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中国中医科学院学部委员余瀛鳌先生，2023年11月2日13点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消息传来，不胜悲痛，我通过重温余老对我个人和河北省中医界的关爱，深切感到这位长者的离世，不仅是全国中医界的巨大损失，也是河北中医界难以再遇的机缘。

2018年，余瀛鳌先生和孟庆云先生承德讲学

    誉满杏林，泽被燕赵

    《中国中医药报》曾经介绍国医大师余瀛鳌先生的突出贡献，说“他抢救整理的中医药珍善古籍名著约有千余种，其中编纂医著100余种，发表论文300余篇，还担任了200余种临床医著整理出版的主审专家。这些书籍成为当代抢救发掘中医药文献精华的代表性著作。”这些学术著作，也是燕赵中医后学得以进步的重要参考。

    余老“成功开创了中医临床文献学科，构建了中医临床文献学的学术内涵、研究方法与研究范畴。他编撰了大量中医临床文献，倡导传统理论与现代方法并重互补，文献研究与临床实践融合互证。”这些研究方法的开拓，为燕赵医学研究的未来发展，开辟了道路。

    余老在“辨病”“辨证”方面，提出了“通治方”的创新思路。采用“主方主证”与“通治”治疗方法，先后创制了针对肝病、肾病、癫痫等66种疾病的75首通治效方。

    余老也为河北中医界培养了很多相关人才，河北省首届名中医潘树和先生，当年虽然是承德市中医院的业务院长，但是为了提高业务水平，就请中国中医科学院基础所原所长孟庆云先生介绍可以去跟师的专家。孟先生经过考虑，认为可以带名中医跟诊的老师不好找，就介绍他跟师当时的首都名医余瀛鳌先生，由此成就了他们的师徒缘。2021年，70岁潘树和先生出版《中医临床辨治实录》，余瀛鳌先生题词鼓励说：“在辨证、辨病施治中，循法守度，不违经旨；但对若干疑难重症，又能遵循现实而予以变通、创用新方。”

    2005年余老受邀参加邢台市在内丘县举办的首届扁鹊文化节，发表重要学术观点。2018年潘树和先生代表河北省中医药学会张仲景学术思想研究专委会，邀请余老在承德为200多位后学讲课，深受大家尊敬。

    我38年前作为余瀛鳌先生的硕士研究生，不仅读学位期间得到余老的悉心栽培，毕业后的学术研究也得到了很多指导。余老教育后学如润物细雨，既诲人不倦，又不让人感到居高临下。他对我的影响，身教重于言教，很多往事，已经在潜移默化之中，成了我为人做事的准则。

    往事在心，年深日久，有些细节已经逐渐模糊，但是留下来的片段内容，重阅一遍仍然让我激动不已。

    请允许我把一些经历分享给中医同道，以此让大家一起感受余老的大家风范。

    初入高等学府，仰望余老日理万机

    我1985年考入中国中医研究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成了余瀛鳌先生的研究生，当时他和医史文献研究所的几位老师，都在大白楼西头的五楼办公，走廊两侧都是顶天立地的玻璃书柜，每个屋子里都堆着很多书籍，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图书资料室，藏书很丰富，“充栋”绝非夸张。

    我们虽然与老师都在大白楼，属于楼上楼下，但是并不能经常到老师的办公室里去，他经常深埋于各种书籍之中，担负着很多繁重的校订书籍、修改文稿、撰写论著的事情之中。余老对我提出了很多必读书和浏览参考书之外，几乎是“无为而治”的教育，对于我选什么课题，如何完成课题研究，完全不加干涉，而是海深凭鱼跃。

    我先选了《肘后方》，后来毕业论文却改成了《宋金元伤寒学术源流探要》，有几万字，写在毕业大稿纸上，交给余老审阅，他逐字逐句批阅，我再抄写一遍送过去。很快就得到了余老的批改，又有很多错误之处，我用一个星期再抄一遍送上去；拿回来的时候，又有很多修改。如此往返，我没体会老师的烦恼，却觉得抄写太浪费时间了，就贴纸条，“加在某页、某行”，余老看后对我也不作批评，仍然“听之任之”。

    支持研究扁鹊，奠定日后方向

    我毕业之后回到河北，接受了一项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扁鹊秦越人生平事迹研究”，这期间得到余老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为课题报告出版《神医扁鹊之谜》撰写序言，加以推荐。他说“曹东义等中青年专家，通过多年来广泛涉猎古今有关扁鹊的图书资料，并予较为全面和深入细致研究，他们主要采用文献考证结合实地考察的方法，力求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辨析疑义。其所论述的内容，阐发了较为客观和相当精辟的见解，使上述诸方面的考证、分析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上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这对医史文献研究，弘扬中医学术和振兴中医事业，均能起到促进作用，而扁鹊为医之精益求精及其辉煌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借鉴与学习。”

    我在余老的鼓励下，日后不断有所研究，陆续出版了《扁鹊文化与原创国医》《医宗扁鹊》等书籍，2018年退休之后还担任了河北中医学院扁鹊文化研究院的院长，主编《扁鹊学术思想研究》等，在这个领域一直不断探索。

    走过非典看新冠，前人经验不能忘

    经历了三年多抗击新冠，我们大家都有了很深的感受。笔者认为，没有20年前的中医战非典，就不可能有当今在新冠防治之中的优异成绩。余老在非典初期，发表过重要文章，为大家指出中医治疗传染病的依据和特色。

    2003年5月12日，《中国中医药报》刊登余瀛鳌先生的文章《近代治疫名家——余奉仙》，其中说建国后，在河北主管的一所大学王书记用其“辟邪丸”治疗，周围的疫情很快获得控制。蒲辅周先生也很赞扬(见李兴培主编《蒲辅周研究》一书)。

    我在2003年非典爆发后，曾经先后主持省中医药管理局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有关课题研究，并且在研究生论文基础上，编写了《中医外感热病学史》这本书，得到余老的支持与帮助，他不仅为这本书提出了很多修改意见，而且作序推荐说“该书符合时代需求”。

    我按照余老的指导意见，把书名由《中医外感热病与寒温论争史》改作《中医外感热病学史》；“《素问》《灵枢》伤寒只云热病”，改作“《素问》《灵枢》不以‘伤寒’名篇”；“伤于寒与感于温热病因说的优劣”，改为“伤于寒与感于温热病因说的比较”；“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后也不会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改为“中医外感热病学说大显神威的环境已经改变了，今后也难再出现众多的外感热病学家了”等等，其他地方，也做了较为细致的修改，在责任编辑伊广谦先生的帮助下，2004年初得以正式出版发行。

    2006年，我主编的新书将要出版之际，再次得到余老的鼓励和支持，他说：“书中面对SARS的病证所属和中医对SARS在辨证结合辨病的认识，对寒温统一论，和伤寒、温病、温疫的病证特色和区别要点进行了阐介。尤为重要的是，全书将中医学术思想密切结合临床实际应用。故在学术性、规范性、实践性和传承发展与实际应用方面，均堪称达到了国内外先进水平，具有申报奖励的优越条件。”

    新冠爆发后，我曾经在网络之中撰写和发表了很多文章，也把《温疫论译注》与2020年进行再版，还讲了20讲《承先启后瘟疫论》视频课，有关图书正在出版流程之中。

    2022年10月之后，国家由防感染到防重症、保健康战略转化之后，求治于我的患者很多，已经不是2020年准备带着民间中医去武汉，或者仅仅是网络问诊，支援武汉、法国等国内外患者抗击疫情了，是面对面诊治患者，或者给他们开药、煎药、寄药，所以也学习余老“通治方”经验，根据发烧为主、咳嗽为主、恢复期为主，或者密接预防感染，也提出了四五个方剂，煎好备用，来了就可以取走的策略，既帮助了很多患者，也避免了混乱。

    因此，“通治方”在大面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时候，这也是很重要的指导方针。

    旁听余老接受采访，他曾忧心“根基不厚”

    2006年一股反中医思潮沉渣泛起，《告别中医中药》由网络发文到登上学术期刊，再到万人签名取消中医，这样的闹剧不断升级，余老与很多老先生一样心中愤恨不平。我于2007年撰写的《捍卫中医》一书之中，介绍了余老“选择中医”的事迹。

    2006年3月24日下午，奥地利的时黎纳（Lena  SPRINGER  mag..phil）女士采访余老，他担心很多年轻中医专家中医在学术与临床方面的根基不厚，古书读得少，临床实践少，是很危险的。博士导师不看病，不会看病，需要下工夫。毛泽东主席所说的对于中医学要“发掘整理提高”，现在还没有做到。思维方法存在问题，学术临床重视不够。

    余老还说，中医界内部对中西医结合看法不一致，他说中医要发挥主要作用，不然何必中西医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主要是辨证论治。因为西医的病是明确的，需要用中医的治疗方法提高疗效，否则只用西医治疗就可以了，何必结合？

    我把有关内容收录到《捍卫中医》一书中，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追求大道从简，智者一通百通

    学习和应用中医，随着时光的积累，会达到一个由博返约的境界，这就是古人说的大道从简，越是复杂的事物越需要快捷的路径进行解决，余瀛鳌先生关于“通治方”的研究和推广，为中医临床提高水平，开辟了道路。

    余瀛鳌先生继承家学，又有感于教材对于疾病分型过多、方子名称多，反而令初学者不好学的弊端，提出了多种疾病的通治之方思路，治疗一个病有一个基本的方剂，在此基础上加减变化，达到抓住病机好学好用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