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留日学生研究评析
　　近代中国的留日运动于甲午战后逐渐兴起,虽在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撤回并停派了留日学生,但各地伪政权仍旧选派留日学生,从而使留日运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社会各界自留日运动兴起之初就非常关注留日学生问题,随着中日复交后留日风潮又起,研究留日学生问题可谓是方兴未艾。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地,涌现出了沈殿成、黄福庆、林启彦等一批专家学者,出版了一系列的学术论著。南开大学还成立了近代中国留学生研究中心,徐州师范大学创设了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等相关的研究机构。1996年5月24日,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和辽宁省留学人员联谊会、辽宁省留日同学会,在沈阳联合举办“纪念国家公派日本留学生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就中国留日运动史的诸问题交流了意见。目前,中国学者在研究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起始年代、考证留日学生人数、探讨“留日热”的原因、分析留日学生的学科专业、研究留日学生的办报和翻译等文化活动、革命爱国活动以及女性留日学生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昔日“天朝上国”的学生东渡留学,也引起了当时日本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讨论。1931年松本龟次郎以其亲身的教育实践和体会为基础,出版了《中华留学生教育小史》(东亚书房) ,回顾了自己教育中国留学生的历程。实藤惠秀则在《日华学报》上从1936年11月至1938年12月,连载了《中国人日本留学史稿》,首次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七七事变前中国人赴日留学的原因、人数、生活、社会活动以及日本的教育机构、日本教习等情况,奠定了其研究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学术地位。1979年中国大陆再次派遣留日学生,成为日本学界重新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契机。阿部洋从此开始重点研究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中的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细野浩二考释了中国学生的来日时间和清政府的留学政策;荫山雅博主要探讨了宏文学院的中国留日学生教育情况;小岛淑男则以研究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留日学生的活动为主。鲁迅、郭沫若等著名留日学生的个案、留日学生与留学学校的关系、杰出的留日学生教育者以及中国女性留日学生的研究,也颇受日本学者的关注。另外,日本学者还结成了一些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的研究会或研究班,并与中国学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6年7月15日,笔者参加了以神奈川大学的大里浩秋、孙安石等人为中心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会举办的学术年会,非常感慨他们把握相关学术动态之迅速和收集资料之全面。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研究虽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仍存在一些缺憾或不足。首先,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研究比较薄弱。目前,笔者仅见的中文成果有王奇生的《沦陷区伪政权下的留日教育》(《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 、孔凡岭的《伪满留日教育述论》(《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2期)和《伪满时期留日教育及其特点》(《历史档案》1998年第1期) 、周孜正的《汪伪的留日学生教育》(《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3期)和《浅论汪伪时期在日中国留学生的经费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3期) 、余子侠的《日伪统治下的华北留日教育》(《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5期)和《日伪统治下伪蒙疆政权的留日教育及其教育交往》(《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第4期)等论文。日文成果主要有河路由佳的《卢沟桥事变后(1937—1945)的在日中国留学生》(《一桥论丛》第126卷第3期) 、陈昊的《日中战争时期的中国留日学生》(《九州教育学会研究纪要》第31卷) 、河路由佳等著的《战时体制下的农业教育与中国人留学生》(农林统计协会2003年) 、三好章的《维新政府与汪兆铭政权的留学生政策》(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报》, 2006年3月)等论著。这与研究战前中国留日学生数以百计的论著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系统性。主要原因在于抗战时期的留日学生作为由伪政权选派的留学生,其历史作用和社会影响远不及清末民初的留日学生,所以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
　　其次,很少有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角度进行研究的成果。数以万计的中国学生蜂拥赴日后,很难想象日本政府没有相应的留日学生政策。然而,限于国内日文资料的不足,几乎很难发现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条文。当年,笔者将博士论文题目拟定为《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时,汤重南先生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如果你能把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政策条文串起来,就可以做。”幸运的是,笔者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国会图书馆等处,不仅查到了日本政府针对中国留日学生的诸多法令、文书的原件,而且发现日本学者也很少关注该问题的研究。
　　最后,中外学者研究留日学生问题时,大都局限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留日学生,很少有人关注当时各国留日学生之间的横向联系。如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编辑的《战前日本对亚洲的教育参与》(1993年3月) 、藤原聪等著的《亚洲战时留学生》(共同通讯社1996年)等论著中,都分别论述了当时亚洲各个国家的留日学生问题,却很少涉及中国留日学生与朝鲜、越南或其他亚洲国家留日学生之间的联系。那么,亚洲各国留日学生之间有没有联系呢,如果有又是如何联系的呢,彼此的联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相信随着抗日战争研究的深入和拓展,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研究也将不断深入。
　　张朔人(海南大学)海南抗战研究评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日战争研究逐渐成为显学。比较而言,海南的抗战史研究则明显滞后。伦祥文的《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占海南岛及其经济掠夺》(《历史教学》1992. 2)阐述了日本对海南的经济掠夺;房建昌的《关于日本侵略海南岛的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8. 3) ,从历史的视角就日本侵略海南进行研究;王裕秋等人的《日本侵占海南时期的经济“开发”政策及活动》(《海南大学学报》2000. 3)指出:日本的“开发”活动主要基于农业和商业两方面进行的;邢寒冬等人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海南岛农业政策的确立》(《中山大学学报论丛》2005. 2)认为:随着日军战略目标的转移,把粮食、蔬菜等基本生活物资的生产作为农业政策的核心。这些文章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日本掠夺海南的各种资源,其性质和目的都是掠夺与为侵略军服务的。台湾学者钟淑敏的《殖民与再殖民———日治时期台湾与海南岛关系之研究》(《台湾大学历史学报》2003. 6)则透过在日本殖民统治下所产生的“台湾经验”如何落实於海南岛“军政”的分析,以探讨日本殖民统治的特质。张兴吉著《日本侵占海南岛罪行研究》(海南出版社2004) ,论述了抗战时期日本人在海南岛的活动及其影响,并就当时所谓“海南岛开发”情况展开研究。
　　从建立海军基地的军事视角剖析日本侵占海南的有:日本相泽淳〈海军良识派と南进—海南岛进出问题を中心にして—〉,《军事史学》第99、100号(1990,东京) ;《太平洋の滿洲事變—日本海軍による海南島佔領·統治》(《防卫研究所纪要》第2卷第1号, 1999. 6) ;岸田健司〈日本海军の「南进」政策と海南岛进出〉,《日本大学大学院法学研究年报》第20号(1990,东京) ;水野明〈日本海军の海南岛支配———一九三九年———一九四五年〉(一) (二) ,《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纪要》第49卷第2号;张兴吉《抗战时期日军总体军事战略中海南岛的地位》(《海南大学学报》2004. 2) ,认为海南岛在日军的总体战略中作为封锁基地、“南进”基地和资源基地的地位突出。另外,水野明〈海南岛における植民地教育政策〉,《爱知学院大学教养部纪要》第49卷第1号( 2001. 8,名古屋) ,则是从在海南推行奴化教育的角度来进行探讨。
　　在揭露日军暴行及性暴力方面:符和积的《侵琼日军慰安妇实录》(《抗日战争研究》1996. 4)一文指出:海南“慰安妇”人数多、来源广、受害程度深。其中,被日军采用暴力强制、征掠掳逼而来的海南各地妇女人数最多,又以临高新盈地区的女性比例为最。符和积编著《铁蹄下的腥风血雨:日军侵琼暴行实录》(海南政协文史资料第十一、十三辑) (海南出版社, 1995、1996) ,记录日军在海南的种种暴行,收集了日军对海南妇女的性暴力侵犯的罪证,实地采访二十多位幸存“慰安妇”,为研究海南“慰安妇”提供了珍贵的资料。苏智良等著《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对日本在海南的殖民统治、屠杀、经济掠夺以及日军在海南设立的“慰安妇”进行详细的剖析。
　　关于海南抗战:琼崖武装斗争史办公室编《琼崖纵队史》(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6. 9)记述了琼崖工农红军的诞生、母瑞山根据地的建立、武装斗争的发展等情况。广东琼崖革命史研究会与广州地区老游击战士联谊会琼纵分会编《母瑞山》(广州:《母瑞山》编辑部, 1997)主要记述根据地建设等相关情况。与其相关的有李德芳著《琼崖革命精神论》(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该著从政治学角度入手,分析琼崖革命精神与海南历史文化、群众、妇女的关联,进一步探讨琼崖革命精神内涵及其现代价值。张朔人的《琼籍华侨与海南抗战》(日本大阪《海南近代史研究会刊·创刊号》, 2008.1) ,从海南华侨支持故土抗战的层面着手展开论述。
　　相关调查工作,如日本民间组织的“海南战争受害妇女支援会”的律师团对海南幸存“慰安妇”法律取证、日本“海南近代史研究会”对日军暴行的田野调查、中国学者和日本民间人士分别对海南“盟军战俘营”口述史调查都在不同程度地进行。
　　对海南抗战史研究相关文章的简单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从研究队伍还是涉及的领域来看,海南抗战史研究十分薄弱,而且“外热内冷”现象非常明显,岛内专门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寥寥。
　　陶水木(杭州师范大学)浙江抗战史研究评析
　　如果要提炼近30年抗日战争研究特点的话,那么区域抗战史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无疑是其中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抗日战争史研究也获得长足进展。一是史料的编辑出版成绩显著。浙江省档案馆、省党史研究室等单位编辑出版了不少浙江抗战史料,如《浙东抗战与敌后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日军侵略浙江实录》、《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编》(抗日战争上、下) 、《浙东抗日根据地》、《浙西抗日根据地》、《浙南———南方革命的战略支点》、《浙江战时政治工作队》等。《民国档案》、《浙江档案》、《浙江金融》等杂志也分别刊布了一些由第二历史档案馆、浙江省档案馆等单位选编的浙江抗战档案。浙江省政协文史委、省新四军研究会、浙江民国史研究中心等单位还编辑出版了一些抗战史回忆录、口述史料,如《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浙东抗战春秋》、《浙东游击纵队》、《浙江抗战八年·回忆录》、《浙东抗日烽火》、《烽火岁月中的记忆———浙江抗日战争口述访谈》等。各地市县党史研究室、档案馆、政协文史委及研究工作者也编辑出版了不少抗战史料,如《诸暨抗日战争》、《杭州抗战记实》、《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纪念新四军苏浙军区成立四十周年》等。二是领域不断拓展,研究日益深入。20世纪80年代前,浙江抗战史研究主要集中在浙东、浙西抗日根据地研究,金普森、吕树本等的《浙东抗日根据地》是期间的代表性成果。进入90年代,关于浙江抗战的整体性研究、正面战场重要战役研究以及抗战时期浙江经济文化研究取得显著进展,出版《浙江抗日战争史》,发表《论浙江省区抗战》等代表性的成果。进入新世纪,浙江抗战史研究在抗战损失、细菌战、敌伪政权、抗战善后、人口迁移与社会变迁、交通与社会变迁等方面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出版《浙江抗战损失研究》、《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菌战与隐患》、《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社会影响》等代表性成果。
　　当然,浙江抗战史研究还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就研究史料而言,迄今出版的主要是中共与浙江抗战史料,国民党与浙江正面战场、抗战时期浙江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方面的史料未经系统发掘、整理、出版;就研究领域来说,明显存在着根据地和敌后战场研究多,正面战场及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研究少的问题;就已有成果的质量看,也存在资料汇编性质的成果多,真正的科学研究成果少,专题研究多,系统研究少,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描述性、概述性成果多,有材料、有观点、有深度的研究成果少的问题。
　　要进一步推进浙江抗战史研究,必须注意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在研究范式上必须“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相结合。在很长一个时期,抗战史研究是在“革命史”范式下进行的。这种范式指导下的抗战史研究重在揭示日本侵华战争的危害、中共领导的全民抗战对于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意义,而忽视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研究,使抗战史研究局限于狭小领域。近年来,不少学者主张以“现代化”范式来研究抗战史,注重抗战对中国现代化的破坏及抗战对现代化的“建设”研究,从而大大拓展了抗战史研究视野。但若以此非彼,则又走向另一极端。浙江抗战史研究的拓展与深化,既需要“革命史”范式指导,也需“现代化”范式引领,更需要两者的结合。二是要从全国来看浙江抗战史。只有把浙江抗战史放到全国抗战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中去考察,才能准确提炼浙江抗战史的“个性”,揭示浙江抗战的地位和影响,才能把浙江抗战史研究推向深入,从这个意义上说,必须跳出浙江来研究浙江抗战史。三是加强史料的发掘、整理出版。史料是史学的源头活水,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无论是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深化,还是观点的创新,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史料的发掘,否则,即使“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潘国旗(杭州师范大学)战时国统区金融研究评析
　　战时国统区的金融研究,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就开始了,如王亚南的《战时的经济问题与经济政策》(光明书局1937年版) 、管雪齐的《战时之财政经济与教育文化》(华中图书公司1938年版)等,都涉及到战时的中国金融问题。专门论述战时金融的则有华汉光著《中国货币问题》(长沙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独立出版社编辑的《中日货币战》(1939年版) 、莫萱元编著《战时金融政策》(正中书局1938年版)等。
　　建国后直到改革开放之前,对战时金融的研究成果偶有发表,但尚不系统。直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术界加紧了对战时中国金融史料的整理,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纂的大型史料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洪葭管编著的《中央银行史料(1928. 11 - 1949. 5) 》(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年版) 、《抗战时期西南的金融》(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四联总处史料》(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 、《中国银行史资料汇编》(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等。
　　随着战时金融史料的大量出版,有关战时金融的专著也陆续面世,主要有:张公权著《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 、崔国华著《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财政金融政策》(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另有许多经济史著作中涉及战时金融的内容,如《中国金融简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刘慧宇著《中国中央银行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等。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有关的学术论文也大量刊行,研究的科学性逐渐加强,学者们既注意到了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的消极影响,也肯定了其积极作用和历史必然性。如过去一般认为,国民政府高度垄断的货币金融体制,是造成战时恶性通货膨帐的重要原因。现在有学者从另外的角度考察这一体制形成的原因、运作情况及结果。四联总处是战时国民政府的最高金融机构,它与这一时期的通货膨胀有着最直接的联系,杨菁考察了四联总处成立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及在抗战时期巩固法币信用、维持货币金融体系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也指出了它给国统区金融、经济的发展带来的负面的影响。王红曼就四联总处与战时西南地区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专题论述。另外,刘承斌和姚会元就法币在战时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徐琳就抗战时期的邮政储金汇业局的经营活动进行了专门论述,蔡志新就孔祥熙和和抗战时期通货膨胀的关系进行了重新评价。
　　关于国统区与沦陷区之间金融战的研究也出现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成果。如戴建兵著《金钱与战争———抗战时期货币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齐春风的《抗战时期大后方与沦陷区间的法币流动》(《近代史研究》2003年5期) 、孔庆国、张生的《抗战时期法币的特殊角色述论》(《民国档案》2003年第4期)等。
　　关于战时国民政府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国民政府为克服抗战爆发后所面临的严重财政困难,从一开始就确定了以通货膨胀为中心的财政政策。笔者认为,国民政府在抗战初期采取的是增税、募债、发钞等多管齐下,而以募债为重点的财政政策。从1939年开始的国统区通货膨胀趋势的加速,是国家银行对经济建设的信贷扩张和弥补赤字的财政垫款的增加所导致的,并不是从战争一开始就确定的政策所导致。
　　学术界还对战时国统区的金融进行了地域性研究,如徐旭阳的《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后方国统区金融业发展考察》(《西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刘志英的《抗战时期的浙江地方银行》(《抗日战争研究》2007年第2期) 、王红曼的《四联总处与西南区域金融网络》(《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4期)等。此外,战时后方金融网的建立及运转、工贷、农贷、外汇及股票市场都有相应的研究成果出现。
　　总之,近年来学术界对战时金融的研究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学者们运用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把国民政府的战时金融体制和金融决策放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分析,使研究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当然,目前的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有些领域的史料有待进一步的挖掘,以深化研究的层面;研究中仍存在简单化的现象,以往对国民政府战时金融政策的简单否定当然有失公允,但近年来又出现过高的评价,这也是不客观的,值得引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