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大凡清官廉吏，都正直善良，总是严于律己，常感政绩不显，负国负民，有愧于心。古往今来，立志不负苍天不愧民的他们留下许多“自愧诗”，闲来展卷读之，仍能从中受到启发，获得鉴益。清官信仰历久不衰的根本原因是平民百姓期盼清官，崇敬清官，迷信清官，并奉之若“神”。在百姓眼里，清官就是这样一些平反“冤抑”的行家里手，并且具备公正无私、不畏权贵的道德品格。不管怎样，笔者认为:清官信仰对传统中国的吏治或多或少有些道德上的“规劝”作用，对平民百姓也或多或少有些心理上的“治疗”功效。

    唐代诗人韦应物，曾任江州刺史、苏州刺史等职，为官清廉，关心民疾。在任滁州剌史时写过一首《寄李儋元锡》中云：“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主要是抒发对朋友的怀念以及对时局的感叹。看到农民辛勤耕耘，生活困苦，他感慨地说：“方惭不耨者，禄食出闾里”。与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贪官污吏形成鲜明对比。提到了“俸钱”。当然这里并不完全指的是“钱”，而是指为官。意思是自己的身体不好很想辞官归隐田园，但是看到治下仍有逃荒的难民流离失所，作为父母官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而感到十分惭愧。当然我们也可以直白地理解为“愧对朝庭的俸禄”。不管“俸钱”二字指的是为官还是俸禄，关键是一个“愧”字，把诗人的心境描写得淋漓尽致。韦应物出身关中望族，入仕以后在很多地方当过剌史，作为一个长期“混迹”于官场的封建官员，能有这样的境界十分难能可贵。以致宋代的范仲淹在读到这联诗时称叹不已，赞之曰：“凡居官者，廉洁已难称难能，韦则因邑有流亡，应得之俸钱亦觉得有愧，非特廉吏，且蔼然仁人之心也。”

    白居易是人们所熟知的大诗人，与韦应物基本上生活在一个时代，以诗风通俗易懂著称。先后任过杭州刺史、苏州刺史等地方官。他了解民情，深知“嗷嗷万族中，唯民最辛苦”。在任陕西周至县尉时，他目睹农民冒酷暑割麦的辛苦情景，想起他们交税后所剩无几的悲苦生活，在他流传下来的作品中有多首诗都提到了俸禄。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他当县尉时写的一首赋《观刈麦》诗抒其疚情：“ …… 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在另一首诗里说：“有禄肥妻子，无恩及吏民。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诗人爱民之情溢于言表，自愧之心跃然纸上。这首诗较长，前面用了大量的篇幅描写老百姓在农忙季节抢收麦子的场景：烈日酷暑，男女老少齐上阵抢收着庄稼，尽管很苦很累，但仍然嫌白天的时间太短，怕不能及时将麦子收完而影响收成。诗的后半部分还重点描写了一位带着小孩的贫妇，她将小孩放在身旁，挎着一只破筐捡拾掉落在地上的麦穗，从妇人与别人的对话中诗人了解到，她是因为自家种的粮食全部都交了租税，因此只有靠拾点别人遗落的麦穗暂时充充饥。字里行间充满了对贫苦劳动人民的同情。最后诗人突然把“镜头”对准了自己，这种感受几乎与韦应物的《寄李儋元锡》如出一辙，都凸显了一个“愧”字，只不过后者来的更加直白和强烈。其时，白居易所任的县尉正是负责征收捐税的，自己既没有什么“功德”，更没干过什么农活，而俸禄竟然有三百石之多，年底还能有余粮。自己的“待遇”与终年劳作最后还要靠捡拾麦穗充饥的“纳税人”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因此诗人倍感愧疚，以致于“尽日不能忘” 也。

    晚唐诗人薛逢在其《潼关驿亭》中也提到了自己对“俸禄”的看法。这首诗本意是要表达自己对功名利禄的淡然，然而其中“寸禄应知沾有份，一官常惧处非才”一联，却很容易让我们理解成“为官者要常怀畏惧之心，即使俸禄微薄，也要时刻掂量自己的修为是否对得起它”。一个“惧”字，表现了清廉正直的封建官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朴素思想。还有一位叫杜荀鹤的晚唐诗人对待无功受禄（主要指虽然为官但因世情不容而难以有所作为）的态度则更为坚决。他在《自叙》中写道：“宁为宇宙闲吟客，怕作乾坤窃禄人”。其中一个“怕”字用得很到位。因为诗人把不能作为而受禄视为象偷窃一样的可耻，所以才会产生“怕”的感觉。仅从字面上来看，这个“怕”字似乎比前面的“愧”字意思又进了一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