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抗战史研究需要更加细化、客观的学术基础
　　作为近代中国融入世界化进程、中国政治格局发生质变的一个特殊时期,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研究以其日益浓重的学术个性、独有的教育意义及与现实政治、外交背景相关联的特性,广受史学界及社会各界甚至相关国家的高度重视。
　　30年来,国内抗日战争史相关资料及论著的出版激增(如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日战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系列档案资料等,张宪文主编《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抗日战争史》等) ,有力推动着研究的深化,抗日战争史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了区域性、个案性、国际化等特点。研究论著涉及领域及对象均相对收缩,诸如华北中共各根据地的战争动员、日伪沦陷区统治及经济掠夺、汉奸群体、敌后国民党军活动的研究;东北沦陷区的日伪统治、经济掠夺、工矿及交通建设、劳工与移民、日本开拓团等;华中地区的汪伪政权统治、战时上海实态、清乡运动;西南地区的战时国统区工矿业、民众生活、文化教育、国民党的组织活动等均有进展,区域性的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抗日战争史的内容,使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变动认识更加深刻。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日军实施化学战、细菌战与毒气战、赴日劳工、战时移民、华北“治安强化运动”、沦陷区各省状况等个案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些研究多集中在以往相对薄弱的沦陷区及社会史领域,起到了纠偏补弱的作用。国际化的表现不仅在于国际交流的大大增加,相关国际学术会议及学者互访大增,理论方法的相互启发及视野的开阔使研究层次也日益提高。由于苏联、美国档案的解密及日本、台湾等地档案的开放,战时中苏关系、国共关系的研究也获得了重要突破。由于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侵华战争性质的活动日多,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也展开了东亚三国共同研究,承担起捍卫史实、回击恶意曲解历史的重大责任。整体而言,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开始呈现出中共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研究齐头并进、个案研究深入、视野日益展宽、问题意识强化的特征。
　　然而,抗日战争史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少遗憾和急待改进之处。一是由于观念及视野的局限,已整理出版的抗战史资料,多集中于中共各根据地方面。而战争影响导致许多资料保留不系统,国共政治斗争也使得各自档案记载的宣传性明显,上层资料较多,而地方状况及民众生活及活动的资料匮乏。加强各地方档案资料的整理与出版,是推动抗战史研究的重要步骤。此外,对经历过抗战的老人进行口述资料的抢救已势在必行。二是抗战史研究存在结构性问题,表现为中共根据地区域的研究多,中共党史研究多,国统区研究少,沦陷区研究更弱;政治史、军事史研究多,人物研究次之,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教育史领域研究较少,心态史、群体史、人口迁移史更少;事件叙述及人物分析多,而相关的理论方法运用极少。三是抗战史研究的细化急需加强,抗战结束至今已有63年,但历次战役的进程及伤亡数量,战时中方总体损失等统计不准确,中日双方军队在华伤亡数字分歧过大,各根据地参加民主选举率过高等问题,都应该认真加以考察。四是抗战史研究需要理性与客观,反击日本右翼势力是必要的,但奠定坚实的研究基础,不迎合激进民族主义情绪,将历史做成铁案才是根本所在。轻率公布一些敏感数字及研究结果,夸大中国战场在“二战”的地位,习惯性贬低国民党政权在战争中的作用,都会形成学术性误导进而导致政治性被动,过去的教训是深刻的。五是应该高度重视国际史学界特别是日本史学界有关昭和史、太平洋战争史及中日战争史的资料的刊布及研究成果,特别应该高度重视所谓的“不同观点”,避免把正常的学术争论都上升到民族国家立场上去思考。六是应重视理论与分析方法的应用,在国际史、全球史等新的研究方法兴起及相关的政治学、军事学、社会学理论日益成熟的今天,在已有基础上将抗日战争置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世界格局重组的背景下重新反思抗日战争史研究,并强化抗日战争史研究的理论层次,才能强化问题意识、充分解读史料信息、准确定位人物与事件,全面提升抗战史的研究层次,推动抗战史研究跟上史学研究的潮流。
　　高晓燕(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日军生化战研究评析
　　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是被国际公约禁止的战争武器,日军在侵华战争中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研制使用生化武器,造成中国军民的严重伤亡,战后又逃脱了国际法庭战争审判。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档案资料的挖掘,对日军生化战问题的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关于细菌战研究。首先,苏联将在伯力审判中日军细菌战部队人员的审判记录集结成册,并译成英、中、日、朝文版发行。在其基础上,日本岛村桥出版了《三千人的活人实验》(原书房1967年) 、山田清三郎出版了《细菌战军事审判》(东邦出版社1974年) 。1982年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诚一通过对原七三一队员的采访,搜集到了大量的资料,出版《恶魔的饱食》一书,揭露出哈尔滨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骇人听闻的罪行。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研究者通过对档案资料的研究整理,出版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细菌战与毒气战》,内容包括日军七三一部队、第一八五五部队、荣字一六四四部队等设立细菌工厂,用中国人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研制细菌,进行细菌战,残害中国军民的罪恶活动情况。
　　国内研究细菌战具有地域性。东北地区对日军七三一部队的研究主要侧重在七三一部队及一○○部队的机构、人体实验、特殊输送等方面。较早的成果有韩晓等著《日军七三一部队罪恶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 。近年来主要成果有:解学诗和松村高夫的《战争与恶疫》、杨玉林的《细菌战》、张志强的《特别输送研究》、哈尔滨市社科院金成民的《日本军细菌战》等论著。黑龙江省出版了《“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军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辽宁省也出版了《罪恶的“七三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档案史料选编》,推动了研究的进一步发展。200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七三一部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标志着研究上升到新水平。华北地区以研究一八五五部队为主,战后旧日军官兵的回忆及该部队遗物的发现对研究影响巨大。成果主要有谢忠厚撰写的《华北(甲) 1855细菌部队之研究》等。北京大学徐勇撰文“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系统介绍了这一地区的研究状况。湖南常德地区成立专门细菌战研究机构,召开国际学术会议,影响很大。出版论文集《揭开黑幕》( 2003年)等一批研究成果。江浙地区以诉讼带动研究,组织受害者进行实证调查。为研究留下大量珍贵的口述资料。主要成果有邱明轩的《菌战与隐患》、《罪债难忘》等。山东地区崔维志等著《鲁西细菌战大揭密》、广东社科院的沙东迅著《揭开8640之谜———侵华日军在粤秘密进行细菌战大曝光》等等。
　　对日军细菌战研究呈深入发展之态,研究深度和广度增加,口述资料受到重视。但是一些新资料有待整理利用,如已解密的美国在战后审判中有关七三一部队资料及日本方面中国受日军细菌战伤害的诉讼资料等。
　　关于化学战研究。1983年,日本松村高夫教授找到了旧日本军队使用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和化学实验的报告。1993年,日本学者吉见义明等找到了原日本陆军一部分重要军官的业务日记。此后日本学者推出《毒气战资料》Ⅰ、Ⅱ。1989年中央档案馆等出版《细菌战与毒气战》。日军化学战罪行被揭露出来。
　　从1990年代,步平开始日军化学战研究,利用大量日本方面的资料,结合到日本进行实地调查,对生产毒气的大久野岛和培训化学战军官的习志野学校做了深入研究。对日军化学战实施研究,防化指挥工程学院纪学仁研究较早,著作有《化学战史》、《日军化学战800例》等。东北在沦陷时期成为日军化学战的实验场,黑龙江省社科院历史所调查与研究了齐齐哈尔日军五一六毒气部队的化学战实验。还对山西、河北等地日军实施化学战情况进行实地考察,结合日本资料,推出一批研究成果:《阳光下的罪恶》、《化学战》、《日本在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等。还有战后日军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中国,主要集中在东北地区,而且不断造成伤害。黑龙江省社科院课题组考察了集中掩埋地———吉林省敦化哈尔巴岭,调查毒气伤害事件。主要成果有《日军遗弃的毒气武器》(明石书店1996年) 、“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综考———兼评‘5、15’判决书”(抗日战争研究2003年第2期) 。此外,日本学者近年也出版了《日军在中国山西省的毒气战》(粟屋宪太郎) 、《毒气战与日本军》(吉见义明) 、《日军的毒气武器》(松野诚也)等一大批研究成果。