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同，鲁迅因病在上海逝世。鲁迅的同乡兼学生，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左联”常委兼秘书长徐懋庸闻此噩耗，当即写了一副发自真情的挽联：“敌乎?友乎?余惟自问；知我?罪我?公已无言”。徐懋庸言：我在我和鲁迅先生的私人关系上所感觉到的哀痛，总算是寄托在这十六个字之中了。次日上午九时，我到万国殡仪馆去瞻仰先生的遗体。看了那依然严肃，正直，强毅的遗容以及纷至沓来的瞻仰者，我总感到先生虽然已经“无言”，但是他的永留在中国大众身上的影响，就是此后“知我，罪我”的代言者！徐懋庸与鲁迅原有师生之谊，因“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之争，意见分歧，产生误会，互相论战。徐懋庸挽联在所有悼挽鲁迅的联语中，感情最为复杂的要算是徐懋庸了。鲁迅生前曾和徐懋庸进行过论战，虽说鲁迅曾对徐产生过误会，也撰文严厉地批评过他，但徐还是深敬鲁迅先生的。因此鲁迅逝世，徐的挽联实在不好写，其挽联中通过连续发问的表现形式，更多地表达了自己当时欲说还休的复杂心情，同时也把自己从尴尬的处境中解脱了出来。

    1933年初，年仅22岁的徐懋庸以他文思敏捷、笔锋犀利、风格独特的杂文走上文坛，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鲁迅的器重，鲁迅为他的《打杂集》作序，并介绍它出版。在鲁迅关怀鼓励下，徐懋庸写作热情高涨，他以杂文形式挞伐邪恶势力，张扬真理，先后出版了《打杂集》、《不惊人集》、《街头文谈》、《文艺思潮小史》等杂文集，从此一举成名。1936年，上海文坛上发生的“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中，徐懋庸同鲁迅意见相左。他冒失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不适当的信，激怒了鲁迅，致使鲁迅鲁迅去世前两个月，发表了《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公开信》，痛斥了徐懋庸。一时间，徐懋庸由鲁迅器重的人变成攻击鲁迅的罪人。对徐懋庸作了严厉批评，但徐懋庸还是非常敬重鲁迅的。鲁迅逝世，挽联更多地表达了自己深感愧疚、引以自责，体现了磊落的胸怀与真挚的感情。下联中的“知我罪我”语出《孟子•滕文公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后以“知我罪我”为相知、相责之词，联中用以感慨鲁迅逝世，自己再也听不到教诲了，表达了对鲁迅逝世的沉痛悼念之情。因为两人之间的论战和误会，徐懋庸的这副挽联被人认为有讽刺鲁迅之意，在追悼会上没有悬挂出来。

    为此，他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表达对鲁迅的尊敬和推崇。在《通俗文化》杂志第4卷第8期上发表的《鲁迅先生又有一比》一文中，他说鲁迅不但可以比作苏联的高尔基，而且可以比作法国的伏尔泰，并对挽联和送挽联一事作了说明：“我的那副挽联，是被治丧处的不知谁某取消了，他对人宣传的理由，是其中有讽刺鲁迅先生之意。这完全是胡说!……那上联是‘敌乎?友乎?余惟自问；’这就是说，我到底是先生的敌人，还是先生的友人呢?这我只问自己就是了，这‘问’字还可以作‘责勉’解。下联‘知我?罪我?公已无言。’这是说，先生生前，看到我的好处、坏处，都不吝批评，但现在是‘无言’了，在我是不能再受教诲了。”但遗憾的是，这联和这事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还是继续被视为攻击、诽谤鲁迅的“罪证”，使徐懋庸长期蒙受不白之冤，遭到残酷的打击和迫害。

    徐懋庸与鲁迅争论那年才２６岁，早已蜚声文坛，年轻自得。更兼其质朴天真，从不虚与委蛇、欲说还休，更没有“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的圆滑，总是针针见血，字字穿心，责斥锋利，不容纤尘，故而祸及自身。他在后来的文章中也说过：“三十年代上海的乱子，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我的骄和躁，起了很大的作用。”难以预料的是，两个月后，鲁迅竟与世长辞。惊闻噩耗，徐懋庸如遭晴天霹雳，他说：“这在我心头撒下了一种成分十分复杂的痛苦”，悲痛“是异于一般人的，是无法表达的”，其坦诚其痛苦撼人心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