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组建的儿童团、妇女会

    红军到来后，在县城内外注意做儿童、妇女的工作，组织了十五岁以下的二、三十名少年儿童参加儿童团，组织学习军训、学军乐、学唱红菊歌曲。我记得是由红军军乐队派人员负责组织教练，地方上也有一个姓田的小青年担任儿童团长。他家住在文庙街，据说，早年他的一个爷爷在孙连仲的“草帽队”到永昌时当了兵，后来在这股部队被调到江西“剿共”中又参加了红军，给家中经常来信，介绍过共产党领导红军的情况，他多少受到了影响。所以红军到永昌后，他很活跃，在红军组织儿童团时，他当上了儿童团长。

    妇女工作是由红军的妇女团团长王泉媛等干部具体负责抓的。她经过宣传发动，发动了二、三十名妇女，建立了妇女会。但由于战斗环境，妇女会的活动情况我不太了解。

    红军撤离时的青年队

    红军总指挥部设在县城，是敌人攻击的主要目标。从十二月二十日，敌人开始用重兵配合飞机大炮，四面围攻，炮击、轰炸。红军总部所在地天主教堂几经炮击，苏维埃政府院内，也先后遭到炮击和敌机轰炸。在旧政府院内连续投下三颗炸弹。其中一颗投在衙门大堂口，炸断了大堂西南屋檐柱子和挂在柱子上的苏维埃政府的牌子。一颗爆炸在警察局门口，另一颗400磅的炸弹投在衙门二堂北边的第三间屋内，炸弹一半穿入地内，但未爆炸。后由红军的一名管理人员拉出引线，取了出来。在守城部队的英勇反击下，敌人的攻城阴谋未能得逞，又企图围困红军于城内。总部根据形势的发展遂做出撤离的决定，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开始分三批突围，我们青年队的部分人员和红军妇女团的大部由一名红军教导员魏成发做动员并带队，于二十八日深夜最后突围。当我们突围后到达南泉已经到了凌晨，到又遭到尾追而来的敌人包围。红军又面临着再一次摆脱敌人包围的紧急情形。部队在突围时和我在一起的县城内赵六娃，东街李家的一个青年与部队失去了联系，从此离开了部队。

    在部队突围前，发生了这样一件事，红军到永昌不久，拘捕了国民党永昌县政府的科长张天佑（群众称张老夫子）、警察局局长王澍民、区长杜富堂和县城西街上的徐寿山等，红军撤离时也被解押到南泉刘家北庄，在准备突围前被红军秘密处死，埋在粪堆里，被二中队的放哨人员踩出，便向黄部长做了汇报，黄部长经过调查，证实了死者确系曾关押的张天佑等人，此时确系红九军某营所为，黄部长认为，这样处理欠妥，但形势紧急，未及追究。

    在红军撤离中，城乡不少青年队的队员也参加红军随队伍西征。而我们因掉队而离开部队，却也有家不能归。传来的消息说，县城内对苏维埃政权成员，青年队员和为红军办过事的群众均列为搜捕对象，听说县城里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我只身在外面躲避了四个多月，虽免于不幸，但最终还没有逃脱地方反动势力的监督和仇视，一九三七年五月，刚回到家里，又被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骑五军中当兵，直到一九四九年九月份参加起义后，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

    不幸的是参加红军的永昌青年，也因红军在倪家营、梨园口、祁连山作战失利，有的牺牲、有的失散回来的大部分青年同样受到地方反动势力的监督、搜捕，有的被杀害，有的被严刑拷打致残，有的也被抓了壮丁，有的被抄了家，受到了种种摧残和迫害。

    数百名城乡青年大队也随红军的撤离，自行消失终止了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