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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南京大屠杀研究出现了较为显著的变化,其研究范式开始由重视求证开始转向更加重视求实,这不是一个单纯研究范式的变化,其背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学术研究理念的更新。首先学界开始十分重视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一些南京大屠杀期间西方人士的日记、书信、回忆开始陆续出版,一些日军官兵的战场日记也在中国翻译出版。特别是最近几年由张宪文教授主编的55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相继出版,为学界的求实研究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其次学界的研究更具学理性,其主要表现为:一是南京大屠杀研究视野日益开阔,研究心态更加开放,一些学者的研究开始突破中日民族冲突史的框架,走出南京大屠杀传统研究思路的制约,能够从人类文明史的视角来审视南京大屠杀,而且不同观点的交流、对话、商榷、争论日益学术化。在研究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上,能够走出“求精、求大、求恒”三大误区,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原因时,能够注意到必然和偶然的因素,实事求是地进行学术讨论。二是个案研究的选题更加全面、更加深入,从主要集中关注日军暴行到开始研究诸如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安全区、鼓楼医院、江南水泥厂、南京户籍制度、慈善团体、宗教、村庄记忆和难民心理等,这对全面构建一个立体真实丰富的南京大屠杀史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一些非专业民间人士主动参与搜集、研究、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他们中有的积极调查口述史料,有的拆资建立民间陈列馆,有的建立专题网站,这些活动不仅促进学术研究的深入,而且也有助于广大民众正确认识南京大屠杀。
南京大屠杀最初的求证研究,是南京学界自然的反映,是一个时代的局限。19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逐渐摆脱日本右翼学者的牵制,开始突破政治式的对抗思维,从学术层面上由被动走向主动。当然,南京大屠杀的求实研究仍需要更多学者持续不懈的努力,而只有通过加强学术研究,才能构建一个真实的历史,只有在真实历史基础上的反思,才能“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张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抗日战争史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
抗战史研究的成绩有目共睹,但在以下几个方面可以进一步拓展、深化: (一)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史在中国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历史上很多战争特别重要,如垓下之战奠定汉人(楚人)在中国各古代族群中的突出地位;淝水之战使中原文化得以在江南保存,进而形成中国文化独特的审美情趣和价值核心;海关之战导致清人入关,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基本轮廓⋯⋯但抗日战争是在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业已形成的背景下,中华民族和入侵者的殊死决斗,此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交织在一起,决定中国是彻底沦为外国的殖民地,还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继续发展;决定中国是作为曾经的地理概念、在文化学意义上供后人凭吊研究,还是作为一个世界性大国昂首于各民族之林,中国当今的国际地位是抗日战争决定的,而民族国家整合遇到的问题也是抗日战争的过程中形成的,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钓鱼岛问题等等,不夸张地说,抗日战争是5000年中国文明史上最重要的一战。充分认识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才能把抗战史作为具有重要地位的专门史,如经济史、国际关系史等那样来研究。(二)与上一条相联系,全面建立抗战史研究的范式。目前,主要是在党史、中华民国史和军事史的范畴内研究抗战史的,这无疑具有合理性,但是,抗战史研究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此,以民族主义史的眼光看,抗战时期是中华民族超越族群、党派、地域等因素的一次空前整合,形成了关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和中国人民基本关系的理念;以政治学的观念看,抗战时期是中国民主政治理念重要的发展阶段,国家、政府、党派、民众的互动丰富而复杂,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其他主义之间争取群众和舆论的斗争达到很高的水准;在社会史层面,仅仅是人口的迁徙就值得大力研究,当时中国东部的精英来到西部,不仅改变当地的知识、教育结构,还改变了西部的经济结构、价值体系乃至国家观念;即使在军事学层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依靠自己的落后地区战胜敌人的,世界各大国中,也只有中国做到了,其他的国家在工业中心被摧毁后,基本上决定了胜败⋯⋯所以,建立抗战史研究自己的范式,将有助于我们以新的、更广阔的视野研究抗战。(三)进一步挖掘抗战史研究的资料。抗战史研究的资料极为丰富,目前也已经整理出版了很多,但仍有相当大的空间。初步了解,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俄罗斯甚至意大利的档案馆、图书馆中存有很丰富的相关资料,《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编纂过程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全国各地方档案馆、图书馆也值得高度重视,如浙江各地档案馆的汉奸档案、四川省档案馆的西部开发和教育档案、南通市档案馆的日伪档案等。广泛占有各种来源的资料,不仅是探明历史真相的需要,也将有助于我们更新观念、特别是那些早成“定论”的观念。比如,中国抗战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而日本从事战争的力量,也存在于其民众之中,日本以一个土地狭小、资源匮乏的岛国,几乎与世界各强国为敌,坚持战争10多年,没有一个广泛而有力的动员管理机制、没有其国民的强烈支持,无法想象。可以说,日本全体国民对战争是有责任的,这方面的资料在日本比比皆是。但长期以来,我们囿于“战争责任归于军国主义分子,日本人民是受害者”的“定见”,熟视而无睹,极大地扭曲了对战争性质和过程的认识,也不利于我们深刻总结战争的教训。(四)适当地运用其他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开拓抗战史研究新思路。这方面,外国研究者、包括日本右翼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比如,抗战时期在中共、国民党、日本、伪军、地方派系等多种势力交错的地带,往往有比较繁荣的集市,从事各种“合法”、“非法”的经济交易,仅仅从政治层面来研究,常常有力不从心之慨,而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方法就容易产出出人意表的成果;又比如,日本右翼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的相关照片时,运用了土壤学的知识;再比如,俄罗斯学者在鉴定末代沙皇家庭的遗骨时,运用了DNA鉴定⋯⋯多学科方法,对我们解决抗战时期的一些重要问题,如汉奸心理、细菌战的危害、大屠杀受害者遗骨确认等,具有很重要的借鉴作用。当然,我们注意到已经有国内的学者进行了这些方面有益的尝试。
刘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战争争遗留问题研究中的资料问题
近年来,战争遗留问题一直是中日之间关注的焦点与热点,特别是在民间,掀起了一轮又一轮中国战争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的高潮,虽然这些诉讼基本以中方败诉而结束,但借助民间舆论的推动,战争遗留问题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日军暴行也成为学者研究的热点,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学者都有共识,战争遗留问题的解决既是政治问题,也是学术问题。政治问题非本人学识能侈谈。我在这里仅对作为学术层面的战争遗留问题研究发表一点自己的粗浅看法。
因为我是做资料编辑的,所以我对资料的整理发掘出版更为关注。资料的发掘和积累是研究的基础。俗话说要想做研究,先要搞资料。综观近年来的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有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即是资料的极度匮乏。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是相对于抗战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军事等问题,战争遗留问题可资利用的资料非常有限;第二,从战争遗留问题本身来看,资料的发掘和整理也显得参差不齐。在追究战时日军的战争暴行中,如屠杀、强奸、抢劫以及对劳工的强制等方面的资料,相对来说挖掘起来容易一些,因而这方面的资料显得也丰富一些,特别是南京大屠杀资料的挖掘整理工作做得很有成绩,出版了成系列的资料,但诸如细菌战、毒气战、“慰安妇”等问题,
由于战后日本方面的刻意销毁和隐藏,以及其他种种原因,资料搜寻起来就显得非常吃力。而在对资料搜寻的不懈努力方面,日本学者显然要出色得多,近年来日本防卫厅以及美国国会图书馆等所藏资料的相继发现,即是他们努力的结果。
由于国内战争遗留问题研究相对起步较晚,同时也为了配合民间发起的战争受害者对日诉讼的进行,这几年,研究者更多地把主要精力用于日军各类暴行的事实认证方面,采访受害者,调查受害事实,积累了不少的口述资料。而相关的研究也更多地依赖于这些口述资料,或是日本学者的著述。但口述资料需要档案文献资料互补互证才更为可信。虽然我们在档案材料的挖掘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也出版了一些资料(比如中央档案馆所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 ,但还远远不够,与这几年发表的数量众多的论文和出版的著述相比,仍然是寥若晨星。由于以上原因,使得我们在审视目前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状况时,难免有头重脚轻之感。同时由于资料来源的不一,使得研究中也存在不少矛盾之处以及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更难有高质量的理论性的研究。
当然,在目前的条件下,资料的搜寻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在档案的开放方面还有许多人为设置的门槛。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还是欣喜地看到在挖掘档案材料方面的新进展,比如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中就披露了日军在上海虹口等地强制诱骗中国妇女作“慰安妇”以及慰安所管理条规方面的新材料,虽然量不多,但在“慰安妇”研究方面,终于有了第一手的中文档案材料,多少也让中国学者感到一丝欣慰。这说明,只有做到潜心、耐心,才能有所收获。
其次,战争遗留问题往往直接牵涉到民族感情问题,绝对不带感情色彩的研究是不存在的,但毕竟作为学术研究的战争遗留问题和作为民间诉讼的战争遗留问题是有区别的,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也是很多学者一再呼吁的,应该特别加以注意。此外,我感到在战争遗留问题的研究上还应该注意学术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战争遗留问题往往牵涉到伤亡数字、损失数字、受害数字,我们在得出带有结论性的数字之前,一定要慎之又慎。在研究中,不必急于求成,在无法得出可靠数字之前,不妨存疑,留待新史料、新证据的发现,毕竟,杀一个人和杀上万个人都无法改变日本侵略战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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