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袁永涛，男，汉族，生于1963年6月，1984年7月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英国文学系专业，先后在永昌一中、永昌三中从事高中英语教学20多年。后从事《永昌县志》编撰工作，后调入永昌县委宣传部从事红西路军史料整理研究工作，再调入永昌县旅游局和金昌市委文明办，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成立后，被组织部门调入红西路军永昌战役纪念馆专职从事红西路军史研究工作。目前是省委命名的红西路军史研究员。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2012年出版长篇小说《天下骊靬》，在港台澳地区引起轰动。2014年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西路军鏖战永昌》专著。先后下“中国共产党历史网”、“甘肃省委党史网”、“中国红色旅游网”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2015年被永昌县委县政府授予“永昌县首批届拔尖人才”。2016年5月，《西路军鏖战永昌》获甘肃省党史研究成果二等奖。

    序厅部分 

    大家好！欢迎参观《红西路军鏖战永昌》展览。

    走进河西走廊，走进永昌，其实，也就是一定程度的走近了西路军历史，走近了这片有着西路军英勇足迹的战场，特别是在我们大力提倡信仰的力量、提倡理想信念的今天，我们之所以要走进永昌和走近红西路军，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在于如何通过红西路军鏖战永昌的这四十多天，了解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为什么要建立河西根据地的前因后果，了解永昌战役的这四十多天是如何把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根据地的历史任务凸显了出来，把整个中国共产党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历史责任凸显了出来；同时，更要了解红西路军是如何为策应河东红军，如何为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把顾全大局服从命令的精神、生命不息战斗到底的精神、团结一致同仇敌忾的精神、百折不挠万死不辞的精神推到了极致。而大家知道，解读西路军历史，解读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乃至解读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无论任何时候，这都是至为重要的节点和根本之所在。

    下面，就让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走进展览、走近红西路军，在回首西路军历史、仰望先辈的过程中，具体感受历史本身拥有的那份厚重、震撼以及植根于这块土地的血脉传承。

    红西路军征战河西，前后共计一百八十多天。具体说就是一个十多天（用手指地图上的景泰一线）、三个四十多天。一个十多天是等待红一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十多天，由于原定的宁夏战役计划被取消，由于苏联改变了物资交接地点，还由于河东、河西红军被敌人一分为二，故已经渡河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开始奉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走廊方向进发。三个四十多天则分别是指：在永昌一线为策应河东红军军事行动和配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而坚持鏖战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四十多天；在临泽、高台和倪家营子地区为配合中共和国民党方面进行红军改编和根据地划分的谈判而再次鏖战和坚守的四十多天；以及最后在祁连山中，西路军为保存基干分三支队游击和穿行并再次坚持的四十多天。

    今天，我们着重讲的是永昌一线的四十多天，这也是理解前一个十多天以及后两个四十多天的关键以及铺垫。

    第一单元　攻占永昌一线

    先讲攻占永昌。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两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最接近那个时期的历史影像了。就是他们曾经四十多天战斗在河西走廊的蜂腰地段上——永昌一线。这支西渡黄河的部队，原本任务只是堵住西兰公路上的敌人，让红一方面军伺机渡河直取宁夏而接取苏联方面提供的五百多吨武器援助，但由于苏联决定改从新疆方向提供约一千多吨的武器装备，更由于绥远战事的爆发及国民党胡宗南部接通了宁夏，故中央决定：已渡河部队“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之方向前进” 。

    于是，就有了1936年1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徐向前、陈昌浩电的“同意红西路军向凉州开”，以及接下来的朱德、张国焘致电徐陈的“西路军以迅速打通远方为要着”，和“远方协助事正进行中”的一系列电文，也就有了1936年11月19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的“报西路军进占永昌”的电文。

    当然，细说起来，具体背景又远比我们现在展示的内容要复杂的多。多在哪儿呢？首先来看什么是打通国际路线和为什么要打通国际路线？大家知道，以“北上抗日”为旗帜的长征和在这个过程中高高举起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旗帜，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历史时期实现政策策略转型和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自身生存方式的重大变化。既然抗日，既然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那么，首要的就是改变以往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生存方式。不打土豪不分田地了怎么生存？当然是靠近苏联了，当然是取得苏联给我们的武器装备了。于是，一来二去，就最终有了红西路军攻占永昌。

    现在，大家看到的就是当时曾在永昌日夜鏖战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和整个红西路军的基本构成。军政委员会常委五人：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总政治委员陈昌浩、副主席兼总指挥徐向前、政治保卫局局长曾传六、参谋长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委员有：原川陕苏维埃政府主席熊国炳、红五军政治部主任杨克明、红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红三十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红九军政治委员陈海松、红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部队有：约四千人的红五军、约七千人的红九军、约七千人的红三十军以及约三千多人的总部直属部队（具体包括骑兵师、妇女抗日先锋团、教导团和回民支队等）。

    这可是一支在中国工农红军历史上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著称的英雄部队啊！并且是一支在当时占红军总数三分之一强的英雄部队啊！尽管也曾带着三过雪山两过草地的风尘，并且有过北上南下的颠簸以及“长征未了又长征”的疲惫，但攻关夺隘、刀锋所向、兵贵神速、力克顽敌的优势和气概还是俱佳并俱在的。

    当时，整个红西路军就这样以永昌为中心安营扎寨在约一百五十里的地段上。

    从知彼知已的角度当然也要讲敌人了。敌人呢？可以说，是直到现在才回过神来并调动起来了。永昌之前，无论是靖远虎豹口的强渡、还是景泰一条山的激战、以及分兵西进的最初时期，大多数情况下敌人都处于被动状态，并且也是一败再败。但这时期情况已经不同了。有了渡河到现在的近一个月的时间，敌人已经将其三万多的正规军和六万多的民团全部调动起来了，并且还在原有一万多骑兵的基础上又征调了近七万匹战马。我们前插，敌人尾随，加之又有九军古浪失利。故这个时期颇有一种优劣不定、胜负难分的基本态势。

    按说，这样的敌人根本不是红西路军的对手。但就是因为极具如下特点，因此，还是给红西路军带来了极大的问题。首先，马步芳的生存策略就是视地盘如生命的要和红西路军拼死一搏。不仅要靠拼死一搏来为其“西北王”的梦想打下基础，而且还要靠拼死一搏为其赢得蒋介石和整个国民政府不加干涉和少加干涉的生存空间。而资料记载，为此，他在召集营以上军官讲话时就曾放言：“战亦亡，不战亦亡，与其坐以待毙，莫若拼死一搏”，可见，拼死一搏的态度十分坚决。其次，是怕战事拖下来后蒋介石派嫡系部队帮他并借此侵占他的地盘。马步芳深知，对蒋介石来讲，红军是异己，他马家军也是异己。如果打不过红军，他下场是亡；但如果能打过红军而时间拖得太久，拖得让蒋介石派部队帮他，从而蚕食他的地盘，那么他的下场也将是亡。加之在这个时期，国民党胡宗南部杨德亮旅已经进驻到了古浪，国民党毛炳文部也开始西渡黄河准备向河西集结。所以，马步芳一定要以拼战和决战来防止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第三，不仅以“保种护教”为号召，而且以兵源不断为保障。正如大家看到的，马步芳虽只有三万多正规军，其中一万多骑兵，但他还有六万多民团和七万多战马。而资料记载，他最重要的一句口头禅就是“要让每一个人都成为兵”。为此，他不仅规定凡15岁至50岁的男子每年必需参加不少于15天至50天的军训，还不断幻想建立一个平时是民战时是兵的亦民亦兵的体制。而这种兵源补充的源源不断到什么程度呢？有资料记载，从永昌开始，马家军就很少把部队整团、整旅的使用，而是每每留足后备，从军官到士兵，从连排班到营团旅，所有架构一应俱全。目的就是万一损失了，也不管损失多大，都可以在一个最短的时间里将部队按原编制和原人数给补足凑齐。这真是可怕呀！说明什么？说明敌人兵源充足，甚至充足到了需要多少就能补充多少的程度。这对过河时只有四天干粮、每枪平均只有五发子弹（五军）、十五发子弹（九军）、二十五发子弹（三十军）的红西路军来讲，确切说是对于有耗无补、人员伤一个少一个、子弹打一发少一发的红西路军来讲，无疑是致命的。

    正是因此，对于攻占永昌后下一步究竟怎么办，西路军内部也曾有过不同的考量。如徐向前就主张乘虛西进，并为此还谈起古浪失利对西路军的不利影响，李新国、方强、李培基等亲历者也曾对此有过一番记述。同时，金昌军分区军事志、红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也都专门对此进行过记述。

    所有的牺牲者们都在这里留下了英勇作战的足迹，如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红西路军政治部秘书长李春霖、红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邵烈坤等。
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也各自留下了一些宝贵的记述。如时任红西路军总部第三局局长宋侃夫回忆，在永昌曾截获一份马家军的电报，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的走，可以不打，若停下不走，就打。”可见，当时还是很有些可以甄选的余地，或东返、或西进、或原地不动，主动权还基本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对此，每一位亲历者都对之进行过或多或少的记述，如秦基伟、杨文局、华全双、方震、刘汉润、王定国、欧阳辉、王泉媛、兰彦明、郭天明、朱良才、郑维山、刘瑞龙、饶子健、周纯麟等。

    第二单元　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

    红西路军进占永昌后，原本有着或东返、或西进、或原地不动的多重选择，为什么到最后只选择原地不动呢？原因就是一条：配合河东红军的军事行动。

    为此，就在红西路军攻占永昌的次日，1936年11月18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要求西路军应在现地区留驻一时期。

    本来，遵照这一指示就有一个驻守此地的问题。但极为不巧的是， 发生在1936年11月16日至18日的古浪之战，把红九军战事失利以及伤亡2400余人的消息送到永昌。于是，徐向前就曾有过继续西进的考虑，并为此同陈昌浩发生了一番颇为激烈的争论。如徐向前《历史的回顾》就曾这样记载：“这时，中央军委来电，要我们停止西进，在永昌、凉州一带建立根据地。陈昌浩满有把握，劲头十足，要建立永凉根据地。我呢？不以为然，对中央要我们停止西进的意图，百思不得其解。我对陈昌浩说：现在可得好好估计估计形势哩！九军被搞了这一家伙，马家军整天进攻我们，毛炳文部又要西进，形势和过去大不相同，弄得不好，我们还得吃亏。”陈昌浩却不以为然，一定要坚持留下来，并且还准备组织批判徐向前的错误思想。

    而与之相应，中央也不断电报指示：“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的根据地”、“西路军主力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远方反对西路军退入新疆”。可见，篇篇电文都无不佐证和支撑着陈昌浩的主张，于是，红西路军也就只能停留在了永昌一线。

    当然，无论中央的电令还是陈昌浩的主张也都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现在，更加深层的原因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电令和主张呢？

    为什么呢？这就需要从这一时期蒋介石的大力度“围剿”说起了。我们知道，蒋介石对中共中央和红军的“围剿”，一度曾经有个一石三鸟和搂草打兔子的考虑，也就是说，他既要消灭长征中的红军，又希望借助着红军的长征来顺便解决长期无法解决的地方军阀特别是西南地方军阀的问题，他曾经想红军走到哪也就顺便着把地方军阀的问题解决到哪。但这个时期不同了，他先后五次到西安督促张杨加紧对红军进行“围剿”，并且还先后调动胡宗南、毛炳文、关麟征、王均等部二十五万大军齐集河东，目的就是彻底解决中共和红军问题。为此，他还说过，“汉卿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是其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长久的剿灭共军作战，已到了最后五分钟。”而且，还在其《西安半月记》中写道：“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内完成　切勿丧失良机。”可见，当我们有力量捏成拳头打通国际路线之际，蒋介石也要下大气力解决中共问题了。

    于是，总的形势必需要求红西路军留驻永昌一线来配合河东红军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新一轮进攻。实事上，这个时期，河东红军也真被压得喘不过气了。鉴于如此严峻的形势，1936年11月18日，朱德、周恩来、张国焘、毛泽东联名致电红一、二、四方面军，下达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命令。与之相应，则要求红西路军“团结一致完成新任务”。而正是着眼并全力服从于“粉碎蒋介石新一轮进攻”的这样一个全局性任务，红西路军责无旁贷的肩负起了策应河东红军军事行动的历史任务。为此，1936年11月23日，红西路军军政委员会正式发布《告指战员书》，坚决按照中央指示，在东起凉州西四十里铺、西至甘州附近近一百五十里的狭长地段上一字摆开，为创建永昌、山丹根据地而苦苦拼杀。

    先是武威西四十里铺、接着就是永昌八坝、东十里铺、二十里铺、永昌水磨关、永昌县城保卫战等系列战斗。如在武威西四十里铺，从22日至24日，仅三天就先后歼敌2400余人，其中仅大刀砍杀者就多达700余人。同样，在永昌七坝、八坝，仅11月25日、26日两天，红三十军一部就与前来进犯的由马元海亲率的敌祁明山旅、韩起功旅、马禄旅、及刘呈德团、马步銮团和部分青海民团，进行了两天一夜的激烈战斗。由于缺乏子弹，红军凭借堡寨奋力据守，用肉搏将敌击溃。战斗之惨烈令人瞠目。对此，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一书中写道：“三十军在四十里堡战斗后撤至八坝，又歼敌两个旅的进攻，敌先是用山炮、迫击炮猛轰我阵地，将围墙、房屋摧毁，而后以骑兵发起猛烈冲锋。激战两天，我阵地被敌杀进两层，弹药消耗殆尽，全凭大刀拼杀。最后利用夜间出击，将敌杀退，敌遗尸八百余具。”

    最能说明红西路军处境的，大概就是这份电报了。电报说：“（甲）马敌现伤亡已约五千以上，但能抽大批民团壮丁迅速补充，人马、子弹均有。凉州即能抽壮丁三万。因此，仍能继续与我拼战。（乙）马敌战术以骑兵四处活动，以成团密集队形猛攻堡寨，前仆后继，黄昏后畏我夜战出击，即退守堡寨。反复攻某点不得手时，即又集兵猛攻另一点。敌大都乘马，进退均速。我方胜利难缴获，败即无生还。（丙）这一带地形开阔，区域狭小，无树木、房屋，尽有堡垒，不便迂回抄击。（丁）每守一堡寨须一营以上兵力，枪弹少，难阻敌攻。激战终日，部队即可耗尽子弹，炸药。矛刀极少，又难补充，弹尽致陷，损失更多……”

    而面对这些困难，中央也只能自顾不暇的以“与其击溃其许多团，不如干净消灭敌一个团”、“西路军必须集中兵力行动”、“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团结一致完成新任务”、“西路军争取在甘永凉过冬”等为应对。好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西路军的全力配合，河东红军一举取得了山城堡大捷，从而以歼敌一个旅又一个团的重大胜利终止了中央军对陕甘宁苏区的攻势。红西路军终于到了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进行铺排自身行动的时候了。

    第三单元　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本来，到这个时期，战事不利是完全可以扭转的。虽然21000多人的部队到了这一时期大概已经损失了约4000人，虽然过河时每支枪的子弹（即五军1500多枪每枪平均5发子弹，九军3000多枪每枪平均产5发子弹，三十军5000多枪第枪平均25发子弹）到现在已经所剩无几，虽然由于四军和三十一军两个军没有过河而徐陈在指挥上已经不太习惯（过去五个军就像一个拳头上五个指头一样），虽然在会宁会师前先是五军伤亡过半而过河后又是九军伤亡过半，故全建制的部队只剩三十军这一部，虽然既定的“打通国际路线和建立河西根据地以一年为期”的基本约定，直到现在也没把究竟是先打通国际路线还是先建立河西根据地的任务彻底理清，虽然近18000人的部队补充一直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和难题，虽然和眼前的这个以骑兵为主的敌人相比前所未有的失去了游击战的优势，但，与任何旧军队相比，因为有着理想和信念的支撑，因为有着近战和夜战以及不怕牺牲和勇于牺牲的诸多优势，就仅靠着这些，无论东返、还是西进，从力量和意志的各个方面讲，都本应游刃有余并且绰绰有余。但就在这样一个需要尽快做出调整的节骨眼上，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西安事变的爆发，虽然对河东红军来讲，是彻底的结束了内战，并且由之开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崭新局面，但当其时也，对河西红军来讲，却意味着从此失去了任何由自己选择行动方向的权利。由此，无论东返，还是西进，一切的一切都由西安事变后的形势需要而决定。可以说，西路军正是由此肩负起了推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历史重任，并由此牺牲了再牺牲，最后为之献出了一切。

    其实，西安事变的爆发，是我们之前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奔走呼号的一个必然结果，虽然这个统一战线，在范围和涉及面上还主要是以张学良、杨虎城为对象。但就是这样一步步的推动，并且伴之以红西路军进占河西，所以一切也就成了可能。如早在1936年6月16日，中共中央就曾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致电身在苏联的王明与陈云说：“我们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上层方面，业已坚定了张学良抗日反蒋的决心。”“西北国防政府应以兰州为中心，此政府主席及抗日联军总司令推张学良，我们则任其副。”再如在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再次以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秦邦宪）、毛泽东的名义致电王明，要求苏联方面尽快给予援助，而军事上“沿途坚城置之不攻”，“待从外蒙新疆到来之技术兵种配合攻取”。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正是红西路军占据河西打通苏联在望，客观上促使着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兵谏。而大家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年关于西安事变的有关报道以及中共中央的通报和指示。因果关系，正如诗云：“百年历史之节点，人人都道属张杨；其实就是西路军，才使张杨下决心。西安事变中外惊，从此统战梦成真；可惜后来论述者，无人论及此成因。”

    为什么要把西安事变说成是百年历史发展的节点呢？其实，原因就在于：因为有了西安事变，所以，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开始一步步的走上了先是靠张杨始，继之向以蒋介石为首的整个国民政府拓展的历史全过程，也由此最终完成了一个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历史全过程。可以说，红西路军就是为了这个大义和大业，无条件的坚守了下来，在这不该停留的地方再次停留了下来。

    本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红西路军的统战工作也该卓有成效呀？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马步芳因其一心要当“西北王”的军阀本性，并也因之完全号准了蒋介石必欲置中共与死地施政脉门，故完全不顾举国皆然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开始了更加疯狂的军事进攻。如这三封西安事变前后的所谓“嘉奖”“嘉勉”电文，就清楚的见证着马家军的反动。再如这封关于请朱绍良从速回甘的电报，更是有着“以期于最短期间将窜河西之匪歼灭之”的极端字样。而其专门组织人员编写的所谓“陆军新编第二军‘剿匪概述’”更是一一记载着他们那段历史潮流而动的狂悖与凶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