去认证和品味。离郑军老家不远的璜土镇中药房，就是郑军屡屡光顾的去处。中药师臧云亭，16岁跪地拜师学艺，中药柜几百味药如数家珍，闭着眼睛用手抓，上小盘秤称毫克不差，让郑军崇拜之极。臧云亭把郑军认为弟子，手把手教他，药对药练他，居然把郑军带到“名副其实中药师”的层次。“中药为媒，两家结亲”，后来臧云亭成为郑军大哥的岳父。如今郑军自制的“汤散丸膏”，有些已成为祛病解痛、健身康体的“名品”而求之不得，惠及普通大众。

    就这样，郑军与中医结伴，朝夕相处，乐此不疲。

    就这样，中国中医药王国，走来一位痴情的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