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

    上述建议未被华中总指挥部采纳。

    11日，中共中央电示中原局：国民党甚关心苏北冲突。你们应坚持原定方针，不打兴化，保留韩德勤，并希望在10天内解决曹甸战斗。据《赖传珠将军日记》记述，陈毅初定于12月11日总攻曹甸、许家园子、安丰，后改至12月13日，最后定于12月14日。“12月14日，接电，我军于昨夜7时总攻曹甸，现已进街里，详情不明。”根据以上内容看来，总攻命令应该是于13日晚7时下达的。

    黄克诚、韩振纪签署了由纵队司令部草拟的作战命令，韩振纪考虑到5纵所属参战各部队的位置距离较近，为了保密，决定不用电台，派参谋分别骑快马或乘汽船，在武装保护下迅速通知各部。

    这时，按照华中总指挥部的命令，彭朱支队仍为曹甸方向的主攻，该支队第1团担任曹甸西北角主攻，第2团担任曹甸以北阻击顽军增援任务，第3团担任攻击曹甸西南角的任务，从几个方向开始猛烈攻击。战士们不顾伤亡，经过反复冲杀、争夺，攻入曹甸西北角炮楼，占领围墙、碉堡，予敌以重大杀伤。此时，新四军参战部队在东北、东南两线的攻势尚未展开，顽军集中兵力在西线组织反击。

    13日22时许，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1纵队越过壕沟，突破东小圩，占领部分顽军阵地。此刻，八路军第5纵队在西线进攻的部队进行战术轮换，顽军趁机在东线进行反击，我先头部队未能巩固住前沿阵地，后续部队也受到顽军炮火的压制，无法前进增援。战斗进行到14日拂晓，曹甸战场东、南、西三面之我军联系不畅，未能形成统一进攻。

    顽军凭借坚固工事和强大炮火阻击，战场上水网密集、道路狭窄，我方兵力过于集中，火力展不开，伤亡较大。5纵司令部设在被我军占领的一处掩蔽部内，距顽军前沿部队不足两百米，反复遭受敌人炮火轰炸，工事数次被毁。

    韩振纪认为，战况千变万化，不在前边看就不能及时掌握战况，只听参谋汇报不行。他选择一个缺口处观察敌情，这时，一颗炮弹飞来，在不远处爆炸，可他居然未受伤。身边的人都惊出一身汗，劝他小心，但他却依然不后撤。

    某位战地记者于现场拍了下来一张照片（见书前照片）。从照片的情况看来，敌人的掩蔽部为钢筋水泥筑造，坚固隐蔽，而且被巨石灌木草丛所围。当时，凭我军的火力，能攻下如此坚固的工事，这个仗打得一定非常艰难。照片中的韩振纪长时间没有刮胡子，战尘满身，打着裹腿，挎着手枪和望远镜。这是韩振纪在战场实地唯一的照片。

    曹甸战场形成对峙，战斗无法向纵深发展，但彭朱支队仍坚持围阻曹甸，两天后才撤至陶家林。

    这一仗，陈毅、粟裕、叶飞、王必成、刘培善、陶勇以及黄克诚、韩振纪、田守尧、韦国清等都奉命参战，后期，吴信泉也回来了，可谓名将云集，但曹甸久攻不下。以后，几位曾参战的老同志说，从战略战术的意义上讲，战斗初中段应留有预备队，结果命令下得过紧，没打多久就全拉了上去硬拼，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伤亡都较大。

    此时，黄克诚向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提出意见：我们刚刚到达淮海、盐城地区，顽军残部、伪军、土匪、

    特务、反动地主武装到处骚扰暴乱，根据地内很不稳定，所以当务之急，应是剿灭顽匪，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然后再相机解决顽军为好。

    (《黄克诚回忆录》第30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粟裕、叶飞、韩振纪也赞成黄克诚的意见，陈毅遂命令部队撤出战斗。《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2月15日，据悉，此次战斗攻坚共伤亡约1300人，昨晚已撤回原地，决移至平桥、径河、蚁甸、风谷村、射阳、陶家林之线整训补充。去汽划子接陈（毅）指挥回来。

    12月16日，得悉各部队已撤至原防。又接黄克诚数次来电，要求撤兵，表示有些无信心。至晚决心撤。后不久陈（毅）指挥回来叙述了前方战斗经过，不能配合动作及保存有生力量的问题很大。决定今后部署。发电收回命令，照原计划执行。

    12月17日，胡（刘少奇）、陈（毅）动身去前方，各部已照原计划撤兵。

    12月18日，彭（明治）、朱(涤新)支队在陶家林等处未动。(黄)克诚已到2支队，进至崔堡附近折回。

    5纵参战部队撤下后，在途中遇见胡服、陈毅。胡服指挥军事，行令严格，大家对他都很尊重。胡服带5纵各参战部队返回曹甸前线。在阵地附近，胡服召集陈毅、粟裕、黄克诚、叶飞、韩振纪、彭明治、朱涤新等一起研究讨论。经过反复研究，胡服作出撤兵的决定。《赖传珠将军日记》摘录：

    12月22日，天亮起床冒风雨乘汽划子去射阳，途中船出故障数次。买烧饼吃，黄昏时才到。当夜与彭（明治）朱（涤新）谈部队守备的主要任务和部署，并电告胡（服）、陈（毅）。射阳很险要，在水荡中，是可守之地，多兵无法展开，很难攻下。

    12月23日，与彭（明治）、朱（涤新）、吴（信泉）谈部队守备的准备工作。接到胡（服），陈（毅）关于部队撤退命令，准备明日赶回盐城。

    韩振纪组织5纵所属各部队撤回原驻地，在兵力部署上作了调整。据张池明回忆：第4团（687团）向西防御日军从淮安、淮阴、涟水进攻，同时向南阻止韩顽进犯。1月初，总指挥部在盐城开会，对黄克诚有批评。

    中原局撤了黄克诚第5纵队司令员的职务，但黄克诚还是政委，5纵队的工作还是他管着，纵队司令部所有电文，韩振纪仍一概首署黄克诚之名。此时，韩振纪致电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请复克诚5纵队司令职，以指挥全面。仗没打好，有些指挥员之间产生埋怨情绪，后来，也有人说黄“右倾”，认为黄克诚想保存实力，但事实上，他与韩振纪把5纵队3个支队大部分主力都调上来了，牺牲很大。其中，第1支队始终拼杀在前，是作战的主力之一。

    曹甸一役历时18天，粉碎了国民党顽军对新四军、八路军进行东西夹击的阴谋，歼其8000余人，缩小了其反共的势力范围，同时，我军武装开辟宝应，打通了与皖东的联系，此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曹甸战役不是败仗，只是未达到原计划战略目的，除了客观上不具备全胜之条件外，各部之间的磨合、协同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曹甸战役是韩振纪一生所经历过的无数次战斗之一，在他看来，这次战斗的经验教训应当进行客观的全面总结。
1941年初，国民党第二次掀起反共高潮，蒋介石亲自派遣重兵向华中、山东的新四军、八路军进逼。

    据《赖传珠将军日记》，1月3日，赖传珠被任命为华中总指挥部参谋长兼任5纵队副司令员，但他的位置仍在总指挥部，皖南事变后，陈毅曾打算让赖传珠到黄克诚的第3师工作，终未去成。

    1月7日，韩振纪陪陈毅同志前往八路军第5纵队第1支队某团，检查落实东北方向的防务。后来，韩振纪回忆当年情况的时候说过，陈毅在听汇报的时候，一边听人家讲话，一边抓脚，这倒让韩振纪感觉陈毅这位首长没有架子。汇报完了，该团的领导要求首长讲话，陈毅说：“老韩，你来讲！”韩振纪只好说了大约十分钟，转头一看，可能由于疲劳的缘故，陈毅似乎快睡着了。韩振纪请陈毅给大家再讲讲，陈毅笑着一摆手说：“你讲了，我就不讲了，咱们下去走走！”到了基层部队，陈毅一下子来了兴致，边走边看，时不时地找5纵的战士聊上几句，还向韩振纪了解部队装备和防卫设施配置的比例的问题。韩振纪对答如流，这些原本都是他亲自拟定的周密部署。

    陈毅提出加强特种兵防御的具体意见。随后，韩振纪把陈毅讲的内容详细向黄克诚汇报，黄克诚决定增调工兵连在东北方向一线构筑反坦克工事，密集埋设地雷。

    11日下午，当陈毅返回总指挥部时，日本飞机轰炸盐城等地，文庙、“抗大”宿舍及仓库等多处中弹。5纵驻地也有所损失，待敌机刚走，韩振纪就命令工兵加紧修筑工事，很快完成了任务。

    1月12日至15日，胡服与陈毅等在苏北盐城西郊召开了旅级以上干部会议，黄克诚、吴法宪等参加，韩振纪奉命留守司令部。这是中原局和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进驻盐城后所召集的第一次会议。会上，胡服明确指示，由新四军粟裕部、八路军第5纵队分别负责苏中、苏北根据地的建设。

    黄克诚在盐城参加完会议，又过了几天还没有回去，这时军委突然来了命令：韩振纪调往总指挥部另行分配工作。命令下得紧急，韩振纪走得仓促，只带了个警卫员出发，因为黄克诚不在，他不能自己欢送自己，所以也没开个欢送会。

    韩振纪从5纵司令部驻地阜宁县益林镇南窑村出发，于次日赶到总指挥部。在这里他见到黄克诚，黄克诚只说了一句：“你来了。”韩振纪说军委下来了命令，黄克诚听了之后没有再说什么。韩振纪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即在黄克诚领导下战斗，与老部队产生了难舍的感情，到华中以后怎么一下子调开了？他事先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3日，陈毅、张云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向全国各友军发出就职通电，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5纵政治部副主任邓逸凡也被调到新四军军部任政治部秘书长。之前，邓逸凡兼过华中总指挥部后方政治部主任，据说他调走的时候带着好几个人，情绪不错。

    1月25日，八路军第5纵队将领黄克诚等18人发出《关于反击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七项建议致中共中央等电》，其中列名者有邓逸凡而无韩振纪。由此可见，韩振纪离开5纵队的时间应是在1月25日之前，邓逸凡则在该日之后。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的合法番号被撤销，新四军新第2支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等12人被枪杀于上饶集中营。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多次通令，“决定对共产党称奸党”“对新四军称匪军”“不得与新四军接洽，不分区域，协力严加剿办”“剿办新四军期间停止对日军袭击”以上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新四军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

    中共中央军委宣布我党领导的陇海铁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全军共7个师、1个独立旅，军部直属“抗大”第5分校、独立旅及特务团，计9万余人。

    2月9日，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并兼军区（先后称苏皖、苏北）司令员、政治委员和军政委员会书记，原鲁西军区副司令员彭雄接替韩振纪的工作，调任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吴法宪为政治部主任。

    这时，留在冀鲁豫，原准备南下的八路军第2纵队未动，1941年7、8月间再次整编，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在此之前，卢绍武到延安学习，阎揆要任参谋长。1942年6月，该纵队番号撤销，此是后话。

    1943年2月10日左右，新四军第3师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8旅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师作战科长席庶民、师作战科长曹云、阜宁总队长张友来、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24团政治处主任程世清、8旅供给部长伍瑞卿、8旅卫生部长彭少英、盐阜行署公安处长黄国山、7位女干部及警卫人员赴延安学习。他们大都是344旅和第2纵队的老同志，与韩振纪很熟，行前有同志到过路东，韩振纪还专门托他们带话给在延安的战友，转述淮南抗日局面，并示问候。

    途中，他们与日军遭遇，彭雄、田守尧、曹云、张友来、吴毅等18位同志英勇牺牲，其中有田守尧的夫人陈洛连、张池明的夫人张明。张池明等幸存者于9月底到达延安。当时，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有关消息，还登载战友们写的悼念文章。同年9月，盐阜根据地军民为烈士修建了纪念碑，黄克诚、张爱萍写了挽词。当时已在新四军第2师任参谋长的韩振纪听说这件事之后十分痛心，他在给黄克诚的一封信中写到：

    守尧与我等共同奋斗，生死不惧，他对同志、作事情完全是透明的，这也是值得学习的优秀品质。

    彭雄、田守尧的牺牲，在新四军、八路军是件大事情，当时团级单位都有电台正常使用，像他们这一级领导干部牺牲，军部一定是报告中央的。前几年有一种说法，说国民党特务冒充田守尧潜入延安，准备刺杀毛主席，被“中国福尔摩斯”破获了。笔者认为，田守尧是原红15军团78师师长，陕北许多同志认识他。1938年春夏，朱德总司令带一干人等在晋东南，还在会上亲自批评过他。原红15军团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于1942年1月入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1943年5月任中央党校三部主任。这时，田守尧的老搭档、原红15军团78师副师长韩先楚也在延安，先后在中央党校等单位学习，曾担任“抗大”第1大队大队长。郭述申、韩先楚等许多人与田守尧很熟悉，再加上张池明、程世清、伍瑞卿等人也到了延安，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怎么会派人冒充高级将领田守尧，而且“潜伏”那么久，延安边保处识别这么个人还用得着“中国福尔摩斯”费大力气搞“侦察”？上述说法不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